辛亥革命果實最終被袁世凱竊取,中國反帝反封建任務並沒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敗了.　　

領導這次革命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缺乏明確反帝綱領和具體行動,由於資產階級歷史的侷限性,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帝國主義的本質的認識不清楚.

從同盟會到南京臨時政府,他們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他們認為建立資產階級國家,西方是會贊成的,孫中山不僅沒有辨明對帝國主義的所謂“中立”的偽裝,反而在《告各友邦書》中以承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權益為代價,和帝國主義維持友好關係.資產階級的如此妥協,革命實難繼續下去.　　

資產階級把革命目標只限於反對清朝皇帝,他們認為“清帝退位”就是專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為如此,這恰恰給了那些擅於投機取巧的立憲派和舊官僚以可乘之機,後來袁世凱以清帝退位為交換條件竊取政權,破壞革命,革命派不僅沒能識破袁世凱的反革命兩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凱作為同盟者,這就說明革命派對反對封建主義是不徹底性.　　

辛亥革命的領導者未能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參加鬥爭.在同盟會的綱領中,雖然提出“平均地權”口號,但實際上並沒有被全體革命黨人所接受,也沒能找到解決土地問題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實行“平均地權”,從而失去動員農民群眾的作用,既然革命黨失掉農民的支援,就把注意力轉到新軍和會黨.

正是由於脫離人民群眾,革命力量才是顯得十分弱小,毛澤東曾指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因而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勾結下,革命遭到失敗是在所難免的.

誰說的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應該是孫大炮！他說的話就是真理？就是事實？所以，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句謊言。

這種說法事實上是有問題的，辛亥革命是在革命黨人、立憲黨人及袁世凱的北洋系三方合作下，才取得成功的。武昌起義發起後，革命黨人缺少資金，無力北伐。胡漢民回憶說，一次安徽前線告急，糧餉皆缺。孫總統大筆一揮——撥款20萬，他不知道所謂國庫中僅有銀元10塊。

於是革命黨人希望透過談判，說服袁世凱，讓他附和革命，共同推翻清廷。革命黨承諾，如果袁世凱促成清帝退位，那就選舉其為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為讓袁世凱放心，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特別說明“如清帝實行退位，宣佈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佈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再後來，我們知道，在袁世凱的壓力下，隆裕太后被迫同意退位。孫中山也兌現之前的諾言，向臨時參議院請辭，並推薦袁世凱繼任：“此次清帝遜位，南北統一，袁君之力實多……且袁君富於經驗，民國統一，賴有建設之才，故敢以私見貢薦於貴院。”臨時參議院隨即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1913年10月，國會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這個總統職位，確實是和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績相稱的。至於其稱帝的錯誤，則是後話。

革命尚未成功哪裡來的成果，他們打進北京了。統一全國了各地行政管理部門建立了，滿清滅了！只是剛剛拿下半個南方，臨時組建了一個班子。孫中山一點權利都沒有，南方軍閥都明白壓根就打不到北京。孫中山更明白袁世凱手中有軍隊有錢有武器。只有袁世凱才是逼退滿清最佳人選，袁世凱也明白滿清滅亡是早晚的事，剿滅南方政府已經是不可能。人心思共和制已經是定居，再僵持國家統一無望甚至會分裂。滿清皇帝退位成立共和國才能保持國家統一。能達到那麼高的地位，袁世凱對國家民族還是有感情的。袁世凱才是保護滿清提五族共和之中華民國，維護國家統一解決反對外蒙古獨立。對日本袁世凱多方周旋最大程度維護國家利益。袁世凱才是推動了辛亥革命成果，怎麼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了。沒有袁世凱靈活妥協，辛亥革命哪來的果實。袁世凱稱帝完全是被手下的馬屁精和他兒子忽悠的！

想都不要想指望孫中山能打到北京。

完全認同，多事之秋，袁使我漢不流血法理上合法繼承清1200萬平方公里土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對比袁不一定的錯誤，後來者那一個比他少，，多看看歷史資料在評價袁，，不能僅限於教科書

首先要說明的是袁世凱沒有竊取革命果實，更不是竊國大盜。

沒有袁世凱和孫中山的合作就沒有中華民國的誕生。和平解決國體問題是袁世凱最大的功勞。當時辛亥革命在武昌起義成功，袁世凱二次出山擔任清朝內閣總理大臣。本來可以立即攻克武漢三鎮，但袁世凱（出於自私目的）卻希望和平解決。這時候袁世凱已經實際上掌握了清朝實際權力。無論出於何種目的，願意和平解決是最好的方式。南北和談就是在孫中山的革命黨與立憲派，以及其他反清組織與袁世凱掌控的北洋集團主持下開始談判的。在當時，武力推翻袁世凱北洋集團主政下的大清根本不可能，即便可以，也要付出最慘重的代價，極有可能引來外國武力干涉。但大清在當時的道義上，法理上，已經是失去了實際法統意義，袁世凱的北洋集團就代表清廷來解決國體問題。因此如何解決國體問題，不僅是革命黨的問題，也是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問題。經過幾番談判，最終達成協議。中國和平的解決國體問題。是值得慶幸的。而這一切，功績應該屬於孫中山和袁世凱。

依照南北和談的條件，誰讓清廷退位，誰就是民國首任合法大總統，不是孫中山高風亮節，也不是被迫。孫中山退位是和談條件之一，而且孫中山當臨時大總統時候沒有任何國家承認，但袁世凱當總統國際社會立即承認，而且和中華民國建交。袁世凱完全是合法合理的中華民國大總統。至於以後袁世凱廢除《臨時約法》，自認終身總統，甚至廢除民國，恢復帝制。開歷史倒車。這是袁世凱的錯誤和失敗，也是國家體制的不完善造成的。

袁世凱以後的作為是失敗的，錯誤的，但就辛亥革命而言。袁世凱的功勞和孫中山一樣的，絕沒有所謂竊取辛亥革命果實的說法。

回眸讀書期間，老師說袁世凱是竊國大盜，賣國賊。現在一切真相大白，不言而喻。。

歷史是一面鏡子，必分清事非的。1911年1O月1O日武昌起義爆發，很快席捲全國，清廷派北洋軍鎮壓，雙方呈膠著狀態。十多個省份宣告脫離大清，攝政王載灃唯有任命袁世凱為北洋大臣，統領新軍，南下剿滅起義軍。但袁世凱權衡盤算，認為大清己呈落敗之勢，不可救藥，由於其大權在握，和平逼宮，致隆裕大後寫退位詔書，大清滅亡。

民國與大清政權更迭，是歷史上唯一的和平更迭政權，而免千萬人陷於戰爭之中，免廣大人民於生靈塗炭。和平更迭，讓民國繼承大清廣褒領土。袁公對中華民族是有貢獻的，避免再次內戰，避免民眾不受戰爭之苦。

為什麼說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果實呢？我認為袁世凱不滿意做總統。因為他只能看到皇帝不但是終身制，而且可以傳位子孫。皇帝是當時唯一法理地化身。下面地奴才給自己硊著說話，唯唯諾諾，生殺大權集於一身，出宮排場何等風光。整個國家的領土及領土上面及下面地事物都是皇帝一個人地。而總統一說，就算正式，那有能怎麼樣。到期了，還不是國會選，合格了繼續幹，不合格還不是下臺，也不能傳給子孫。因為人家西方國家對總統是五年一改選，最多任兩屆。袁世凱看在眼裡，恨在心頭。冒天下大不諱，開歷史倒車毅然當皇帝。所以其最終改變了革命性質和意義，又回到封建社會中。所以他算是竊國大盜。使孫中山先生不得不二次革命，從頭再來！

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真的談不上，他完全可以南消滅革命黨，北推翻滿清，坐上皇帝寶座。是儒家思想使袁功虧一簣，他是借用革命黨的壓力，讓滿清和平退位，以顯自己對皇室的忠誠，這是君臣之禮。對南方是江湖之義，並非內心認可民主民權，透過一系列的運作，讓孫退出總統之選（智），孫也是有自知之明的明白人，順水推袁任大總。袁用仁的手段（仁），讓皇權和革命黨雙方乖乖讓道，登上了權力的頂峰，完全是他能力的體現！正因為他只是玩權高手，沒有革命的信仰，沒有政治智慧，最終走上失敗的道路。

孫中山是一個思想家，有革新的信念，他引領了時代的脈搏的跳動，在政治上孫比袁偉大。但在治國謀權，推翻前朝的功績和能力上來說，比袁差的不是一個等級。袁仁義禮智都有，但缺信。也是仁義禮讓他左右逢緣，而沒有信讓他失信於民，袁講究中庸不果斷而未能立下自己的天地。

辛亥革命是一個時期的產物，它沒有領導者。武昌起義之前，孫黃的同盟會大大小小起義有二十次，無一成功。後來因為四川發生了保路運動，清政府因為四川的力量不夠，而抽調了武昌部分新軍去四川，從而武昌相對空虛一些。在武昌新軍有一定基礎的文學社和共進會發動了起義，因群龍無首他們推舉了黎元洪為總督，這個效果很好啊，比孫黃驅除韃虜更有號召力，迅速瓦解清各省軍隊的向心力。先後有十七省的新軍或政府要員響應武昌義舉而宣佈脫離清政府管轄，其中有三省是同盟會控制，大家投票選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也許有武昌起義指揮是孫武的緣故吧）。袁世凱率領北洋軍一路南下，勢如破竹，打下漢口、漢陽，炮轟武昌。十八省的新軍領導大多是袁世凱的部下，而各革命團體又沒什麼軍事實力，辛亥革命成果夭折是板上釘釘。袁世凱有心、孫中山無奈、清政府無力，事情最終和平解決。清皇帝退位，十七省投票，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客觀講袁世凱憑票數當選，談不上竊取，而且清政府確實也是他和平逼退的，還保住中國版圖的完整、民族的團結，雖然有稱帝的汙點，還是功大於過。

沒有袁世凱，哪他媽來的革命果實？就憑孫文那幾條破槍想推翻清廷根本不可能。袁世凱統領的北洋六鎮剿滅革命軍的時間不會超出半年。對於革命先行者不想過多評論，他絕不是我們在課堂上知道的孫中山。袁世凱也更不是被醜化了的袁世凱。袁氏的民國其實很民國。

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號容庵，漢族，河南項城人，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曾是北洋軍閥的領導人。辛亥革命爆發後，為結束南北對立，1912年1月25日，袁世凱及各北洋將領通電支援共和;2月12日，袁世凱逼迫清帝遜位，隆裕太后接受優待條件，清朝對中國的統治宣告終止;2月15日，南京臨時參議員正式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在很多人看來，袁世凱從反革命到支援共和再到當選為中華民國的總統是為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然而小編不以為然，小編認為袁世凱當選為民國總統乃是實至名歸!從革命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來看，辛亥革命有其自身致命的侷限性。

首先，從南方政權的構成來看，是極其複雜和分散的，革命的力量包括資產階級、秘密社會團體等，這些會黨、秘密團體很多都缺乏先進的民主革命思想，以至於當時的南方政權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統一的革命政權，這也導致這些力量在根本利益上不可能同心同德，如在陝西，“哥老會成立的隊伍多不服從調遣，更不願意接受同盟會的指揮;而同盟會方面，當時又沒有自己組成的完整的部隊。”至於辛亥革命後宣佈獨立各省的封建官僚，更是見風使舵的投機分子，他們關心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自身的根本利益，正如袁世凱所說的：“至各省紛紛獨立，餘觀之與和議亦不甚暌離，當時政府之權利，既不能行於各省省會，其省會中必有數人宣佈近於獨立之政體，其實非全然獨立，有數省，權尚在保守派之手，則跡近中立耳。其題目在推翻專制，其目的在保治安民，保護人民財產，愈言共和，愈言中立”。

例如，在武昌起義勝利後，隨著鄂軍都督府的建立，同盟會就與那些封建投機分子展開了爭權奪利的傾軋競爭，府下民政部長湯華龍委派胡瑞麟為財政司長，就職幾天就被趕下臺來，而湯化龍嚇得不敢到部，使民政部成為一個名存實亡的機關。同時在那些所謂脫離清政府宣佈獨立的省會更是出現一些與革命不搭配的奇怪現象：山東巡撫孫寶琦是湊請清政府得到許可才宣佈獨立的，是一種“奉旨革命”，東三省總督趙爾專迫於壓力乾脆就組織一個“東三省保安會”，以“會長”代替“總督”，而這竟然也成為了一種“反清革命”;其他如甘肅都督宣佈獨立但卻仍舊拖著一條長辮子，還禁止管轄範圍內的民眾剪辯，至於新疆都督袁大化則還保留著紅頂花翎······

如此不倫不類的獨立現象，一方面說明了革命的不徹底性，另一方面也預示著這個政權在革命之後必將發生的動盪乃至瀕臨流產，這個佔全國大部分疆域的新“革命政權”看上去似有吞吐清王朝之勢，然其實質上並沒有牢固的根基，可以說是“外強中乾”，所以當它面臨著袁世凱北洋新軍的威脅時就顯得不堪一擊。

其次，就革命的影響而言，還是極其有限且界限分明的。辛亥革命未能從根本上觸動中國農村的封建勢力，誠如列寧所說：辛亥革命後的農村和農民，是“非常閉塞，消極被動的，沒有知識，對政治漠不關心”。也就是說辛亥革命忽視了作為最底層的廣大勞動人民的力量，雖然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帶來了全國多省的獨立，但那僅限於上層階級(而且是極其狡猾、奸詐的階級)，而最憨厚朴實、最迫切改善自身命運的最下層民眾並沒有從革命中得到最實質性的“優惠”，他們的政治思想意識也沒有得到“感染”，革命黨人沒有甚至害怕發動人民，致使勞動人民所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溫飽問題，不求政治權而只求生存權。

因此，當統治上層鬧劇頻仍，派系鬥爭不可開交的時候，廣大人民群眾對於政局的變動漠不關心，也無從關心。就連一開始為脫離專制，“不惜生命財產贊助辛亥革命大舉”的民族資產階級工商界，在後期“二次革命”中也對革命產生了極端的恐懼，甚至在一些地區，由商會出面，勸討袁軍“讓城別走，以求安寧”。他們害怕戰爭影響其實業的發展，多方反對討袁，表示“效忠政府，服從命令”。而對討袁軍無不表示冷漠和厭惡，起義省之商會、商團，或公開反對，或消極抵制。總之，一律“絕其資助”。由此不難看出，在新舊政權交替、社會動盪不安的年代，對於生活在中下層的民眾來說，他們更關注的是自身的利益，而辛亥革命所倡導的“三民主義”、所勾畫的“民主共和政體”對他們而言還不如“吃一頓飽飯”來的實在，而在我看來，在一個分裂的時代，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治，單靠尚處於“雛形期”的民主共和是很難實現國家的富強的，而對於辛亥革命來說，忽視或沒有充分利用中下層力量的革命是很難取得成功的，這也是在與袁世凱對抗中其處於下風的重要因素。

再次，從當時南北雙方的軍事實力對比來看，南方顯然處於弱勢。較之軍費，袁氏政權不僅依靠著苟延殘喘的清王朝“挾天子以令諸侯”透過各種稅收來補充給養，同時還依靠與列強的關係向帝國主義國家借款以此來擴大自己的實力，除此之外，還控制著民間強有力的財閥如江浙財閥，使其沒有後顧之憂;而南方政權則異常慘淡，為解決財政危機，孫中山曾一度發行過軍需債券一億元，但所及之地範圍很小，且難於施行，致使“一場大動干戈的民國公債實際所募入款不過僅500萬元而已”。之後孫又先後抵押漢冶萍公司財產、蘇浙鐵路等籌集軍費，但相對於革命黨人所需的巨大軍費，無異於杯水車薪。負責前線戰事的最高長官黃興則因軍費問題以致“寢食俱廢，至於吐血”

在軍事上，袁氏擁有比較健全的且對其忠心的北洋新軍，其陣營統一，他們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而南方政權，軍隊則沒有統一的編制，力量分散，當時革命黨人所持有的軍隊，不是舊時軍隊，便是綠林出身，大都軍紀極差，新思想淡薄。特別是當越來越多的舊軍官和地方實力派掌握了軍隊之後，他們或盤踞地方，或擁兵自重，很難調遣指揮。如1912年元月上旬，於南北停戰即將期滿之際，孫中山曾經擬就過一個雄心勃勃的六路北伐計劃，但“終因中央財政的匱乏和革命黨內部的響應寥寥而流產”。因此，可以說來，袁氏擊敗孫氏當上總統是以兩者為首的各集團軍事、經濟實力懸殊的結果。

在袁世凱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的過程中，袁世凱本人及其所掌控的北洋集團在其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

首先，從真正意義上推翻清王朝的角度來看，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是民國初年葬送清王朝的最直接的力量。如前所說，辛亥革命的組成部分極其複雜，且其能真正調得動的軍事力量也非常有限，雖然武昌起義後，革命洪流洶湧澎湃，清王朝已到搖搖欲墜的地步，但在袁世凱轉投革命之前，孫氏力量還不是清王朝的對手，雖然獨立之省達17個，然北京方面依然控制著直隸、山東、蒙古，東三省等，且擁有裝備完備的新軍，武昌起義後，1911年10月27日，清王朝再授袁為欽差大臣統帥陸海軍各部(尤以馮國璋、段祺瑞所部為主)開始反攻武漢，而革命軍方面黃興雖抵達武漢與清軍激戰，但漢口、漢陽再度被清軍佔領;此後，革命軍雖於1911年12月2日攻佔南京，但在袁世凱進逼武昌並先後提出南北停戰議和的情況下，南方最終屈服了，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凱的威逼利誘下，清廷正式宣佈退位詔書，清王朝的封建統治正式結束。

誠然，我們不可否認辛亥革命給清王朝統治所帶來的打擊，沒有革命，清王朝也許還會苟延殘喘若年，然就現實情況而言，袁氏力量在推翻清王朝統治過程中卻發揮著很直接的也是很致命的一擊的作用，不管袁世凱抱什麼樣的心態，假使他愚忠於清王朝，堅持鎮壓革命，或許“民主共和”歷史還得往後推遲。因此，在推翻清王朝過程中除了看到孫氏的豐功偉績外，袁氏政權的力量也不容忽視

次之，從袁世凱個人的角度來看，袁氏並非是守舊之人。立憲運動是清末新政運動的一個重大內容，由各種政治派別促成的這一股歷史潮流，毫無疑問是中國政治體制近代化的一次嘗試，而其時身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不僅參與了此次運動並在整個運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的官僚立憲派也得到了在野的資產階級立憲派的支援，早在1903年間，資產階級立憲派代表張謇就親自致函袁氏，以日本明治維新元勳伊藤、坂垣相期許，竭力請他贊成立憲事業。對於張氏的寄託，袁世凱也做了積極的迴應，將其“預備立憲”的帖子“分條討論，繕成說帖”。另外據張玉法說法，袁世凱對清末的立憲態度是積極的，也是當時地方官僚中“最為激進”的立憲勢力。在袁世凱看來，要挽救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預備立憲。

袁世凱的立憲主張得到了相當一批地方實力派的支援。著名的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就是在他們的推動下促成的---1905年5月底，袁世凱、張之洞等聯銜光緒皇帝請求實行立憲政體，在反覆斟酌之後，清廷終決定派遣五大臣分赴歐美考察，學習西方政治。1906年由考洋大臣提議的仿照立憲國的成例，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責任，互不統屬”的《新官制改革案》出臺，圍繞此方案，以袁世凱為首的贊成派和以載灃為首的反對派展開了激烈的爭鬥，在此基礎上的兩股勢力的相互傾軋最終導致了“丁未政潮”，很明顯，這場大爭論中都包含有各自的利益盤算，但是從整個近代歷史發展的潮流來看，以袁世凱為首的立憲派毫無疑問是對傳統守舊思想的一種突破，在中國政治近代化上也起到了一定的加速作用。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袁世凱在提出出山的六項條件中有兩條就是開國會和成立責任內閣制，由於袁世凱對君主立憲的態度非常積極，因此在當時中上層資產階級都對袁產生了良好的印象，並在其身上寄託了對於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希望，這也是為什麼在辛亥革命爆發後袁氏能從革命黨人手中奪取政權的一個重要原因，而絕非是“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

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由君主立憲倒向了民主共和，雖然其中更多的是為自己的權利地位謀劃，但至少在表面上使“民主共和”成了一個統一的觀念。因此，我們不難發現，袁世凱本人並不是守舊之人，某種程度上是順應潮流(至少表面上是)的，而由此所導致的中上層資產階級對其的支援則是其在民初取得革命政權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最後，從革命政權的過渡過程來看，袁氏當權實際上是袁世凱與革命黨人之間所達成的一種協議、政治承諾。1911年11月30日，南方代表在漢口英租界地的順昌洋行舉行了革命軍各省區的第一次代表會議，會上部分代表認為：清政府名存實亡，現在的問題不存在於革命軍與清政府之間，而存在於革命軍與袁世凱之間;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應當說服袁以一舉之勞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國;如果袁願意接受這個條件，革命軍應當推舉他為臨時總統以促其成。12月2日，代表會議通過了“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世凱反正歸來”的決議案;同時期，革命軍鄂軍都督黎元洪也寫信給袁世凱稱“公果能與吾徒共舉大義，將見四百兆人，皆皈心於公，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也”;12月中旬，革命黨領袖黃興也致電袁世凱稱：袁世凱若能贊成共和，則“中華民國大總統一位，斷是項城無疑”;汪精衛也提出保證：“項城雄視天下，物望所歸，元首匪異人任”;除以上之人外，其後又有其他若干革命黨人表達了同樣的承諾。

1911年12月29日，在孫中山宣誓蒞職的前兩天，其就致電袁世凱解釋自己即將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原委，稱：“文前日抵滬，固文雖暫時承名，而虛位以待之心，終所以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之渴望”，同時，就在孫中山宣誓就職的當日，1912年1月1日他再次致電袁世凱，表示自己“虛位以待”的誠意：“文不忍南北戰爭，文承各省推薦，誓詞俱在，區區此心，天日鑑之，若以文為有誘敵之意，則誤會矣”;南北談判期間，迫於形勢，孫中山在給汪精衛的覆函中公開通電並昭示華人：“如清帝退位，宣佈共和，臨時政府絕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佈辭職，以公以能，首推袁氏”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佈退位，13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正式提出辭呈，並舉薦袁世凱以自代，電中稱“今日本大總統提出辭職，且袁君富於經驗，民國統一，賴有建設人才，故敢以私見貢薦於貴院，請為民國前途熟計，無失當選之人，大局幸甚。”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無可厚非，袁世凱從革命黨人手中奪取政權自有其權謀與奸計在其中，但是或許我們也得承認自革命政權建立以來，革命黨人就一直關注並對袁世凱寄予著“厚望”，孫氏的讓權與其說是革命黨人的妥協倒不如說是實力的不濟，是一種很現實的“無奈”，而袁氏執掌政權既是實力所致，同時也是革命黨人對其在法律上所給予的一種政治承諾，所達成的一種政治協議，更毋寧說是“竊取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誰敢說袁氏在清帝退位上，在推翻封建帝制上沒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呢?

從外部因素來看，袁氏政權有列強的支援。晚清民初的中國還是一個分裂、混亂的時代，列強為了各自的利益，極力尋求自己的代言人，因此一個政權的穩定的背後往往少不了列強的支援。而袁氏政權就是列強們所“心儀”的物件，成了他們的“寵兒”。辛亥革命發生不久後，列強們就積極聯絡袁世凱，為袁氏政權提供依靠，當時作為袁世凱秘書的在華西方記者莫理循在與友人談到這一時期中國政局的混亂時就說到：“袁世凱是皇室唯一的希望，在中國有好聲譽;在外國有好名聲，是唯一可以從目前的動亂中恢復秩序的一個人”。

而且列強們還認為“如果清朝獲得像袁世凱這樣強有力的人襄助，叛亂自得平息”，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和朱爾典一道，極力吹噓袁是“弱國中的強人”，如果沒有這個“強人”，中國社會秩序就難於保持，同時又極力散佈一種收拾中國殘局“非袁不可”的空氣而與此相反，在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看來，當時的孫中山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搗亂分子”或者認為他只是“一個來自廣東省的地方性人物”，“只是放大炮”，根本不具有領袖全國的資格。

不可否認，袁世凱在政治生涯中抹不掉其大奸大惡的一面，但是從客觀上講袁世凱在推翻清王朝統治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直接和重要的，袁世凱從革命黨人手中接管政權是實至名歸的，有關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的說法是不科學的。

這個問題應該是從中學歷史教科書上的來的吧！不過“大正”認為這個問題定義本身就有問題。

首先袁世凱並沒有竊取革命果實，而是透過自己的努力獲得的。

大家都知道在1911年爆發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辛亥革命，爆發地點在武漢，是一些革命先烈和崇尚革命新軍趁著清軍調兵鎮壓四川保路運動，湖北防守空虛時機爆發的。

後來南方革命黨人在南方各省分分起義，頗有一片星星之火燎原之勢，武漢起義取得成功，還成立武漢軍政府，南方十幾個省也陸續取得區域性勝利，開始宣佈獨立，最後全國革命黨人齊聚南京，推薦剛從海外歸來的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然而熟讀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可是個燙手熱山芋，加上中華民國根本控制不了全國局勢，就是南方局勢都控制不了，南方這些省份只是名義上在中華民國統轄範圍內，實際上中華民國政府的政令幾乎不出南京，這些省份實權都被一下魚龍混雜革命投機分子、軍官、舊官僚把控。

而且這些省份軍頭們分分向中華民國政府要錢、要權，本來孫先生認為只要當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可以掌控整個局勢，其實是想多了，這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就是一個空殼子，內部矛盾重重，一個簡單鬆散聯的合體，其實是各自為戰。

而這時清朝並沒有滅亡，名義上還擁有者廣大北方地區，是中國的合法政府，辛亥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然而中國北方大部分省份都是被權臣袁世凱的北洋新軍所掌控。

就在這種狀況下，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袁世凱談判，如果袁世凱能勸說清帝退位，就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以退為進，以更小代價獲得中華民國全國統一。

後來歷史我們也知道了，袁世凱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達成了協議，袁世凱也做到讓清朝皇帝溥儀退位，釋出退位詔書，促進中華民國兵不血刃統一全國，這可算一個了不起功績，而且開了一個很好的頭，就是有些政治問題不一定透過暴力革命解決，還可以透過政治談判。

而袁世凱做到自己承諾，獲得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這是自己努力獲得的，而且就當時局勢而言，唯一能掌控全國局勢震得住全國各方面勢力的人只有袁世凱，而且袁世凱也為維護全國統一做了很多貢獻。

但袁世凱倒行逆施稱帝，違背歷史發展趨勢，遭受罵名這也是無可厚非，加上死得比較早，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新軍變成了北洋軍閥，互相混戰，加上南方依然是革命鬧不停，本來很好發展局勢的中國變的一片混亂，導致四分五裂，還真是時也命也！

最後“大正”想說的是從種種歷史跡象表明，袁世凱沒有竊取辛亥革命勝利果實，而是透過努力獲得應得的東西，更不是什麼竊國大盜，汙點就是倒行逆施的稱帝，最終沒有得到善終也算是對他的懲罰吧。

另外“大正”認為這個辛亥革命勝利果實其實不怎麼樣，幾乎是有皮無瓤。

1911年中國迎來了鉅變，被滿清視為叛賊的革命黨崛起了，他們在南方已經勢不可擋，大清王朝岌岌可危，這時，一個老謀深算的人物應世而出，他便是袁世凱。

革命黨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在南方不斷暴動，而此時大清的最高權力落入了袁世凱手中，他手裡的北洋新軍成為了當時最為龐大的武裝勢力，革命之勢不可擋，南方省份不斷宣佈獨立，滿清皇族退位已經成必然之事，但此時的中國，袁世凱卻有著極大的權力以及聲望。

在革命黨的討伐中，大清不得已派出袁世凱與其協商，後來孫中山先生答應了袁世凱的要求。那就是，建立共和政府，袁世凱任總統，溥儀退位，給予優待。

不得不說，袁世凱的算盤打的真好，靠滿清皇族發家，借革命黨逼迫滿清退位，權力落入袁世凱手中。之後，袁世凱復闢，僅僅不足白天，便在全華人民聲討中鬱鬱而終。

現有很多人在網上貶孫揚袁，把孫中山蔑稱為“孫大炮”，意為空談家，把袁世凱稱為實幹家，清朝滅亡的最大功臣。這種論調與現在很多歷史“翻案”風相符，好象延續了多年的歷史人物評判，到這些人嘴裡都是錯誤的。

袁世凱是個投機政客，這是毫無疑問的。戊戌變法時，慈禧還在世，袁世凱恐懼慈禧的權威，最終把維新黨的計劃告密給慈禧，出賣了革命黨。慈禧死後，攝政王載灃看出袁世凱的野心，曾經冷落了一段，只是袁世凱和他的北洋軍早已尾大不掉，所以不得不重新啟用袁世凱。

辛亥革命爆發後，清政府派袁世凱的北洋軍前往南方鎮壓，只是革命形勢發展的太快了，派往武昌的新軍也叛變了清朝，順應了革命潮流。另外，全國各地革命在兩個月內有十五個省宣佈脫離清政府。這種形勢下，慣於投機的袁世凱順勢倒戈，逼迫清廷退位，清廷看到大勢已去，只能給自已找個臺階下了。這樣，袁世凱就成了革命的“最大功臣了”。

從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兵，到戊戌變法他倒向慈禧，再到辛亥革命他逼迫清廷退位，每一次大的抉擇前，袁世凱從未失手過，只是後來形勢的發展讓他衝昏了頭腦。孫中山的同盟黨由於力量弱小，被迫對袁做了一次次讓步，但這卻讓袁世凱認為，中國已經在他掌控之中，稱帝也就是改個名而已，但他這次失算了。

政治是互相妥協的產物，如果雙方都不想妥協，做出一些讓步，還交流什麼，那就變成你死我活，雙方都得不到東西。

孫中山先把清朝給打殘了，這時候袁世凱在想要不要補刀清朝，但我袁世凱也得拿一些好處。很顯然，孫中山答應了他一些條件，袁世凱完成最後的補刀。如果雙方不妥協的話，將會死更多的人，對於國家也不利。當然，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隊獲得的收益最多，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說法。

這一次妥協還是挺好的，只是最後袁世凱稱帝，不然的話，他會成為一個正面形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