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焚的是鼓吹封建思想，復辟禮治、人治社會的書，戰國時代中國主流諸侯國已經進入法治社會，封建思想已經不得民心，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卻還在鼓吹禮治，《老子》當中有“夫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可見禮治是被先賢深刻批判的。這裡的“禮”不是我們心中那種自然的“禮”，而是愈演愈烈的私“禮”。

拿當下舉例，各朝各代開國之初，都崇尚簡樸，官吏之間嚴謹請客送禮，民間也移風易俗，禁止鋪張浪費。但是隨著統治的穩定，社會風氣就開始轉變，禮尚往來相互攀比，小到婚喪嫁娶隨份子，大到專案招標，人事管理。從民間到官府，禮藉著感情聯絡親情維繫的理由大行其道～。

王朝從興起到腐敗，再到滅亡。這個怪圈是誰推動的？利益集團，他們鼓吹禮治，鼓吹私情大於法律，這個原理西方也是一樣的，他們為什麼鼓吹自由主義？鼓吹私人的利益不可侵犯？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西方自由主義也走到末路了。

二中國的先賢早在兩千年前就深刻的揭示了公理大於私情的道理，戰國時代他們大力推動法治，宣揚公理，那個時代成了天下為公的時代，布衣馳騖的時代。

舊貴族利益集團，他們反對法治鼓吹禮治得有理論基礎啊，這基礎就是一部分詩書，秦國要徹底推行法治就必須控制這些言論，現在我們國家允許你私人的學校裡用自己的教材嗎？你用一個臺灣版本的教科書，看看行不行？

儒家是鼓吹復辟禮治的主要學派，他們當然要反對了，但是當時他們也沒辦法，後來直到漢武帝儒術獨尊以後，他們才開始在官方輿論中瘋狂批判、詆譭當時的焚書事件。而坑殺的幾個騙取經費的術士也被編造成儒生，放大鼓吹了幾千年。他們這麼罵秦始皇，其實他們最恨的不是秦始皇，而是秦始皇的法治！

這個“焚書坑儒”其實歷史上並沒有這麼嚴重，後世因為漢武帝的統治需要，開始汙始皇帝，隨後影響後世……

回到歷史現場，通過當時的歷史記載和相關文物佐證，我們會發現始皇帝“焚書”燒的《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以及私藏的《詩經》、《尚書》等書籍，燒的書並沒有宣傳的這麼嚴重。他挖坑埋的也不是儒家的人，這都是漢武帝宣傳的效果，他實際上埋的是那幫騙他的方士（以長生不老的理由，騙秦始皇修仙、煉丹以獲得利益的人）。

一切汙衊始皇帝的事件，都從漢武帝時期開始……

1、漢武帝之前推崇始皇帝

劉邦只比秦始皇小三歲，算是同輩人，他終身崇敬秦始皇，因此他的西漢從領土、人民、制度，一直到意識形態都全面繼承，自視為秦始皇的繼承人。他臨時之前，怕自己走後，沒人看好自己的偶像陵墓，還專門發了一個詔書，表明自己對於偉人的態度。

詔書見於《史記.高祖本紀》，摘要如下“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緡王、趙悼襄王皆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其中，楚隱王陳涉是發動大澤鄉起義的陳勝，他同魏安釐王、齊緡王、趙悼襄王一樣設定十戶的守墓人。魏公子無忌不是帝王，是劉邦所景仰的遊俠世界的偶像，他的陵墓被設定五戶守墓人。至於秦始皇，待遇遠遠高於其他人，二十戶的守墓人。

從劉邦對秦始皇的態度可以看出，他明顯地表達出自己對秦王朝和秦始皇的格外尊重，絲毫沒有不敬和傲慢。從他開始一直到文景之治，尊重六國故王、尊重秦王朝和始皇帝的風氣依舊，醜化秦始皇的土壤和條件也不存在。

與此相印證，西漢初年，政府多次議論和總結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訓，對秦的政治和政策批評很多，但是從沒出現對秦始皇的人生攻擊和故事醜化。在至今流傳的西漢初年的政論文獻，比如漢初賈山的《至言》，文帝時代著名爭論家賈誼的《新書》中，都沒有這一類的故事。

2、漢武帝的統治需要

漢武帝時期，是一個歷史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從時代精神和歷史時態上來說，之前的一個時代是由秦朝末年以來的後戰國時代，現在漢武帝要開啟第二次統一的帝國時代。在這場歷史變革時期，漢武帝需要一次意識形態上的大革命，需要根據中央集權的需要建立新的思想認知。

在這次意識形態的革命中，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呼應這次變革，用儒家思想取代自秦代以來一直佔據思想主流地位的法家和道家思想。武帝政府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否認漢王朝是秦王朝的繼承者的認知，宣稱漢王朝是革了秦朝的命。秦王朝的天命是水，漢王朝是土，土水不相容。

因此，武帝政府對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對外政策等基本國策國政做出大變革，廢除建國以來一直使用的秦代曆法，將服飾旗幟的顏色由黑色改成黃色，度量衡所使用的吉祥數也由秦定的六改為五……整個社會因此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這場大變革中，漢代人對秦始皇的看法和評價發生根本的變化。他逐漸由偉人變為暴君，歷史地位由立功者變為有罪人。時代的大勢之下，對於秦始皇的個人攻擊被解禁，對他進行人身攻擊得到鼓勵，修改秦的歷史、編造秦始皇的醜聞的歷史條件成熟。

中華文化的定義是什麼? 是不是祖先的任何文化我們都必須保留不變和保證延續才是中華文化? 可以接受中華文化內部不同觀點派別的競爭和道競天則嗎? 文化藝術只是點綴基於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上的花花草草。文化和生命一樣,都會經過生存競爭發展和衰落。適應當時環境需要的文化會得到發展,如法家兵家儒家,不能適應當時環境需要的文化會衰敗退出歷史舞臺,如墨子。被焚掉的書坑掉的儒是中華文化曾經出現過的一部分,不能代表全部的中華文化。它們裡面可能有古人的寶貴知識和認識在當今還有用,但覆水難收,丟就丟了。與其哀嘆惋惜焚書坑儒,丟掉的難以挽回的知識來浪費時間,不如多去學習方法論, 建立科學思考體系, 發現更多適應於當下的新知識。中華文明中曾經的輝煌既是成就也是包袱。用不著的沒有生命力的就丟棄讓其自然選擇自生自滅, 用的上的就結合實際,發揚光大。 這才是正確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態度。最後秦始皇雖然焚了一部分書坑了一部分當時的知識分子,但他建立了中華文化中的天下大一統格局,還有朝代政策中法家為骨,儒家為皮的特點被一直繼承下來。

燒掉前代所著史書，無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應該一分為二，對於“燒盡天下書”這樣的誤解，還是應該澄清的。其實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書都燒了，上層建築也就全完了，統治的基礎同樣會受到極大的動搖，他不會連這個都不知道。“坑儒”一事緣起於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這一天，嬴政駕幸梁山宮，隨行的人馬車騎甚眾。把酒臨風，駐足山頂時，秦始皇偶一抬頭，發現丞相的隨從很多，不由得皺了皺眉頭。當時秦朝的丞相設左右兩名，分別是李斯和馮去疾，不知超標的是哪位。這一細微的舉動被隨侍在側的一箇中貴人(宦官)發現了，這個中貴人與超標的這位丞相是朋友，就將皇帝對他的車騎過多似有不滿這一情況洩露了出去。幾天以後，秦始皇不知道如何聽說了此事，於是大起詔獄，把當時在身旁的中貴人全部處死，弄得人人自危。隨後就發生了侯生和盧生逃跑，四百多人被遷怒而喪命的事。這殺死的四百六十多人都是些什麼人呢？自西漢以後，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是儒生。然而，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敘及這段史實，原文是說“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術士不等同於儒生。術士者，方士也，是中國古代好講神仙方術的人。如秦始皇時“入海求仙”的徐福，漢文帝時“望氣取鼎”的新垣平，漢武帝時主張“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見李夫人的齊人少翁，等等。再者說，騙秦始皇錢財“以鉅萬計”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誹謗秦始皇並逃跑的侯生、盧生，秦始皇為什麼要拿儒生洩憤呢？退一步說，即使侯生、盧生是儒生，秦始皇也不會放過騙走他錢財的方術之士而單單去懲治儒生。換言之，根本沒有證據證明秦始皇當年坑殺的都是儒生。人們之所以認為秦始皇坑的是“儒”，有一個理由是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稱所坑者為“生”，而司馬遷在《史記》索引中的說“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所以，“生”即“儒者”。其實，這明顯是斷章取義，因為漢代以前，方術之士也可以叫生，如《史記》中有載的安期生就是著名的術士。所以，秦代的“生”不完全是儒生。況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後才出現的說法，於是有人認為，“坑儒”應是西漢文人出於對秦始皇暴政的憤怒，而強加給他的不實之詞。

秦二世，將《呂氏春秋》燒了，呂不韋門客不高興。寫書罵泰。禁書前是真書，開禁後為偽書。社會上存留真本的書少了，存書值錢漲價了。彷偽能有爆利，後世的書多於焚書前百萬倍，而成書災。中國文化更光輝多彩了。

焚書坑儒事件，是秦始皇為了確保自己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帝國得到維繫，打擊主張恢復分封制度的舊貴族與文人勢力，而進行的文化鎮壓活動。畢竟在之前幾千年，中國都是分封制度，秦始皇吃這個螃蟹，遭遇的壓力可想而知。因此，文化鬥爭的目的是為了政治利益。

具體到這兩件事，坑儒其實算不上泯滅中華文化。因為秦始皇並不是把所有的儒生都坑殺或者驅逐。他只是針對那些堅持分封制度，和集權制度唱對臺戲的方士儒生。這當然可以算一種閉塞言路u，但在當時的特殊背景下，也可以理解。凡是能夠和集權制度和平共處的儒生，並沒有受到打擊。比如著名的叔孫通，在秦二世時候還在擔任博士。

而焚書來說，其目的與坑儒接近，但造成的結果就壞的多了（雖然從人道主義角度還沒有坑儒那麼血腥。）因為焚書的處理機制要簡單粗暴的多，只要是非秦國的史書經書，一律毀滅。這樣，對書籍的清洗比率實際遠遠超過儒生。現在戰國前期的史料幾乎蕩然無存，也跟這次活動有關。

對文化多樣性來說，是。但有意思的事，這種禁錮思想的方法，千年以來早就深入人心。焚書坑儒已成文中華文化歷史的一部分。

焚書在前，坑儒在後，焚的除醫藥、卜筮、農業有關之外的所有書籍❕

坑儒，坑的其實也不是表面上的儒士，而是方士❕

毛澤東同志對此的評價是：“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可見，他對秦始皇還是贊成的………

文化是一個民族恆定的心理結構，並不能被政治的力量所抹殺❕

相反，在中國的崇文厚德的國度裡。政治常常需要從文化中獲得自身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因為自身的統治經不起文化的質疑❕

而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也是因為自身的統治的需要文化的支撐❕

文化制約政治，也指引政治，政治實現文化，也擴充文化❕

所以上下五千年，中國的歷史~~其實，也是政治與文化的互動史，政治於文化相交融❕

而這種良性互動的交融，也應該成為文化和政治的常態，讓它繼續發揚下去❕

公元前二百一十二年，始皇帝一次坑殺了四百六十多人。坑殺的都是些什麼人呢？按照易中天的說法，“秦始皇坑殺的也不是什麼儒，更不是意見領袖，反倒無妨說是一群江湖騙子。”按照《史記》的記載，始皇帝坑殺的是“諸生”而非“儒生”。所謂“諸生”：“諸”者，眾也；“生”者，有學問或者有專門知識的人。又：“諸生”作為一個名詞，是指古代經考試錄取而進入中央、府、州、縣各級學校包括太學學習的生員。而“儒生”，分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儒生”是指信奉儒家“五經”的人；廣義的“儒生”是指精通經典、知識淵博的讀書人。“諸生”和“儒生”雖只有一字之差，所指物件卻大相徑庭：前者就是一些乳臭未乾的學子或者說是指具有一技之長的方士；後者卻是學有大成的知識分子。由此可知，後人將秦始皇坑殺諸生說成是坑儒，本身就是誤傳，或許是當時人們以推翻秦朝為目的而故入人罪的政治宣傳吧！

秦始皇焚書，《史記》是這樣記載的：李斯對秦始皇說：“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可見，秦始皇所同意焚燬的書籍只有兩類：一類是被秦所滅六國的史籍，即所謂“非秦記皆燒之”；一類是“非博士官所職”而藏的“詩、書、百家語者”，按照現在的話說，就是民間複製品。對“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則不在所禁之列。這樣看來，秦始皇所欲徹底禁燬的書籍僅僅只有六國的史籍，至於“詩、書、百家語”，只是不準民間收藏罷了。

由上可知，所謂始皇帝的“焚書坑儒”，其實是被歷史給誇大或者是歪曲了。

焚書坑儒，發生在秦始皇時期，可以這樣說，當時是為了配合‘’禮崩樂壞‘’的形勢，所謂焚書就是燒書，把一切不好的書收集起來統統燒掉，肯定不止儒家的經典受到損害，天下的好書也同時受到一場竊難。特別是比較流行的農業方面的著作，涉及音樂方面的書籍，儒家思想方面的文章和經典，以及其他的諸如民間傳說等等，有著豐富思想內涵方面的東西。肯定損失不少，可能還包括那些當年是異端學說的文章以及詭詞神符，焚書坑儒只是空有其名，要打擊的是些淫詞浪語，淨化空氣，達到秦時明月，一片潔淨的目的。

迴歸歷史，中國焚書坑儒的只有康熙乾隆爺倆，為掩飾自己的惡行就偽造了始皇帝焚書坑儒。還居然有那麼多人信。可悲可嘆

統一中國是全人類空前偉大壯舉，那能那麼順利?有失誤或出現失敗，復避，都是很自然的。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巨大的飛躍性進步，同時又帶來人類空前殘酷一戰二戰的大拼殺，死傷無數…但歷史不可能倒退火耕時代，高科技時代的今天，還有必要糾纏這類陳腐八卦浪費時間呢?多出些新鮮話題吧?比如說:如何儘快根治霧霾?讓人呼吸暢快

“焚書坑儒”一詞最早出現在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裡。在以前的記載中可不是這麼的，是六個字“焚雜書，坑術士”。說明“焚書坑儒”是對秦始皇的汙衊。

而“焚雜書”實際說的是春秋戰國，中國經歷了長達550年的分裂狀態，造成車不同軌，書不同文。焚掉雜書統一文字，是重新統一中國的必要措施，是莫大之功！“坑術士”則是坑的算卦騙人也騙了秦始皇的所謂“術士”，也無可厚非。與延續中華文化無關！

當然司馬光把“焚雜書，坑術士”說成“焚書坑儒”也不是有意栽贓秦始皇。只是對歷史上一些統治者，為一己之私對中華文化的傳承不重視憂心忡忡。以此告誡後世之人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也是用心良苦啊！

其實我倒是認為燒的輕。

因為後來想要有的書也都找見了。想要沒有的書，就讓秦始皇背鍋。想要我這裡有的書，就說是後人作，還是讓老秦跟著一塊兒背鍋。

何況“醫藥種樹之書”，這些技術類的書還不焚燒。

假如你是嬴政。好不容易統一了六國，下一步你幹什麼，肯定是統一思想啊。怎麼統一 ，首先就是應該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然後樹立正確的三觀（當然，在那個時候什麼都不觀也可以）。

所以，歷史上對於焚書坑儒，就是個無腦黑。歷史上殺過的人，毀掉的東西，林林總總。就這點兒破事兒還成了成語。

由此可見，川普不相信媒體是有道理的。

焚書坑儒是文鄙們和儒家的孝子 賤孫們對法家汙陷，因為在此前周朝以儒獨大，而儒學思想和規則是為君王和士大夫服務的，秦始皇觸碰他的利益又奈何不了，只有在始皇死後無用不極地抵毀他。而被人尊為聖人的孔老二就是禮讓土大夫而鄙視平民的首惡，什麼刑不上大夫禮不下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勞心者冶人勞力者冶於人的狗屁倫理。人民才是真正的推動歷史前進的英雄。始皇焚書是焚燒當吋的禁書，為統一文化、文字和思想服務的。而坑儒是那些自以為是的儒人和術士。況且也只有幾百欺君的狂妄之徒，沒什麼過錯。他是偉大的皇帝，創造了多少世界第一和引領世界文明。

焚書坑儒是維護統一的需要，是棄儒揚法。秦本身就是華夏文明發展的一成果，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不但不是對文化的泯滅，而是貢獻！

對文化破壞力驚人。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如賈誼所說，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海內，以氣吞山河的氣概，用不到十年時間，相繼兼併韓、魏、楚、趙、燕、齊等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統一王朝，開創了中國社會發展新格局。這確實是了不起的歷史成就。

　　秦王朝的統一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事業，但統一後怎樣治理確實是一個大問題。丞相王綰建議在前人經驗基礎上構建常態體制，而廷尉李斯卻別出心裁希望建立一個前無古人的新體制，荒唐迎合統治者私心，希望“天下無異議”，以為只有大家都聽最高領袖一人指揮，才能有效率，不爭執，這才是統一國家的“安寧之術”。從歷史後果看，正是李斯的這些建議將秦王朝送上“二世而亡”不歸路。

　　與“天下無異議”相配合的是焚書坑儒。焚書發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

　　秦始皇大宴群臣，僕射周青臣等七十餘人前為壽，對秦始皇歌功頌德，說了一些過頭的頌揚話，諸如“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

　　周青臣等人這些話作為“頌辭”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妥，因為祝壽宴會上畢竟不能說話太掃興，臣子總在設法使壽星龍顏大悅。然而過於“較真”的博士淳于越似乎根本不顧及這個特殊場合特殊語言，他很不以為然，而且非常嚴肅公開宣告周青臣等人諛詞是不對的：

　　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拂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淳于越說的雖然難聽，也確實帶有一種復古主義傾向，但稍經揣摩，其主觀目的似乎並不是要否定秦王朝統一事業，恰恰相反，而是出於對秦王朝能否持續發展的深沉憂慮而向統治者提出的忠告。作為最高領袖應該有接受批評的基本雅量，面對這種忠告更應該抱有冷靜態度，擇善而從。秦始皇做到了這一點，他對淳于越的意見並沒有否定，更沒有訓斥，而是寬容地建議“眾愛卿”從容討論，發表看法。

　　丞相李斯對淳于越的看法很不以為然：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律闢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李斯不經意將淳于越的看法上升到王朝安危政治高度。更荒唐的是，李斯按照自己的分析建議焚書，人為製造一場文化浩劫：

　　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兩千年對讀書人、士大夫的攻擊，基本上沒有超過李斯“這廝”這些言論。讀書人借古諷今或許有之，但借古諷今是否就是攻擊體制，是否就是“反動知識分子”？

　　其實，一個好的統治者應該由此而反省：知識人無法有話好好說，反而要借古人之口去說自己心中的積鬱，難道體制沒有責任？後世中國推崇“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不斷告誡統治者“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甚至讓統治者經常主動照照鏡子正衣冠，其實都是對李斯文化專制主義的矯正。

“焚書坑儒”算不算泯滅中華文化？

這個問題提法不對。大量的研究表明，“焚書坑儒”是歷史跟後人開的玩笑，“底本”半真半假。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三十四年……，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富士康、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這是秦始皇三十四年的一次延議奏事，以《奏事》（秦帝國官方史料，失傳）觀，內容上可信的。

《秦事》這部書兩漢時期，漢政府是有收藏的，司馬遷《史記》、劉向《七略》、班固《藝文志》等，都將此書作為秦朝政奏事的基礎材料之一。據《朝非子•和氏》記載，“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可見秦國“焚書”之舉是有淵源可溯的，不過秦孝公沒有采納這個建議罷了。

由此可見，“焚書”一事當為史實，而作為對典籍的毀滅以愚黔首的手段，自然是泯滅中華文化——太史公在編撰《史記》時就對秦始皇此舉抱有怨火，在《史記•六國年表》序言中，寫下了怨言：“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詩書所以得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

據一些史料所言，所謂“坑儒”之事，發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事件起因為侯生、盧生、韓眾等方士求訪仙人、長生不老藥不力，為避始皇之怒潛逃，引發秦始皇大開殺戒，坑殺數百儒生。這段起因、經過、結果，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從，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這是歷來“坑儒”的官方說法，但其中疑點重重。首先，就是文士犯法，最後坑了儒生，這鍋甩得略遠了些。在這段記述中，方士的概念逐漸模糊，被害者的身份正逐漸模糊，將其強調轉到了文學方面——有人為甩鍋的痕跡。拉伸來講，被“坑”者有一個名稱的變化，即“方士，文學方術士，諸生，皆頌法孔子”，逐漸從煉丹的變成了唸書的，這其中定有隻黑手在逐漸偷換受害人的身份。

《史記》之前的文獻，並沒有所謂坑文士之事的記載。《說苑•反質》中記載的故事，則更是方士自吹的故事了。從現存典籍研究，“坑儒”一事源於東漢，起於《漢書•五行志》，“遂自賢對於，燔詩書，坑儒士”，成於《漢書•地理志》，“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坑儒，自任私智”，由此可見，所謂“坑儒”，其實是不存在的。

這個問題出得不好!焚書坑儒本身就存在問題。歷史上最早的存記只有焚書:而後有坑方士，前面已有人解答。並且司馬史記中從未記載有坑儒之說。這是後人所加。秦始皇時期儒家學說很發達嗎?值得坑嗎?秦始皇的焚書是為了更好的中央集權統治，並且主耍是焚的尚書與詩:經等，這是與秦所實行的法是不符的，而且有人利用尚書中的言論攻擊秦的執政方針。這些歷史不說也罷。

但從現在以及秦之後的歷史來看焚書事件遠不及獨尊儒家對中華多彩文化的負面影響大。

焚書坑儒是思想禁錮的說法目前很多反對意見，我也反對。不管怎麼說，就算坑了也不算泯滅中華文化，本質上算推動了文化發展。

秦王贏氏是標準的炎黃子孫，不是羌族。相傳為皋陶後裔（皇帝之孫顓頊後代的高陽氏人），姬發打下天下後，信賴這支部族，所以和分封秦王祖先到姬水，一來守衛故土，二來抗擊遊牧民族，所以是標準的炎黃子孫，也是我們的祖先之一。

而且，如果秦始皇只坑儒家，那不僅不算泯滅文化，還是一種積極的發展。禮制是社會寄生階級，而且儒家還是求官攀附為主要目的，並且還把中華古文化的仁義智孝據為自己的擋箭牌。你讀讀墨子的《非儒》，那個時代的人們打擊儒教就像我們打擊傳銷一樣。坑儒是進步的。建國後的批孔也是文明的進步，只是這兩年管的鬆了，一幫虛偽的儒教徒偽君子又出來瞎忽悠，著實騙了不少人。

儒教弟子有好有壞，但是越傳越歪，糾其本質，還是孔子心術不正，細讀四書五經，結合春秋其他著作殘本，這一點還是很明顯的。

最後就是，那麼多古籍為什麼消失？僅有儒家的著作傳了下來？《屍子》，楊朱學說，《墨子》的絕大部分，《尚書》編撰的依據，古《詩》，古《禮》為什麼都失傳了？我對焚書坑儒持懷疑態度，目前來看，古籍失傳最大受益人就是儒家！如果秦始皇坑儒，反而會燒掉所有儒家著作，而不是其他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