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對寒門子弟當官提拔多了機會。歷史上·寇準等宰相都是寒門。但科舉考試內容宋朝以後八股文，內容限四書五經的文科，禁錮了考生思想，成了敲門磚。社會思想僵化，跟不上世界科技發展。考生和官員為向上爬，醜態百出。有識之士或失意者當然要諷刺了。

謝邀，實際上，個人認為科舉制度還是一個比較好的制度，否則也不會沿習千年。它給了許多沒有背景的、有一定能力的寒門之子一個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但由於後來其中的考試文體及內容過於僵化，加之受‘’學而優則仕‘’的理念的影響，所以就慢慢的變了味。像《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中舉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實好與不好不是絕對的，應該說與時代適合不適合，所以有過時這種說法。舉個例子，戰國是商鞅變法是秦國首先由奴隸主階級社會向地主階級社會轉變，承認土地私有，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從後來人的角度看，秦國完成統一其實是必然的，它走在歷史的最前方。經過兩千年的發展，地主階級社會中的小農經濟大大限制了生產力發展，最終被資產階級社會取代，那地主階級社會是好還是不好。看科舉制也應如此，科舉制前的幾百年，諸如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等模式，雖然不盡相同，但其實最終的結果是一樣的，就是選官做官的權利始終由世家大族所壟斷，寒族難以出頭，同時這些世家大族對統治者產生威脅。我個人比較喜歡春秋戰國，三國魏晉和明朝的歷史，從魏國的九品中正制到吳國國君對各個世家的打壓平衡，再到東晉，幾乎始終是王謝桓庾這幾個家族的舞臺，還有漢是的竇家和南北朝時許多多處壓寶左右逢源的世家，雖然史書不會直截了當的把世家之間的博弈寫出來，但各個世家之間的爭鬥平衡貫穿了漢到隋之間的幾百年歷史。最終科舉制應運而生，它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終結了世家大族對官職的壟斷，使真正有能力的人得以上臺，籠絡了天下學子的心，擴大了統治基礎，加強了中央集權。但是最終它也逃不過被時代淘汰的命運，又過了一千多年，科舉制的弊端逐漸顯露，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範圍侷限在傳統儒家經典之中，選出來的人既不能造槍造炮，更不能造船造鐵路，同樣是被時代所拋棄。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著名的長篇諷刺小說，它以批判科舉制度的腐朽為中心，對各種型別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欺世盜名的醜惡靈魂，作了充分的暴露和抨擊，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醜惡。

吳敬梓從正統的儒家思想出發，認為科舉制度造就了一批連“文”、“行”、“出”、“處”都不講究的社會蠹蟲。他們利慾薰心，品格卑下，毫無才學，為謀取功名富貴不擇手段，什麼無恥之事都能幹得出來。一心想的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名譽、地位、生活享受佔據了他們的整個頭腦，夢寐以求的是透過科舉得手而升官發財，作威作福。

六十多歲的周進未進學前，卑躬屈節，奴顏卑膝地匍伏在權貴的腳下，任人嘲弄，一見貢院號板，競一頭撞去，哭得死去活來。當商人答應給他捐個監生時，他就趴在地上磕頭說：“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

魯編修的女兒在梳妝檯畔，刺繡床前，擺滿了八股文章，常常為丈夫八股文章“不甚在行”而愁眉淚眼，深更半夜還拘著四歲的孩子“講《四書》，讀文章”，希望兒子將來能夠透過科舉考試而飛黃騰達。

范進聽到中舉的訊息，竟然歡喜得發了瘋，捱了胡屠戶的一記耳光才清醒過來。從此他就“平步登天”，田產房屋、奴僕錢米、衣服杯盤都有人送上門來，母親高興得痰迷心竅而死。

匡超人出身於“莊農人家”，原來還比較樸實，但聽了馬二先生走“舉業”之路的勸誘和得到知縣李本瑛的賞識後，逐漸喪失了原有的純樸品質，墮落成為熱切追求功名富貴的流氓無賴。他丟下重病的父親去趕考考取秀才後，在杭州和一夥假名士及衙役潘三等鬼混在一起，狼狽為奸，當訟棍、做槍手、放私債、造假信、騙賣婦女、冒名頂替無所不為。為了拾高自己，故意貶低當年資助過他的馬二先生，靠吹牛說謊騙飯吃。他拋棄原妻，與“貴府千金”成親，還恬不知恥地說：“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為佳話，這又何妨！”

這些人毫無才學，完全靠招搖撞騙過日子，所謂“掄才大典”的科舉考試，也是一派烏煙瘴氣，考試時“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磚頭，擠眉弄眼，無所不為。”只要有錢有勢，目不識丁的人也可以“高中”。荀玫給周進多送了幾錢銀子和幾次禮物，周進作官後就要“推情拔了他”。金東崖的兒子金躍啥也不懂，卻因買通匡超人代考而“高中”。萬里花了幾個錢，就能使假中書變成真中書。這樣選拔出來的人才其劣德惡行就可想而知了。他們鄉居則為土豪劣紳，是橫行霸道的地頭蛇；出仕則為貪官汙吏。透過薦舉途徑選拔出來的人，也是如此。例如因“優行”而被薦舉的嚴貢生依勢強佔窮人王大的豬，還叫兒子打折王大的腿他沒有借給別人錢，卻向人家要利息；無端奪走人家的驢、米和捎袋乘船賴船錢，卻聲言要把船家送衙門；欺侮孤兒寡婦，霸佔二房產業，是個典型的土豪劣紳。

這些無恥之徒作官後就利用權勢竭力搜刮民財，殘害人民。舉人王惠作南昌太守，一上任就詢問撈錢的竅門，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衙門裡整天響的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因此被稱為江西第一能員，升了道臺。高要知縣湯奉為了表自己“清廉”，活活將賣牛肉的老師傅枷死，引起回民鳴鑼罷市，最後胡亂發落幾個為頭的以保持臉面。他們就是這樣昏憒無能，愛錢如命，是非不分，草菅人命。

這些讀八股，講文章的官紳講的是封建禮教，仁義道德，但做的卻是男盜女娼，連禽獸都不如。荀玫中進士後恰巧母親病死，他不願遵制丁憂，想隱瞞矇混。“舉喪盡禮”的范進，母親死後吃飯時連銀鑲杯箸和象牙筷子都不用，卻迫不及待地“在燕窩碗裡單單揀了個大蝦元子送到嘴裡。”王德、王仁兄弟口口聲聲要在倫理綱常上做工夫，但得到嚴監生的銀子後，就在自己的親妹妹斷氣的時候將妹丈的愛妾扶正。被婁家公子尊為“賢士”的權勿用是個霸奸尼姑的流氓。這些人對自己的墮落沾沾自喜，引為得計，周圍的人也司空見慣，不以為意。無恥與虛偽，已成為當時的士儒風氣。

吳敬梓對科舉制度深惡痛絕，對科舉制度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的墮落無行，也感到痛心疾首。然而他找不到治療這一社會痼疾的良方靈藥。他在不改變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塑造了一些他理想的正面人物，但由於缺乏現實根據，這些正面人物顯得迂闊平板，蒼白無力。吳敬梓還把希望寄託在一些自食其力的小手工業者身上，在吳敬梓的筆下，他們具有高尚的情操，正直善良的品質。但是，他們身上散發出些隱逸消沉的氣息，而缺乏進取和朝氣。

被多數人諷刺的不一定就是最糟粕的東西！被大眾贊同的也不一定是最科學或最好的東西！科舉制度是幾代儒者們不懈的努力，才從那些世襲計程車族（望族門閥）手裡抗爭來的機會，使一些有意願參與國事的普通百姓，透過學習文化參加科舉考試成為非世襲的名門氏族。讓歷朝歷代的官宦階層有了尊嚴，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君有君的威武，臣有臣的尊嚴，使文人（儒生）出身的官員不在是皇家的奴才，也使皇家與百姓之間有了溝通的橋樑，維護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很多人只看到了科舉制度糟粕的一面，無視儒生們對皇家社會的監督，對社會弊端的大膽的抨擊，使皇家社會對其管理行為能夠矯枉過正，有多少儒生出身的官員為自己的政治理想都付出血的代價，來抗爭皇家的錯誤制度。就是因為這些透過科舉考試入士的平民官員，維護了社會穩定，心繫民生民意，讓整個社會各界都有了各自的尊嚴

我覺得《儒林外史》諷刺的不是“科舉制度” ，而是“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雖然科舉制度對於寒門是相對公平的上升渠道，但是在吳敬梓的時代，考試內容只是八股文，完全脫離社會現實；有錢或者有關係都會有影響；考官是否看入眼也很重要，能否取中有偶然性。而且作者也諷刺這種制度下知識分子的追名逐利甚至忘恩負義。

《儒林外史》一開頭寫了一個不受科舉束縛、自由自在又情操高尚的隱士王冕，隨後便刻畫兩個被科舉制度折磨到老的可笑又可憐的人：周進和范進。

周進到了60歲還是個童生，去薛家集教書餬口，被一個新進的秀才梅玖三番五次變著法地嘲笑奚落，以示他這秀才不屑於與童生為伍。後來又受盡世態炎涼，在薛家集難以容身，只好跟著姊丈金有餘等一夥商人記賬。周進在省城參觀貢院時，大半生的心酸屈辱一下子宣洩出來。

《儒林外史》第二、三回寫了周進哭號：

“周進一進了號，見兩塊板擺得整整齊齊；不覺眼睛裡一陣酸酸的，長嘆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的不醒人事。”

眾人都慌了，只道一時中了邪。趕緊拿水把他灌醒。周進醒了之後，“看看號板，又是一頭撞了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眾人勸也勸不住。金有餘道：‘你看，這不是瘋了麼？好好到貢院來耍，你家又不曾死了人，為甚麼號淘痛哭？’周進也不聽見，只管伏著號板，哭個不住；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滾的眾人心裡都悽慘起來。金有餘見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著他的膀子。他那裡肯起來，哭了一陣，又是一陣，直哭到口裡吐出鮮血來。眾人七手八腳，將他扛抬了出來，在貢院前一個茶棚子裡坐下，勸他吃了一碗茶；猶自索鼻涕，彈眼淚，傷心不止。”

後來命運發生偶然性的戲劇轉折，眾商人出錢幫他捐了個監生資格去應試，周進登時中了舉人，到京會試，又中了進士，殿試三甲，授了部屬。荏苒三年，升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後又升了國子監司業。

此時那個曾嘲弄他的梅玖又到處冒充他的學生。薛家集的觀音庵擺上了他的長生牌位，他住過的屋子裡還有他寫的一副對聯，“紅紙都久已貼白了，上面十個字是：‘正身以俟時，守己而律物。’梅玖指著向和尚道：‘還是周大老爺的親筆，你不該貼在這裡，拿些水噴了，揭下來，裱一裱收著才是。’和尚應諾，連忙用水揭下。”

而范進54歲還是個童生，進場時“面黃肌瘦，花白鬍須，頭上戴一頂破氈帽”，“還穿著麻布直䄌，凍得乞乞縮縮。”范進引起了周進的同病相憐之感，仔細看了他的文章，提拔他中了秀才，又中了舉，結果他的命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的母親甚至高興過度，大笑而死。

周進和范進的故事，從一開始就生動地描繪出這些被科舉制度折磨得神魂顛倒的人，而他的們的失敗和成功也完全是偶然的。

後來范進點了山東學道，周進拜託他提拔一下自己當時啟蒙的一個學生名叫荀玫的。范進在發榜頭天晚上才想起這事，趕緊把童生落卷取來，對著名字、坐號，一個一個的細查，查遍了六百多卷子，並不見有個荀玫的卷子。

這時一個幕客蘧景玉講了個笑話，說道：“數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川學差，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吃酒，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的了。’這位老先生記在心裡，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老先生，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

而范進呢，並未聽出這是個笑話，蘇軾是個古人，怎麼會來考試呢？范進只愁著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撥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

原來范進讀了一輩子書，傾注了全部的生命在八股舉業上，到頭來連蘇試是誰都不知道啊！

這又讓人想起《紅樓夢》第九回寶玉要去上學，賈政訓斥李貴的話：“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說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

而這些人做考官，透過八股文評定考生的才學，以此決定他們的前程，有什麼公平合理可言呢？而那些中了舉業做了官的人，很多都利慾薰心，比如王惠；那些寒門弟子一旦翻身，也可能忘恩負義無恥墮落，比如匡超人。而八股取士的變態科舉制度，只是讀書人取得功名富貴的一個途徑。

所以《儒林外史》在第五十四回說道：“憑你有李、杜的文章，顏、曾的品行，卻是也沒有一個人來問你。所以那些大戶人家，冠、昏、喪、祭，鄉紳堂裡，坐著幾個席頭，無非講的是些升、遷、調、降的官場；就是那貧賤儒主，又不過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春暖花開，正是讀書的好時節。二三月份一直是應屆大學生緊張籌備省考的日子，以期由此獨木橋跨進官場。今人如此，古人亦如此，“春闈”——明清時期京城會試（舉人進京趕考，趕的就是這會試），就從這農曆二月上旬開始。

要說這進京趕考，可不是誰想去就去，沒有當上“舉人”，請哪來回哪去……科舉之路有多難，現今的國考、省考若是走獨木橋，古時的科舉，那定是行鋼絲繩。下面特附圖一張，告訴你這萌發於南北朝，創建於隋朝，發展於唐朝，改革於宋朝，鼎盛於明朝，滅亡於清末的科舉鋼絲繩究竟有多難走：

看到這裡，一定有人覺得是老生常談。科舉制度，不就是封建舊社會的思想枷鎖嗎？都人工智慧時代了，還有啥好回味？今天故事的重頭戲，卻是這1904年最後一次科舉考試的會試試卷！

第一場考史論，第二場考外國治國策略，第三題考儒家經典。也許是近現代的原因，最後一場科舉考試已經不再那麼八股。從試題中，我們既看到了對於歷史的尊重、沿襲和摒棄，又看到了對西方世界的借鑑、肯定與思疑，還看到了對老一輩思想的傳承、解讀和創新。雖然，試卷中隱隱透露出當時上層階級甚是急切的求新求變之心，但絕對稱得上是一份誠意滿滿、內涵深厚的試卷。

相比較而言，歷史在現今各種考試中的地位已經日漸式微，傳統文化也無法在快餐式的考卷中大展拳腳。卷子不大，內容不少，但都是蜻蜓點水、為考而考。經歷完一場又一場的考試，卻沒有留下涓滴思考，只剩不堪歷歷與身心俱疲。不知道，刨去厚重歷史和傳統文化精髓的我們，真的就可以“輕裝”前行，更好容納未來了嗎？

最後附上1904年最後一次科舉考試狀元——劉春霖的會試答案和殿試答卷，一起共賞美文！

“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失論 ”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善謀國者、規天下大勢之所趨、揆時度務、有以制其偏倚之端、則不至於變起而不可救。夫立國之初、每鑑前代得失、以定一朝之制、時勢所迫、出於不得不然、非能使子孫世守以維萬世之安也。嗣世之主、昧於時變、因循荒怠、不思所以持之、欲無中於禍敗、豈可得哉。吾嘗綜觀前史、歷代內外輕重之際、得失之故、有由然也。夫天子建國、居中馭外、大抵據形勝以臨天下、而操縱進退自相維繫、是以四方順軌而下無覬覦、使非集權於中樞、久之必有擁兵坐大而睥睨奸命、適召天下數世之患。然使國家不寄閫於四方、則朝廷又孤立無援、勢必至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此千古以來禍機倚伏常如此者、非一世也。昔周有天下、諸侯裂土握強兵、而擁列城者星羅環拱。降及衰、周天子守府、然而綿延五百餘年、從無權奸篡奪之禍、懼諸侯也。然自春秋以降至於戰國、諸侯放恣、益不知有周室、天子徒擁空名於上、而卒滅於秦。唐有天下、行府兵之制、沿邊置節度府、天下勁旅布處四方。突厥吐蕃之寇、天寶靈武之亂、皆資外兵扶翼而不遽亡。即以仇士良之威暴、而昭義一表、乃震懼不敢復肆、其制可謂善矣。然自安史之後，藩鎮外擅，更為乖逆、至合縱以抗天子。飈馳雲擾、終唐之世、其禍不解。凡此皆外重內輕、其失至於負隅怙強、朝廷不能制也。秦始皇懲週末之弊、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關中、自以為萬世有天下矣。然外無信臣精卒以制其內、趙高一薰腐之餘、遂得以把持大柄、玩孺子於股掌之上、天下熟視而不敢校。及陳勝吳廣之徒起、奮梃大呼、天下弗能御也。魏文帝侵削諸侯、有同幽縶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其勢固莫能為亂也。然再傳而後微弱益甚、司馬氏父子遂攘其臂而奪之。此又外輕內重、其失由於國無外援，故左右敢為亂逆而不顧也。且非獨周唐秦魏然也。漢懲秦弊、廣建親藩、不旋踵而反者九起、其後復有七國之變。武帝離裂大國以弱枝葉、未幾王莽崛起、公移漢祚。宋懲唐季五代之亂、杯酒而釋兵權、務用文臣以柔其國、卒有靖康之禍。明懲宋室之孱弱、大封支庶、而靖難之師猝起而莫救。若此者皆所謂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迴圈而不可解也。雖然立國之初、固不能逆睹後日之害而預防之也。防一害必更有一害以中之、出於所防之外。惟嗣主深慮、知化規天下大勢之所趨、因時制變以持之、使害未形而勢已轉、庶天下可久安長治、而無傾覆之憂。不然使周無夷王之下堂、幽王之東遷、秦無二世之昏虐、魏無齊王之幼暗、唐無代宗德宗之姑息、則其禍亂亦未必遽至於是也。賈生有言、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如因四朝之亂弱、而歸咎其祖宗立國 初制之不善、則天下豈有無弊之法哉。

“賈誼五餌三表之說、班固譏其疏、然秦穆嘗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單于、其說未嘗不效論 ”

吾嘗讀賈誼新書、觀其上書文帝、請試以屬國之官以主匈奴、當挾五餌三表之說、系單于之頸而致其命。其所謂三表、則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至所謂五餌、不過娛其耳目口腹、以喪其心志而已。嗚乎、若三表者、尚不失聖王柔遠之旨。至若五餌、則未嘗不怪其計之陋也。夫天子主中夏控制百夷、自有強國芘民之道。善治國者、不能必敵之可勝而能為必不可勝、使強鄰黠敵聞風奪氣、凜然而不敢犯、則天下安矣。若導人於淫靡之事、以乘其敝而取之、此所謂穿窬之智也、豈王者自強之大計乎。及吾讀漢書賈誼傳、則於五餌三表之說削而不書、猶復深譏其疏、以垂戒後世。於是乃嘆班氏之書、其去取為至精、而其識為至遠也。或曰，昔秦穆公患戎臣由余之賢，遺戎王以女樂二八、以間疏其君臣、卒得由余而霸西戎。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戒之曰、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執是以觀誼之說、未嘗不效。然吾以謂穆公之霸在增修國政、國勢既固則外交之術無往而不宜、且其時天下方以詐力相高、而秦又介居戎狄、行其狡黠之計以取利一時可也。若匈奴之在漢、竊謂雖好漢物亦不至遽即於靡弱。何也、匈奴界處北陲、剛猛忿鷙出於天性、豈獨其習俗使然哉。設漢不自謀所以禦侮之方、而專務出美善之物以疲人之國、吾恐財產耗竭而邊郡之寇掠自若也。或曰、後世文明之國、有以奇技淫巧之物輸入異國、以陷溺其心思、而汨沒其志氣者、漢何不可施之於匈奴乎。曰、此正文明進化之機也、好其物則必豔其術、豔其術則必學其學。夫使舉國群趨於文明之學、適足以增其國力而已矣。漢代之文明、匈奴所不及也。使由愛好漢物而因以漸求文章禮樂倫常之盛、則魏孝文帝之業不難遽見於西漢之世也、豈足以敝其國哉。故吾謂禦侮之道、惟當力求所以強國芘民之術、使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自能令單于遠遁而邊塵不驚。若賈生之說、雖時或有效、何足取哉。此班氏所為良史歟。

“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 ”

天下之患莫甚於不權時勢、而務博寬大之名。國家當疲玩不振之秋、內憂外患、其勢岌岌不可終日。而朝野方酣嬉而為偷惰之謀、不有以震厲之、則弛者不可復張、而天下終於不救。雖申商之術、儒者弗道、然時勢所值、激於不得不然、善為國者必不敢因循顧忌、而貽天下以不測之患。如猛烈之藥、雖非所以養生、然遇沈痼之疾＼I則固非此不能起也。諸葛武侯承劉璋之後、王荊公當北宋之衰、皆所謂處積弱積弛之餘、非用申商之術莫能治也。然武侯用之、功潤一方、吏民銜感。荊公用之、毒亂天下、而詬病至今者。何哉、武侯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荊公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史稱武侯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又曰、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然則後之治國者、必先有武侯之心、而後可以行申商之術、苟徒竊其似而無側怛之誠，以貫之必流為殘忍刻薄而無疑。王荊公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深見天下蔽於積習、非執法堅定必為群議所撓、而又慮申商之學不足以服朝野之心、乃諱言其名、而陰託周禮以為說。然則荊公非誤會周禮、乃附會周禮耳。其所以附會周禮者、非真有取於古。逆知在廷諸臣、必將斥為申商術非先王之法、而因託為先王之政以間執其口、卒之攻者自攻、而諱無可諱、乃專務以意氣相遌以博一日之勝、同己者進、異己者斥、使小人揣摩迎合得行乎其間。而新法乃適以毒亂天下、為世大詬。嗟乎。行政非人、雖有良法美意、亦足以為害。故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也。夫武侯與荊公其所用之術無以遠過、然其成敗功罪懸絕若此、非獨其心術不同、亦其所遭遇使然也。武侯則匡輔之者多俊才、荊公則排擊之者多君子、然此固不特荊公之不幸、亦宋室之不幸歟。

“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知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為最急策。 ”

環地球而國者以數十計、其盛衰存亡之數不一端、而大原必起於教育、故學堂者東西各國之所同重也。學堂之設，大旨有三、曰陶鑄國民、曰造就人才、曰振興實業、三者不可偏廢。而立學者必自度其國家之性質、以為緩急之端。今中國因積弱之弊，欲以學戰與列強競存、則必以陶鑄國民為第一要義。何者、國民之資格不成、則國不可立。雖有人才、可以為我用、亦可為人用。雖有實業、可以為我有、亦可為人有。所謂國民者、有善良之德，有忠愛之心、有自養之技能、有必需之知識。知此身與國家之關係、對國家之義務、以一身為國家所公有而不敢自私、以一身為國家所獨有而不敢媚外。凡為國家之敵者、雖有聖哲，亦必竭其才力以與之抗、至於粉身絕脰而不悔、終不肯以毛髮利益讓之於人。以此資格教成全國之民、雖有強鄰悍族、亦將斂步奪氣而敢犯、然後人才可興、實業可振也。中國以重文輕武之故，民氣靡弱偷惰、謀私利不謀公益、無善良之德、視國事不干己事、無忠愛之心、專事分利、無自養之技能、末習溥通、無必需之知識。稍有解外國語言而習其事者、則相與服屬外人而為之倀。於此而欲造就人才、振興實業、不亦難乎。方今欲建學校以圖富強、非鼓其特立之精神不足以挽回積習。日本與我同處亞東、其弊亦在致相類、今一變而躋於列強之次者、亦以重尚武之精神也。夫今日人才銷乏可謂極矣，政治廢弛、法律繁亂、財政竭蹶、外交失誤、則設專門以儲才固當務之急矣。然竊謂即有人才而庶政亦不能善。何也，一人修之、百人撓之、其勢必不能勝。古之立國、惟恃有二三豪傑。今之立國、則恃有全國之國民。不然、愚民百萬謂之無民、以與文明諸大國爭衡、雖有英雄、豈能措其手哉。至於農工之業、拘守故轍、商礦之利、見奪外人。以華人力之勤，物產之博、苟分設各學致富之道、尤可蹺足而待。然興一事必招洋股、創一利適資他族、皆其民無特立之質，故利未興而害乘之矣。由是以觀、則知必養成完備之國民、然後人才為中國之人才、非他國之人才、實業為中國之實業，非異國之實業。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嘗以獨立自尊一語為教育最大綱領、其即此意 也歟。

“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義 ”

自古帝王之治、聖賢之道、不外一中。中者、舉天下萬世所宜視為標準者也。然芸芸之眾、率恭然不能自立。而豪傑奇逸之士則又不免矯持太過、而不能以大中為歸。即中矣、而卒不能歷久不渝、貫始終而如一，則物俗為之累也。惟君子能祛物慾之累、介然有以自持、此其所以難能可貴歟。夫子答子路之問強、而復進之於君子有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信哉、其能強也。且吾嘗見天下之變、所以撓吾中立者多矣。凡夫禍亂之萌、必先挾一近是之詞以為煽惑人心之計、一二見微之士或能逆知其妄、耿耿自立而不陷其樊。設於此而復有巨詐雄奸、別樹一幟以相抵抗、其所以攻擊彼黨而發其逆謀者、適與己見若合符節、則不覺沛然從之而無復疑及乎。勢焰已成、徒黨已眾、而陰謀漸露、其狂悖乃更有甚焉。至此雖覺悟、憤悔而已。失身其中、噬臍無及。自古以來忠義慷慨之士、不能卒守中立者、往往如此也。君子則不然、其識足以鑑別天下之是非、灼然如黑白之不可亂。其力足以措拄狂瀾之橫決、屹然如砥柱之不可搖。當舉世昏昧之秋、嘗倡為非常之說、以冀弭百世之患。迨吾謀不用而卒歸於敗、然後天下服其先覺、紛紛並起、竊其緒論、橫議放言。而奇邪詭辯之徒、思乘時以售其奸、乃託君子之言、以保國救時悚動天下。而君子於此反退然中處、若無以異於常人。及其邪說一敗，為世大僇，而君子不與其禍。時勢遷流相激、世變萬端、君予以一身卓立其中、凝然若出於無事。天下方驚駭怪嘆以為神奇、而豈知其素所樹立者固如是哉。夫惟有定識以燭於幾、先有定力以持於局外、然後甘言好訶不足以誘之、群疑眾謗不足以動之、權謀詭術不足以誤之、禍福利害不足以亂之。而要其本原、在能取物慾之私而勝之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以下為考官評語：

本房原薦批 ：

第一場 論古有識、思力沉摯、筆情清矯、縱橫出沒、變化從心。

第二場 熟悉洋勢、言之鑿鑿、詞意透闢。

第三場 議論馳騁、茹古涵今。

文明堂原中批：

第一場 縱橫離合、跌宕昭彰、是能得古文義法者。首二三藝最勝、餘亦妥愜。

第二場 首藝有精透語、餘亦能切實指陳。

第三場 飛詞騁辯、思議不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