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認知能力又可以稱做是“元認知能力”，這個概念的描述是“對自已的思考過程的認知與理解”，這句話值得反覆品味多次，這個詞看似專業術語，轉為大白話就是“對自已的思考再思考”。

你的“元認知能力”被啟用，開始發揮作用的過程中，你意識到的是：

啊？之前我想的竟然是錯的、不完整的、不周全的、不合理的、不知所以然的……

啊？原來是這樣的啊！啊？這道理其實挺簡單的啊！之前我怎麼竟然完全沒有想到？

嗯！那我知道了，我現在開始應該這麼想才對……

嗯？我怎麼又不知不覺被帶回去了？明明已經學過的道理怎麼就忘了應用呢？

唉！知易行難啊！哼！我就不信我搞不定！……

上面的這些“恍然大悟”的瞬間其實來的並不輕鬆。越是簡單的事情，其實越容易被人忽略。因為我們總是以為自己已經理解了這些表層的意思，而不再去深挖其中的本質。 元認知能力是指向思考過程，倒沒有具體分類或者是哪幾個能力的組合，它起作用的方式是這樣的：

我原來（正在）是這麼想的……

我這麼想難道是不對的嗎？

我應該這麼想才對…….

經過這番梳理，元能知清晰可見，把概念反覆念幾遍，思考時把自已想的過程再正過來反過來惦量下，變化是潛移默化的，假以時間會有質的收穫，祝好運

元認知包含兩大成分：關於認知的認知的知識和對認知的調節。

舉個例子，一個人去學習某一樣東西，但由於非常困難放棄了。正常人思維活動是因為困難所以就放棄了，非常直接的因為某一件事而有了某一個結果，沒有其他思考。而擁有元認知的人的思維活動是：我為什麼會覺得它困難？困難在哪裡？放棄這個決定是對的嗎？從而產生了其他結論，在這個思維活動過程中對決定的反思是對認知的認知，後面對決定的再選擇是對認知的調節。

擁有元認知能力的人，他們總能客觀的看待問題從複雜的表象中看透本質，並且在面臨困難、問題的時候能迅速整合資訊，抓住重要資訊作出反應。

覆盤、自省都是元認知的表現

元朝，蒙古人的天下，遊牧民族，有草就有生機，無草的話，勢必四處奔走覓食，進歐洲、入主中原地區，實屬無奈之舉。

大腦裡有一個觀念，我們利用這個觀念進行思考，這是在認知層次。

而我們對自己的觀念進行重新的思考這就是元認知。

而我們利用這個觀念的整個思考過程再進行思考，這就是元認知。

舉個例子：

有一天，你路過一個廣場，那裡貼著一個告示，在下午三點，舉行泳裝表演。你很感興趣，於是你在廣場周圍多玩了一段時間，就是為了看這次泳裝表演。下午三點到了，泳裝表演開始，你大失所望，原來是一次兒童泳裝表演。

一個人的思考，大部分的是候會從大腦裡已有的觀念出發，你心裡認為這是一次美女泳裝表演。這是不自覺的假設，從這個不自覺的假設出發思考，你會得出一個結論，下午三點的泳裝表演是美女泳裝表演。這個思考的過程是一個人的認知展開過程。

但元認知，就是要對自己的觀念進行思考，也就是要對自己不自覺的假設進行檢查，泳裝表演一定是美女的泳裝表演嗎? 並對自己的思考過程進行重新的思考，你是什麼推論出下午的泳裝表演是美女的泳裝表演。對自己的思考過程進行重新的思考，這就是元認知。

元認知，是認知背後的認知。

元認知，是思維背後的思考。即是對自己的思維過程進行重新的思考。

想法控制了你，你控制了你的想法嗎

通俗說：

想法控制了你。

如果你控制了你的想法，這就是元認知的層次。如果你控制了你的想法，這就是元認知的層次。如果你控制了你的想法，這就是元認知的層次。強調三遍！

一、理想人格的塑造

傳統理想人格的塑造，是透過道德修養完成的。理想人格塑造的過程，一方面是外在的道德規範內化的過程，同時也是個人向所處文化環境認同的過程，就是說，是人的社會化的過程。

人一出生便處在一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個體必須向一定的社會文化認同，才能融於社會，與社會相調適，為社會所接納。道德規範是外在於人的，把外在於人的道德規範變成個體的自覺要求，這就是傳統道德教育的任務。理想人格既是道德修養的目標，又決定道德修養過程的導向。道德規範對個體是一種限制，帶有某種強制性；道德修養就是要把對道德規範的認識和服從內化為個體的道德情感，培養堅強的道德意志，由道德他律變為道德自律，使人格不斷完善，逐步接近理想人格。傳統的道德教育為這一目的設計了一套系統的方法，為修養過程安排了一定的順序。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便是學。

中國古代的學，首先是一種道德認知，就是說學如何做人。明末學者朱舜水說：“夫學者，所以學為人耳。”為學的第二位才是知識的學習。《論語·述而》篇記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之中，行、忠、信都屬德育，而“文”在當時也主要指的是禮樂制度，因而學“文”也包括了德育的內容。孔子曾說過：“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裡，孔子擺在首位的正是如何做人，透過學習，得到情感薰陶，學會觀察社會，學會與其他社會成員相處，學習表達政治上的批評意見及侍奉君父的道理，多知道草木鳥獸的名稱。這些內容雖也涉及知識的學習和能力的培養，但強調的還是道德教育。孔子的這些看法對後世影響很大，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德育始終是“學”的主要內容。宋代大儒朱熹曾明確指出：“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為學，主要是為了修身，為了道德的完善。

道德修養的最初階段是對道德規範的認識把握。《禮記·大學》開篇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如何“明明德”，首先是“格物致知”。這裡的“物”不是指“物質”，鄭玄的解釋是“物，猶事也”。朱熹曾說：“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可見，物包括人的行為。他又說：“格物只是就事物上求個當然之則。若臣之忠，臣自是當忠；子之孝，子自是當孝。”這就是說，格物主要是指對道德規範的認知，使受教育者把握道德規範的準則，明白其中的義理。對道德規範的把握有兩種方式，一是行為模仿，環境薰陶；二是參究義理，理性認知。朱熹把教育分為“小學”與“大學”兩個階段，8歲至15歲為“小學”教育階段，15歲以後為“大學”教育階段。

“小學”教育階段主要是弄清什麼是道德規範，學習如何依照道德規範處理人際關係，把握對君主、父母、兄弟、朋友的“規矩”。由於兒童血氣未定，易受外界影響，所以應特別注重言傳身教，慎於擇友，重視環境的影響，使兒童有正確的道德行為的模仿物件，潛移默化，習染性成。所以《荀子·勸學》說：“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中國古代有很多這方面的事例，如劉向《列女傳》》記載的孟母擇鄰的故事，就是為人們所傳誦的教子典範。孟子3歲喪父，孟母嚴格教育孟子，希望他能夠成才，很注意環境對孩子的影響。他們原住在墓地附近，孟子就學做喪葬之事，於是孟母搬了家。但新居鄰近一個屠戶，孟子又學做屠宰的遊戲，孟母覺得這裡的環境對孩子成長仍然不利，又第二次遷居。這一次的住所靠近一所學校，孟子所見所聞都是讀書學習之事，孟母覺得這樣的環境有利於孟子好學向上，才定居於此。孟母還注意身教，以自己的道德榜樣教育兒子。有一次孟子聽見殺豬時的豬叫聲，問孟母：殺豬為什麼？孟母隨口答應了一句：殺豬給你吃。事後孟母一想，這樣說就是騙了兒子，孩子會學著撒謊，於是就到殺豬的人家買來豬肉，煮好給孟子吃，以示不欺。

除了道德規範的直觀教育和外部灌輸，使受教育者明確道德規範是什麼外，儒家還強調對道德規範的理性認知，參究義理，弄清為什麼。這是“大學”階段的主要任務。孔子說：“未知，焉得仁？”朱熹也認為：“先知得，方行得。”從直觀的模仿、環境的薰陶上升到理性的把握，才能樹立道德的自覺。

進行道德認知，獲得對道德規範的理性把握，就要讀書窮理。要窮理必先讀書。朱熹說：“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就是要讀聖賢之書，主要是儒家的《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宋以後則把《四書》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作為初學的基本教材。儒家認為，聖人之道、倫理原則、道德規範等等都包蘊在經典之中，經典是最好的教科書，只有反覆誦習，認真鑽研，才能得到切實的道德認知。讀書是窮理之始，要想窮理必須學思結合。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讀書是為了窮理，學而不思則理無以明，思而不學，不讀經典，不深究義理，縱有辭章記問之富，也只是一介陋儒，必須“深沉潛思”，認真領悟，“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直到求得聖賢的“道理”。

中國號稱禮儀之邦，儒家的先師孔子就以“好禮”、“知禮”著稱。禮不僅是指祭祀、朝會、喪葬時的禮儀制度，而且是一種制度化了的道德規範。禮能夠“正身”，規範人的道德行為；能夠“定倫”，規定人際交往中的道德準則。《孟子·滕文公上》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習禮、守禮，不僅可以使上下尊卑有序，維繫社會秩序使之不致紊亂，而且對道德習慣的獲得、理想人格的培養，都有重要的作用。

道德意識不是與生俱來的，要靠後天的習得。知禮、習禮、守禮，上至事父事君，下至日常飲食起居，坐臥行立，舉手投足，都能遵守禮制，日久天長，就會形成道德習慣，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就堅持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嚴守禮教，甚至在生活小節上也毫不懈怠，《論語·鄉黨》篇記載了許多孔子守禮的事例，有些簡直到了煩苛的地步，如坐席不正則不坐，不按一定的方法切割的肉則不吃。這些由禮制約束長期養成的道德習慣，可以終身無失，即使在造次顛沛之際，甚至面臨生死禍福的選擇，都能謹守不渝。孔子弟子曾參病重，他的弟子樂正子春和兩個兒子曾元、曾申侍奉在旁。忽然，一名坐在席角、手執蠟燭的童子說：“這麼華麗光潤，是大夫的床蓆吧？”樂正子春趕忙制止：“別說了。”聲音驚動了衰弱的曾參，他睜開眼睛，輕輕地吁了口氣，童子又說：“您的床蓆這麼華麗光潤，是大夫的床蓆吧？”曾參回答說：“是的，這是季孫（魯國權臣）賜給我的，我沒有來得及更換。曾元，給我換一下床蓆！”因為按禮制，曾參不是大夫，不能使用大夫的床蓆。曾元勸阻道：“您的病很重，不能輕易搬動，到了天亮，再給您換吧。”曾參說：“唉！你們愛我還不如這個童子。君子以德愛人，小人愛人則只會姑息。現在我還有何求？只要能按禮制而死就行了。”這樣一說，大家連忙扶起曾參更換了床蓆，沒等把曾參在床上安頓好，他就去世了。曾參長期學禮守禮，道德習慣根深蒂固，即使在垂危之際，也恪守道德規範，真可謂死生以之了。因此，歷代為教育子弟制定了許多規範，如家訓、治家格言以及各種學規、齋規等等，對生活各個方面的禮儀都作了細緻的規定。如朱熹的《訓學齋規》說：“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清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諸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例，名曰《訓學齋規》。”對穿衣戴帽、說話走路、清潔衛生、讀書姿勢等等，都有詳細的規定。這些嚴格的日常行為規範，都是為了培養良好的道德習慣。

把道德規範的外在灌輸轉化為內心的自覺要求，建立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識，是透過反求內省實現的。反求內省，就是透過思索、領悟，使個人向社會認同，使外在的社會影響轉化為內心的自覺，由道德外在的約束變為道德的自我意識，從而在道德行為方面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非常強調道德的自覺與自律，曾說：“為仁由己。”就是說，道德規範的遵守，道德行為的實現，不是由於外界的強制約束，而是取決於內心的自覺。

反求內省，首先是對道德規範的思索、領悟，使對道德規範的知性認識內化為道德情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只有具備“好之”“樂之”的道德情感，才能自覺地遵守道德規範，履行道德義務。其次，內省是對道德意識的自我檢查、自我監督以改過遷善。曾參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要求每天多次檢查自己的道德行為。孔子則提出要“內自訟”，經常以道德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同時以他人作參照，“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透過內省，不斷完善人格，做到“知明而行無過”。

內省的根本目的在於啟發向善的自覺。孟子認為人性本善，人性中都有善的萌芽，“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都是人性中固有的，而“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要透過自省，使這些善的萌芽“擴而充之”，樹立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識。在這方面，傳統倫理特別強調“知恥”和“慎獨”。

知恥，就是對自身違反道德規範的言行產生的一種愧疚感。《曾子·制言上》說：“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道德教育就是要在內心培養出這樣一種知恥的道德意識。孔子以“內省不疚”為君子。子貢曾問孔子，什麼樣的人才可稱作“士”？孔子回答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行己”，是行己之道，這是積極有為的方面；而“有恥”，則是對“行己”的一個限制，使行己之道不逾越道德規範，“若有不善，恥而不為”。這種知恥意識對個人行為具有很強的約束力，使個人行為符合社會的要求。恥辱感的產生有兩個原因。一是受他人的侮辱而生，或者由於有某種不符合身份的舉動，在公眾面前產生愧疚，即俗話說的丟了“面子”。一種是內心對錯誤行為的審視，是基於道德責任感而產生的。前者是一種榮譽感，是感到自己社會地位的某種下降而引起的。它受外部環境的約束，如果脫離這種約束，走出公眾視野，往往就不會產生。後者是一種責任感，是一種道德自律精神，是自我約束。傳統倫理更強調的是後一種“知恥”。與此相應的便是“慎獨”的要求。

《禮記·中庸》說：“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獨也。”在旁人聞見之所不及的隱微之處，獨處之時，失去了社會的監督約束，最容易放鬆道德要求，做出違反道德規範的行動，這是考驗道德修養的著力之處。有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識才能“慎獨”，也只有“慎獨”，才能培養出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識。古人重視慎獨，出現了許多操守高尚的人物。東漢人楊震，少時好學，博覽群書，窮究義理，因他是陝西華陰人，諸儒稱他為“關西孔子”。他以教書為生20餘年，不接受州郡官府的徵召。大家認為楊震已經年歲大了，而他修身好學之志卻更加堅定。後來大將軍鄧騭薦舉他為“茂才”，逐漸升至荊州刺史，又調任東萊太守。在赴東萊太守任途中，路經山東昌邑縣，他以前推薦為“茂才”的王密當時正任昌邑縣縣令。深夜，王密前來拜訪楊震，懷揣10斤金想送給他。楊震說：“故人瞭解你，你卻不瞭解故人，這是為什麼呢？”王密說：“暮夜無知者。”楊震說：“天知、神知、我知、你知，何謂無知！”王密聽後羞愧而去。楊震公正廉潔，兩袖清風，子孫經常吃蔬菜，出門步行。有些老朋友勸他為子孫置些產業，楊震不肯，說：“使後世稱他們為清官的子孫，把這個名聲留給他們，不也是一筆豐厚的遺產嗎？”

具有“慎獨”這種高度的道德自律精神，不僅可以時時處處與德無違，使自己成為合乎道德規範的合格的社會成員，更重要的是，慎獨可以提高道德修養，使外在的道德規範內化為自覺的道德要求，這對理想人格的塑造是非常必要的。

要想塑造理想人格，樹立堅韌不拔的道德意志，還須經過艱苦環境的磨練。孟子說：“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人之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多是由於身處逆境磨練而成。所以孤微之人在艱苦環境之中，磨練意志，奮發向上，往往有所成就；膏粱之子常常沉溺於安樂之中，不思進取，意志衰頹，終無所成。因此孟子說：“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人把艱難困苦的磨練，作為人生道路的一個必要的階段，指出擔當大任的人無不是從逆境中奮鬥而出的。孟子並舉了許多例子。傳說舜曾耕田、打魚、製陶器，他的父母及弟弟都想殺他。但舜處逆境而不消沉，不斷完善道德人格，以孝聞名於世，終於為堯所用，成為一代聖王。傅說是殷王武丁的賢相，曾因罪判刑，在建築工地服勞役；膠鬲是殷紂的良臣，曾為商販，販賣魚鹽；齊國賢相管仲曾被獄吏關押，因鮑叔舉薦，齊桓公用以為相，齊國大治；孫叔敖原隱居海濱，耕種自給，楚莊王用為令尹，終成霸業；百里奚以養牛販牛為生，秦穆公用為上卿，秦國以是富強。這些聖君賢相都出身低微，曾身處逆境，為什麼後來都能開創偉業，名垂後世呢？就是由於他們經歷了逆境的磨練。“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逆境可以使人消沉，也可以使人振奮，使人在體力、智力、能力、心理意志方面得到鍛鍊，為日後擔當大任創造主觀條件。

孟子的這些話，2000多年以來，一直激勵鼓舞著後人在身處逆境之時奮發向上，許多人自覺地以艱難困苦鍛鍊自己及其子孫。西漢疏廣、疏受叔侄官至太傅和少傅，教授太子，深得宣帝的信任。疏氏叔侄告老還鄉時，宣帝賜以黃金20斤，皇太子贈金50斤。疏廣、疏受還鄉後，每天叫家人置辦酒食，宴請族人、賓朋，多次問，還剩多少金子，快拿去買酒食。過了一年多，他們的子孫見黃金已所剩無幾，悄悄地找到一位疏廣所信任的親族中的長輩，請他勸疏廣用剩下的錢給子孫置點田宅產業。這位長輩在閒暇時把這番話向疏廣講了。疏廣說：“我不是老昏了不顧念子孫，我舊有的田宅，令子孫勤懇勞作於其中，就足夠衣食的供給，過上與普通百姓一樣的生活。現在要是再增添產業，使子孫收入有盈餘，那只是教子孫懶惰。賢人多財則會損害志氣，愚昧而多財，就會增加過錯。而且富人往往是怨恨的物件，我既然沒有東西教化子孫，也不想增加他們的過錯，使眾人對他們生怨恨之心。”聽了疏廣的一席話，大家都心悅誠服。逸豫喪志，而“艱難困苦，玉汝以成”，已成為古人治家明訓。清代湯斌經常督促兒子湯溥等讀書至半夜還不停止，他對兒子說：我讓你們苦讀，不是希望你們早日顯貴，小孩應當吃點苦，能夠吃苦就能意志堅定，將來不失足。把吃苦作為磨練道德意志、成就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許多富貴之家的有識之士，有意為子女設定艱苦的環境，使他們得到鍛鍊。曾經做過提學副使的祝萃，家產豐足，兒子繼皋已長大成人，但他一定要繼皋穿粗布衣服，禁止使用綾羅綢緞。吃飯的時候，精美的食物奉獻給自己的父母，而把粗糙的食物給自己的兒子。他這樣做，是怕兒子受嬌慣而放縱情志。後來，繼皋也顯名於世。

在理想人格的塑造過程中，經過學習、反思，外在於人的道德規範內化為自覺的道德意識，經過艱難困苦的反覆磨練，自覺的道德意識又昇華為堅定的道德信念和堅強的道德意志。具有這樣的道德品質就能在任何情況之下保持道德操守，富貴顯達而不致壯志消磨；時乖運蹇也不屈從於環境的逼迫，始終不改其志；甚至在國破家亡、勢孤力窮之時仍能一秉初衷，從容赴死。這樣的人格，才是高尚的、完整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