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變法、商鞅變法、吳起變法、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鄒忌改革……翻開史書，這一次次改革猶如璀璨星光，閃爍在那段激盪人心的戰國史上。而本文要介紹的胡服騎射，是戰國時代趙武靈王強勢推行的一次軍政改革，其構思、策劃之深謀遠慮，其善抓主要矛盾和關鍵的高超智慧，其排除萬難誓將改革進行到底的強大魄力，依舊值得兩千多年後的我們學習、借鑑。
內憂外患，改革勢在必行
政治方面：對外，趙武靈王即位之初，趙國強敵環視。首先，趙國與秦、魏、燕、齊等其他諸侯的戰爭，趙國常吃敗仗，丟城失地，面對虎視眈眈的諸侯國，趙國整體實力處於劣勢；其次，北方有匈奴、東胡、樓煩、林胡等北方遊牧民族犯境，他們時常興風作浪，圍困城池，踐踏領土，騷擾打劫;而最嚴重的威脅是中山國，中山國雖小，卻像一枚釘子楔入趙國腹地，它常被其他諸侯國聯合，充當進攻趙國的急先鋒，嚴重威脅著趙國的領土完整。一時間，趙國國際關係十分尖銳複雜，可謂危機四伏。
對內，趙武靈王從趙肅侯手上接過來的趙國，國勢衰弱，是個內部矛盾嚴重的國家。三家分晉，趙國得到晉北所有土地，常年與北方遊牧民族打交道的趙國北部華人，很早就適應當地環境，並自我改革，自發學習遊牧軍隊作戰方式，且大量與遊牧民族雜居、通婚，那裡的華人主要以遊牧生活為主，由此趙國北方形成了以代郡為代表的遊牧文化政治勢力。而以國都邯鄲為代表的趙國南部則靠近中原，華人主要以農耕生活為主，形成了農耕文化政治勢力。
而最要命的是趙國境內的中山國，直接橫在趙國南北中間，將邯鄲和代郡南北地理隔絕，讓這兩種不同的文化難以交流融合，趙國南北分裂的態勢日漸擴大，國家有一分為二的危機，這需要趙武靈王鐵腕整合，加強南北雙方的溝通交流，將其整合為一個依賴重於排斥的整體。所以，提高趙國軍事實力，滅掉中山國，打通南北，是趙國最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軍事方面：車戰，在中國周朝時期曾經是兩軍戰鬥的主要戰法，戰車兵是軍隊的主力兵種，但經過春秋及戰國初年的諸侯國之間多年互相混戰，車戰開始落後於時代，其侷限性逐漸顯露出來。
首先，戰車製作成本大，而戰國時期連年攻戰，戰車作戰損耗很大，給各諸侯國帶來極大的財政負擔。此外，戰車非常笨重，靈活性差，而且駕駛困難，只能在平原作戰，地形稍微坎坷點就無法行駛，過分受制於環境。與此同時，騎兵有很大的靈活性，以及與戰車兵比較相對低的成本，使得騎兵有取代戰車兵的優點及趨勢。
尤其是和多個胡族接壤的趙國，在常年與各種胡人的作戰中，對於騎兵的優點最為了解，由於胡人作戰以騎兵為主，他們都是身穿短衣，作戰騎在馬上，弓馬嫻熟，且機動性極強。而趙國軍隊雖然武器比胡人精良，但多為步兵和兵車混合編制，加上官兵都身穿長袍，騎馬很不方便，反應不如胡人軍隊。因此，在與胡人交戰中，趙軍常常處於下風。對此，趙武靈王對手下感慨道，“北方遊牧民族的騎兵來如飛鳥，去如絕弦，是當今之快速反應部隊，帶著這樣的部隊馳騁疆場，哪有不取勝的道理！”
在多年與胡人打交道後，趙武靈王漸漸體會到：趙國在對戰中被動挨打的原因，主要是在於衣冠制度和作戰形式。戰車兵在與騎兵作戰中暴露出的問題，使得趙武靈王深刻認識到只有學習胡人的長處，培養自己的騎兵，才能增強趙國軍事力量，徹底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鑑於這種情況，懷有強國之夢的趙武靈王開始萌發了向胡人學習騎馬射箭的想法。
而要學習騎射，首先必須改革服裝。中原人習慣穿寬袖子的長袍，行動起來非常不方便，而胡人習慣穿窄袖子的短衣、長褲，腳蹬皮靴，不管是生活起居，還是狩獵作戰都非常方便。而培養騎兵就不能穿寬幅大袖的衣服了，必須像胡人那樣改穿短裝，束皮帶，用帶鉤，穿皮靴，這樣才能騎馬作戰。因此，軍事的發展規律以及趙國自身的軍事需求也促使了服裝改革的推行。
如火如荼的改革進行中
想要順利推進改革，就需要有一個相對和平的外部條件。對此，趙武靈王調整了其父趙肅侯四處為戰、鋒芒畢露的外交策略。首先，那時候戰國其他諸侯已經開始互相稱王，但趙武靈王卻低調不稱王，下令趙華人都稱他為“君”。其次，透過協助燕國、秦國分別迎立燕昭王和秦昭王為君的機會，趙國成功與燕國、秦國兩個鄰國結成盟友，避免被諸侯孤立。最後，趙武靈王採取“穩定東、南、西，集中力量向北方胡地進行擴張，擴大版圖，充實國力，再徐圖逐鹿中原”的溫和外交策略。透過以上這些策略，趙國極大地緩解了與中原各國的矛盾，並趁著諸侯國忙於互相爭戰的有利時機開始進行國內改革。
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下達易服令，在趙國全境推廣胡人的服裝，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蟬為飾的武冠，金鉤為飾的具帶，足上穿靴，便於騎射。這一舉措受到了重服飾禮儀的趙國宗族的強大阻力，眾多臣屬驚呼這是“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趙武靈王卻從趙國國情實際需要出發，反對法古不變，力排眾議，帶頭穿胡服，並親自說服宗族，以強有力的行政命令推廣服飾改革。
與此同時，趙武靈王決心推進軍事改革，實行由車戰向騎戰的轉變。他選拔了部分原有車兵和步兵，同時收編了胡兵，組建了大規模的騎兵部隊。他還聘請擅長騎射的胡人充當教練，選擇靠近河套的草原作為訓練場所，按照騎兵作戰特徵訓練騎兵部隊。
另外，趙武靈王還頒佈了系列法令配合改革，比如步兵轉騎兵必須經過培訓和考試，提高騎兵兵源的素質；騎兵待遇提高到相當於貴族待遇的水平，而且趙國的軍官主要從騎兵中提拔，大大提高了華人加入騎兵部隊的積極性；此外，他還推廣了養馬、製革、設獸醫和籌辦草料等完整配套的制度等等。
對症下藥，立竿見影
胡服騎射改革後，趙國的百姓隨即養馬蔚然成風，騎馬射箭風靡全國，尚武精神得到發展。趙國很快就培訓出上萬名裝備精良、弓馬嫻熟、紀律性極強的騎兵，其戰鬥力十分強悍，趙軍的機動性與奔襲能力大大增強，其他諸侯國的步、車兵和北方零散部落在其狂飆般的攻擊下，一時間均非對手。
於是，趙國憑藉強大的軍事實力，不但消滅了經常侵擾趙國的中山國，南抑魏齊，又向北奪取林胡、樓煩之地，開闢了上千裡的疆域，並設定雲中、雁門、代郡行政區，可由北向南對秦都咸陽構成直接威脅。
至此，趙武靈王終於將趙國國土南北連成一片，進一步促進了國內不同文化間的融合以及經濟發展，趙國實力大大增強，成為三晉之首，更是一躍成為當時僅次於秦、齊的第三號軍事強國，國際地位大大提升。
胡服騎射的深遠影響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中國古代軍事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它在戰國七雄中開軍事改革潮流之先，被歷代史學家傳為佳話，這次改革也給後世帶來了很多深遠影響。
首先，是它對民族文化融合的影響：趙武靈王在大力推行胡服騎射的同時，採取了較為開明的民族政策，客觀上促進了中原民族與胡人的互相依存、雜居，減弱了中原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中原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兩者之間的心理距離，促進了農業文化與遊牧文化的交流、融合，進而促進了民族的融合。
其次，是它對中原服飾制度的影響：胡服除了適應狩獵、打仗需要外，在生產、生活起居中，對比當時中原的服裝也有著很大的優越性，很快就被中原人民所接受。胡服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中原的衣冠制度，同時極大地提高了中原服裝的多樣性。我們今日的服裝與此也有著一定的歷史淵源關係，由此可見其影響之深刻。
然後，是它對中原軍事與交通的影響：趙武靈王搞胡服騎射，騎兵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並逐漸取代車戰兵，可以說是變革了中原地區的作戰方式。隨著騎射的推廣、發展，馬便逐漸用於騎乘，人們騎馬不僅比步行明顯更快，而且可以達到馬車到達不了的地方，在當時道路並不發達的情況下，大大方便了各地的交往與聯絡。
最後，是它對中原文化思想的影響：趙武靈王沒有因循守舊，勇於革新，他認為傳統的東西本身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也是在不斷地發展和變化的，只要有利於形勢的發展就應該大膽改革。
他親自策劃和領導的胡服騎射，學習胡人的長處，透過變法圖強，最終打敗了胡人，這可以說是近代思想家魏源提出的“師夷技之長以制夷”的鼻祖，即使時至今日，這種精神依舊值得今人肯定、學習。
李悝變法、商鞅變法、吳起變法、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鄒忌改革……翻開史書，這一次次改革猶如璀璨星光，閃爍在那段激盪人心的戰國史上。而本文要介紹的胡服騎射，是戰國時代趙武靈王強勢推行的一次軍政改革，其構思、策劃之深謀遠慮，其善抓主要矛盾和關鍵的高超智慧，其排除萬難誓將改革進行到底的強大魄力，依舊值得兩千多年後的我們學習、借鑑。
內憂外患，改革勢在必行
政治方面：對外，趙武靈王即位之初，趙國強敵環視。首先，趙國與秦、魏、燕、齊等其他諸侯的戰爭，趙國常吃敗仗，丟城失地，面對虎視眈眈的諸侯國，趙國整體實力處於劣勢；其次，北方有匈奴、東胡、樓煩、林胡等北方遊牧民族犯境，他們時常興風作浪，圍困城池，踐踏領土，騷擾打劫;而最嚴重的威脅是中山國，中山國雖小，卻像一枚釘子楔入趙國腹地，它常被其他諸侯國聯合，充當進攻趙國的急先鋒，嚴重威脅著趙國的領土完整。一時間，趙國國際關係十分尖銳複雜，可謂危機四伏。
對內，趙武靈王從趙肅侯手上接過來的趙國，國勢衰弱，是個內部矛盾嚴重的國家。三家分晉，趙國得到晉北所有土地，常年與北方遊牧民族打交道的趙國北部華人，很早就適應當地環境，並自我改革，自發學習遊牧軍隊作戰方式，且大量與遊牧民族雜居、通婚，那裡的華人主要以遊牧生活為主，由此趙國北方形成了以代郡為代表的遊牧文化政治勢力。而以國都邯鄲為代表的趙國南部則靠近中原，華人主要以農耕生活為主，形成了農耕文化政治勢力。
而最要命的是趙國境內的中山國，直接橫在趙國南北中間，將邯鄲和代郡南北地理隔絕，讓這兩種不同的文化難以交流融合，趙國南北分裂的態勢日漸擴大，國家有一分為二的危機，這需要趙武靈王鐵腕整合，加強南北雙方的溝通交流，將其整合為一個依賴重於排斥的整體。所以，提高趙國軍事實力，滅掉中山國，打通南北，是趙國最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軍事方面：車戰，在中國周朝時期曾經是兩軍戰鬥的主要戰法，戰車兵是軍隊的主力兵種，但經過春秋及戰國初年的諸侯國之間多年互相混戰，車戰開始落後於時代，其侷限性逐漸顯露出來。
首先，戰車製作成本大，而戰國時期連年攻戰，戰車作戰損耗很大，給各諸侯國帶來極大的財政負擔。此外，戰車非常笨重，靈活性差，而且駕駛困難，只能在平原作戰，地形稍微坎坷點就無法行駛，過分受制於環境。與此同時，騎兵有很大的靈活性，以及與戰車兵比較相對低的成本，使得騎兵有取代戰車兵的優點及趨勢。
尤其是和多個胡族接壤的趙國，在常年與各種胡人的作戰中，對於騎兵的優點最為了解，由於胡人作戰以騎兵為主，他們都是身穿短衣，作戰騎在馬上，弓馬嫻熟，且機動性極強。而趙國軍隊雖然武器比胡人精良，但多為步兵和兵車混合編制，加上官兵都身穿長袍，騎馬很不方便，反應不如胡人軍隊。因此，在與胡人交戰中，趙軍常常處於下風。對此，趙武靈王對手下感慨道，“北方遊牧民族的騎兵來如飛鳥，去如絕弦，是當今之快速反應部隊，帶著這樣的部隊馳騁疆場，哪有不取勝的道理！”
在多年與胡人打交道後，趙武靈王漸漸體會到：趙國在對戰中被動挨打的原因，主要是在於衣冠制度和作戰形式。戰車兵在與騎兵作戰中暴露出的問題，使得趙武靈王深刻認識到只有學習胡人的長處，培養自己的騎兵，才能增強趙國軍事力量，徹底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鑑於這種情況，懷有強國之夢的趙武靈王開始萌發了向胡人學習騎馬射箭的想法。
而要學習騎射，首先必須改革服裝。中原人習慣穿寬袖子的長袍，行動起來非常不方便，而胡人習慣穿窄袖子的短衣、長褲，腳蹬皮靴，不管是生活起居，還是狩獵作戰都非常方便。而培養騎兵就不能穿寬幅大袖的衣服了，必須像胡人那樣改穿短裝，束皮帶，用帶鉤，穿皮靴，這樣才能騎馬作戰。因此，軍事的發展規律以及趙國自身的軍事需求也促使了服裝改革的推行。
如火如荼的改革進行中
想要順利推進改革，就需要有一個相對和平的外部條件。對此，趙武靈王調整了其父趙肅侯四處為戰、鋒芒畢露的外交策略。首先，那時候戰國其他諸侯已經開始互相稱王，但趙武靈王卻低調不稱王，下令趙華人都稱他為“君”。其次，透過協助燕國、秦國分別迎立燕昭王和秦昭王為君的機會，趙國成功與燕國、秦國兩個鄰國結成盟友，避免被諸侯孤立。最後，趙武靈王採取“穩定東、南、西，集中力量向北方胡地進行擴張，擴大版圖，充實國力，再徐圖逐鹿中原”的溫和外交策略。透過以上這些策略，趙國極大地緩解了與中原各國的矛盾，並趁著諸侯國忙於互相爭戰的有利時機開始進行國內改革。
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下達易服令，在趙國全境推廣胡人的服裝，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蟬為飾的武冠，金鉤為飾的具帶，足上穿靴，便於騎射。這一舉措受到了重服飾禮儀的趙國宗族的強大阻力，眾多臣屬驚呼這是“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趙武靈王卻從趙國國情實際需要出發，反對法古不變，力排眾議，帶頭穿胡服，並親自說服宗族，以強有力的行政命令推廣服飾改革。
與此同時，趙武靈王決心推進軍事改革，實行由車戰向騎戰的轉變。他選拔了部分原有車兵和步兵，同時收編了胡兵，組建了大規模的騎兵部隊。他還聘請擅長騎射的胡人充當教練，選擇靠近河套的草原作為訓練場所，按照騎兵作戰特徵訓練騎兵部隊。
另外，趙武靈王還頒佈了系列法令配合改革，比如步兵轉騎兵必須經過培訓和考試，提高騎兵兵源的素質；騎兵待遇提高到相當於貴族待遇的水平，而且趙國的軍官主要從騎兵中提拔，大大提高了華人加入騎兵部隊的積極性；此外，他還推廣了養馬、製革、設獸醫和籌辦草料等完整配套的制度等等。
對症下藥，立竿見影
胡服騎射改革後，趙國的百姓隨即養馬蔚然成風，騎馬射箭風靡全國，尚武精神得到發展。趙國很快就培訓出上萬名裝備精良、弓馬嫻熟、紀律性極強的騎兵，其戰鬥力十分強悍，趙軍的機動性與奔襲能力大大增強，其他諸侯國的步、車兵和北方零散部落在其狂飆般的攻擊下，一時間均非對手。
於是，趙國憑藉強大的軍事實力，不但消滅了經常侵擾趙國的中山國，南抑魏齊，又向北奪取林胡、樓煩之地，開闢了上千裡的疆域，並設定雲中、雁門、代郡行政區，可由北向南對秦都咸陽構成直接威脅。
至此，趙武靈王終於將趙國國土南北連成一片，進一步促進了國內不同文化間的融合以及經濟發展，趙國實力大大增強，成為三晉之首，更是一躍成為當時僅次於秦、齊的第三號軍事強國，國際地位大大提升。
胡服騎射的深遠影響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中國古代軍事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它在戰國七雄中開軍事改革潮流之先，被歷代史學家傳為佳話，這次改革也給後世帶來了很多深遠影響。
首先，是它對民族文化融合的影響：趙武靈王在大力推行胡服騎射的同時，採取了較為開明的民族政策，客觀上促進了中原民族與胡人的互相依存、雜居，減弱了中原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中原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兩者之間的心理距離，促進了農業文化與遊牧文化的交流、融合，進而促進了民族的融合。
其次，是它對中原服飾制度的影響：胡服除了適應狩獵、打仗需要外，在生產、生活起居中，對比當時中原的服裝也有著很大的優越性，很快就被中原人民所接受。胡服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中原的衣冠制度，同時極大地提高了中原服裝的多樣性。我們今日的服裝與此也有著一定的歷史淵源關係，由此可見其影響之深刻。
然後，是它對中原軍事與交通的影響：趙武靈王搞胡服騎射，騎兵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並逐漸取代車戰兵，可以說是變革了中原地區的作戰方式。隨著騎射的推廣、發展，馬便逐漸用於騎乘，人們騎馬不僅比步行明顯更快，而且可以達到馬車到達不了的地方，在當時道路並不發達的情況下，大大方便了各地的交往與聯絡。
最後，是它對中原文化思想的影響：趙武靈王沒有因循守舊，勇於革新，他認為傳統的東西本身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也是在不斷地發展和變化的，只要有利於形勢的發展就應該大膽改革。
他親自策劃和領導的胡服騎射，學習胡人的長處，透過變法圖強，最終打敗了胡人，這可以說是近代思想家魏源提出的“師夷技之長以制夷”的鼻祖，即使時至今日，這種精神依舊值得今人肯定、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