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封建社會都跟清朝一樣大搞文字獄，各種以言治罪！比如漢朝就不以言治罪，可以言論自由，唐朝同樣思想開放！真正君主完全獨裁的封建社會，唯有清朝！清朝除了皇帝其他人是奴才，漢人奴才都不如！所有對皇帝跟權貴只能無下限拍馬屁，不然就是死！明朝只有前期朱元璋廢相那段時期是完全獨裁，後來是內閣跟皇帝共治天下！

而明以前是皇帝跟宰相共治天下！宋朝以前君跟臣尊卑差距並不大，私下議事！臣子都是有座位的！秦漢更不用說了！任何場合，君臣很現代社會一樣，都是有自己的座位！皇帝拜相，拜將！是要像宰相跟大將軍三拱手，並提前借齋沐浴更衣，以示對他們的尊敬！那個時候君權不是像滿清那麼極端獨裁！自然各種思想跟言論都能並存！像春秋戰國！天下沒有一統，君王權利更小！臣子可以隨時拋棄君主，投靠他國，所以百家爭鳴！別說區區朱門酒肉臭這種不傷大雅的實話！

墨子兩千年前！都把西方民主思想搬出來了！官無常貴，民無永賤！能者上庸者下！統治階層不可永遠富貴，百姓也不能永遠低賤！應該推選賢能當統治者階層！而不是讓統治階層世襲罔替！

瞧瞧！這種民主思想可比西方早了兩千年！當然墨家思想太過先進，所以不適合古代的家天下，就滅亡了！

所以別以為古人真的是奴性重！古人有的思想比現在人還開明。之所以奴性重，是滿清的功勞！幾百年洗腦打壓，就像魯迅說的頭上辮子容易剪，心中辮子難剪！

所以很多敢於批判統治階層的言論，皆是出於清朝之前！清朝君王只能聽讚歌！

但是清朝離我們太近！我們便把清朝的腐敗！認為所有封建社會跟滿清一樣腐敗！是不可取的！

還有“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的那位，還做了大官。

這樣的文學能存在，需瞭解下歷史。在古代，士紳大族、地方豪強，與皇帝是對立的。王朝中期，一般都有改革，革的物件，說白了，就是他們。皇帝需要改革的正義性，這些文學，正好提供了正義性。

中國文化是提倡給社會挑刺的，自古就有忠言逆耳的說法，大多數漢人朝代都有大量士大夫給皇帝挑刺，甚至把文死諫和武官的上陣為國捐軀並列。在古代有兩個名人一個是秦檜一個魏徵，秦檜團結在皇帝趙構的周圍，從不妄議朝政，以趙構的話為最高準則，奉命冤殺岳飛，這種人在我們中華文明就是一個標準的奸臣。魏徵則不同，他經常妄議朝政 無視大唐乃中國歷史上的強國的事實，常挑中國著名的天子李世民的刺，搞得李世民下不到臺，他說的大唐弊端，我想天竺有，突厥也有。按照後來的某代的觀點秦檜就是一個愛國者 魏徵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突粉（因為他從來不說過突厥不好）漢奸賣國賊。

什麼是封建社會，實行分封制度的稱為封建社會，在中國秦朝就已經結束了分封制。長期以來的中國的古代政治制度是中央集權制，由皇帝任命中央官員及地方官員，逐漸管理到每一戶，每一人。應稱為宗法專制社會，而不是封建社會。然而，作為政治制度本身，與文化娛樂導向之間，同樣沒有對應關係，就好比同樣收入的人，有的用於投資，有的用買衣服，有的用於買房等等。

不管是任何社會，人們不敢批評錯誤的東西，不敢講真話，大家都聽不到批評的聲音，這是不好的，我們要敢於講真話，認真聽取別人的批評。

允許有批判文學出現，說明當政者政治相對清明，允許有不同言論出現。清朝害怕出現不同言論，是害怕政權不穩，也就當政者心虛的表現。

那時候是不是真的能流傳，能不能流傳起來，還得兩說著呢。

那時候識字的人少，也沒有當今的傳播手段。估計能知道的人極少，指望口口相授的去流傳談何容易？！

朱門，是衙門，官與皇帝是大不同的。朱門，是富貴之家，就更與皇帝不搭界了。百姓是可以批官員的，百姓與皇帝都愛治世！皇帝與百姓有共同的利益。

任何一個封建王朝，為了維護其家天下，皇權至上的統治都要搞“文字獄”，類似批判社會的文學作品之所以流傳，不是因為那個封建王朝的君主開明，而關鍵是在“流傳”二字上。大家都知道，我們封建社會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其中經歷的王朝更送很多，簡單講，例如秦漢隋唐宋元明清。每當一個新王朝推翻舊王朝時，為了證明新建立的王朝的正確性，都無一例外地去痛罵前朝的罪惡，(前朝無罪惡就不會被推翻)這才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批判文學為什麼流傳下來的根本原因。

因為在古代社會，中國除了皇帝的“治統”之外，還有屬於知識分子階層的“道統”在延續。

所謂中華道統不絕，其實就是說這種文化的傳承性，其載體就是一代代的儒家讀書人。儒家讀書人掌握社會的輿論，其輿論評判的標準也是儒家化的，或者說道德化的。

在儒家的道德標準裡，對於統治者的一項評判標準就是“節制”，也就是說，在承認等級秩序現實存在的前提下，對於“治人者”的慾望是有要求的，這也是從漢到清，一直不變的標準。

絕對不存在對於奢侈浪費、窮奢極欲的道德頌揚，恰恰一直以來，包括清朝，都對於輕徭薄賦、儉以養德等等抱持著讚賞的態度，這也是儒家文化長期維持的道統的一部分。

而這種相對恆定的公共道德標準也就讓很多知識分子，對於違反這些標準的行為和人，進行持久地批判。

對於這種批判持“嘲諷”態度的，往往不是統治階層中的明白人，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秩序，仍需要這種恆定的價值標準來保障，或者說，這是儒家的普世價值。

而嘲諷最多的， 恰恰是城市貧民、市民階層和遊民階層，他們生存的邏輯與上述兩者都迥然不同，評判事物的標準往往基於個體的利益、立場出發，也就體現出鮮明的實用主義色彩。

這種遊民文化邏輯，在明清時代逐步滲入民間戲曲和話本、評書，隨著日常娛樂影響著城市與鄉村的底層民眾，進而形成一套底層價值觀體系，裡面包含著一部分儒家倫理的成分，另外又有現實主義的雞賊。

比如清代的哥老會和漕幫的幫規第一條就是孝敬父母，這無疑是普世價值的表現，但是對於妨礙他們獲利的一些概念，他們當然是要排斥的。

底層文化邏輯在近代，經過一次次革命的發酵，最後登上大雅之堂，成為整個國家的通用倫理的一部分，又和近代以來西方思想結合，最終粉碎了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儒家普世價值。

所以，今天的人對於“有用”的興趣非常之大，同時，對於在古人那裡“司空見慣”的對於“惡”的批評，也當做是怪事了，因為支援仁人志士“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那部分把道德的力量看得高於一切的理想主義，已經被“立場”、“辯證地看問題”、“有沒有用”等等概念消滅了。

其實，古代的讀書人真正信仰的東西，骨頭本來就很硬，比廷杖的棍子硬，比清軍剃髮的刀子硬，甚至比日本鬼子的子彈還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