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是中國古代隋朝以後各代王朝分科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科舉制始設於隋，但它的萌芽卻出現在魏晉南北朝。

科舉制是中國古代隋朝以後各代王朝分科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科舉制始設於隋，但它的萌芽卻出現在魏晉南北朝，長在舊的察舉制的軀體上。漢代察舉孝廉一向是以德行為本，且有年齡限制；而曹魏選孝廉，較重視其經術學問。統治者要求州郡察舉貢士，要"以經學為先"，又不拘年齡，"勿拘老幼"。孝廉徵召到京後，朝廷再以"試經"的考試方法瞭解其學問高下，高者補官，下者淘汰①。在曹魏察舉孝廉的"試經"階段上，在專門考試經學的方式中，已包含了後世科舉制中分科、考試取士的兩大因素。

西晉加強了考試在察舉任職上的作用。不僅秀才試策、孝廉試經逐漸形成制度，其它各科也要策試。策試時，或由尚書部門主持，或由皇帝親自出面策試或複試。如阮種已透過策試，因受人誣陷，晉武帝再親加策問，以正視聽②。此即複試之例證。西晉察舉制包含著分科、會試、殿試的萌芽。南朝，劉宋明帝時，尚書都令史駱宰提出了策試秀才的評分標準。它不僅為南朝所用，且為北朝所接受。北魏孝明帝神龜年間，邢臧被察舉為秀才，答策五條，極為出色，定為上第，任太學博士。這個評分標準為後來科舉制判分提供了參考。

梁朝，尤其是梁武帝時期，察舉制分科進一步增加，不僅有秀才、孝廉、明經等，還有"清吏"科；由於九品中正制的廢除和梁武帝的倡行，科舉制重才學、開放性的精神在這裡已經萌芽，梁武帝曾下令，只要能精通一經，都可參加入仕考試，通過後，隨才錄用，不論其出身如何，"無復膏粱寒素之隔"。

經過南朝的發展，入仕考試的分科、考試的內容、方法與評分標準皆已制度化或習慣化。在考試物件上，梁武帝向社會各階級、階層開放。而"陳依梁制"，並把學生亦歸入考試物件行列。

梁武帝還大辦學校，由於梁武帝在位時間長達半個世紀，國子學亦辦了半個世紀，因而梁朝出身國子學的官僚數量可觀。這說明梁朝的官辦學校已是一條重要的入仕途徑。不分貴庶的學校，與考試入仕相結合，實際上也在孕育著科舉制的萌芽。

北朝的考試諸制度使孝廉、秀才發展成獨立的，初步成熟的考試科目。

比如秀才固定為由州薦舉，側重文才，策問題有五道，多問政治人事問題；孝廉由郡薦舉，側重經學章句，策問僅一道。

科舉制重才學、開放性的特徵再次在北朝得到體現。北魏熙平初年（約公元516　年），東平王元匡徵文學之士，以充御史官，應徵而來參加對策考試的竟有八百餘人，超過了國家每年歲舉秀才、孝廉規模。結果溫子昇等二十四策中高第，職補御史。

八百多人不是由州郡選擇推薦，而是人們自行抉擇參加的。這就向科舉制又邁進了一步。

北周武帝在仕進位制上，採取了"不限蔭資，唯在得人"的政策，與南朝梁武帝先前的改革相呼應，也把才學標準放在門第的前面。雖然，北周國祚短，沒能在察舉制的考試部分中做出重大貢獻，但武帝在連續的四道求賢詔令中體現出的不拘一格廣收人才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它說明九品中正制中的只重門第不重才學的仕進位制已喪失了自己的生命力；而仕進制中的重才學、開放性的精神正在日益發揚光大，正在充當新的仕進制度--科舉制的催生婆。

隋朝以前的選官制度主要是察舉，即由皇帝下詔公開徵求人才，由中央和地方各級主要官員把民間的出眾人才，向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推薦，經過一定形式的考察後，擇優錄用，授予官職。但這種制度隨著社會的發展，士族勢力的腐朽，形成了高門華第有世及之榮、庶族寒人無仕進之門的政治格局，已臭名昭著，而科舉制度的出現正是時代發展必然結果。

科舉選官制度的正式確立始於隋文帝，至唐朝時，得到充分發展。

科舉考試的科目多達幾十種，其中進士科最為重要，也最難，除考經學和財務策外，還考詩賦。詩賦考試除要求士人具備一定的記憶、理解能力和知識面，還要求有獨立構思、創作詩詞歌賦的能力。這極大地推動了唐朝文學藝術的發展，尤其是詩歌藝術的發展。

應試詩由於題材、格律等因素的限制，一般思想、藝術價值不高。較有名的有張子容《璧池望秋月》：“涼夜窺清沼，池空水月秋。滿輪沉玉鏡，半魄落銀鉤。蟾影搖輕浪，菱花渡淺流。漏移光漸潔，雲斂色偏浮。似璧悲三獻，疑珠怯再投。能持千里意，來照楚鄉愁。”

錢起的《湘靈鼓瑟》被譽為應制詩的典範：“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悽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祖詠年輕時去京城應試，試題為《終南望餘雪》，按規則一般要寫五言六韻十二句，可祖詠只寫了這四句：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由於不合要求，考官讓其再試，祖詠仍是這四句，曰：“意盡！”以致落第。

科舉考詩，詩自然與應試者的命運甚至生活自然密切相關。

唐·孟郊《登科後》詩：“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描述了自己及第後的心情。在唐中宗時，新科進士及第，先要一起在曲江，尤其要登臨大慈恩寺塔並題詩留念。當年27歲的白居易成為進士，寫下了“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詩句；劉滄更豪邁的題下“及第新春選勝遊，杏園初宴曲江頭；紫豪粉壁題仙籍，柳色簫聲拂玉樓”，登科之情勝似登仙了。

唐詩人韋莊和黃濤描述了放榜時京城的場面： “吾唐取士最堪誇，仙榜 標名出曙霞。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郗詵聯臂昇天路，宣聖飛章奏日華。歲歲人人來不得，曲江煙水杏園花。”（韋莊《放榜日作》） “喧喧車馬欲朝天，人探東堂榜已懸。萬里便隨金獄族，三臺仍惜玉連錢。花浮酒影彤霞爛，日照衫光瑞色祥。十二街前樓閣上，捲簾誰不看神仙?”（黃濤《放榜日》） 親朋故舊及第，自然少不了祝賀。唐·劉得仁《送高湘及第後東歸》很有代表性：“此去幾般榮，登科鼎足名。無慚入南巷，高價聳東京。窗對嵩山碧，庭來洛水聲。門前桃李樹，一徑陰已成。” 但落第的滋味可不好咀嚼。唐李山甫落第後，頓大病一場，值友人相邀遊曲江，滿懷羞愧與傷心：“眼前何事不傷神，忍向江頭更弄春。桂樹既能欺賤子，杏花爭肯採閒人。麻衣未掉渾身雪，皂蓋難遮滿面塵。珍重列星相借問，嵇康慵病也天真。”

唐時有一個叫杜羔的人，屢試不第，其妻在他將要回家時寄給了他一首詩：“良人的的有奇才，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丈夫不第，妻子都為之害羞。

更有甚的，連曾相識的妓女都對落第者不齒。唐羅隱當初數試不第，與原在鍾陵認識的一個叫雲英的妓女重逢。該女撫掌曰：“羅秀才猶未脫白耶？”羅隱內心覺得恥辱，也無可奈何，只好以詩自嘲：“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憐俱是不如人。”

然一旦登第，就像《儒林外史》中描寫的范進，立馬身價倍增。還是杜羔的妻子，寫有一首《聞夫杜羔登第》的詩：“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蔥蔥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她又喜又憂的心情可以理解，畢竟陳世美的人物史不絕書。

科舉考試是一帖麻醉劑，是封建統治者籠絡、收買知識分子的一個手段。到明清時期，科舉制越來越成為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嚴重地扼殺了人的聰明才智。宋代有一位考生從第一次參加考試（938年），到他考上（984年），中間經過了46年，已是82歲白髮蒼蒼的這位老考生不無感慨地作詩一首：“天福三年來應試，雍熙二年始成名。觀幫更無朋友在，到家唯有子孫迎。”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考試。

科舉制的含義

科舉制，，是中國古代透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因為其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制。科舉制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徹底打破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的壟斷，但同時也從內容到形式嚴重束縛了應考者，使許多知識分子不講求實際學問，束縛思想。

梁武帝在位時期，曾設立學校，為的就是讓廣大百姓都能讀書成為人才，為國家所用。學生們只要能精通一部經書，經過考後都可以錄取進入官吏隊伍。梁武帝很有曾下旨意說，哪怕是放羊的，看牛的，只要能考上，有才能，都會錄用，絕不介意身份。自梁武帝開始，透過考試錄用人才成為常設制度，也就是說以考試錄取人才常態化了，這為以後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因此此時就被歷史認為科舉制的萌芽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