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貪腐出名

　　宋代當然產生過一些大貪官，但畢竟並未形成系統性、制度性的腐敗。從制度安排的角度來說，宋代建立的反腐敗機制還是非常周密的。比如在控制公款吃喝方面，宋朝創立了“公用錢”制度，即由財政撥給地方官一筆“公用錢”，類似用於公務接待的特別費。換言之，宋朝承認公務接待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但長官也不能亂花公用錢，必須用於公務接待，公款招待必須按照法定的規格、標準，使用時也需要副職副署，且計入公賬。若公務接待違反了法定標準，即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

　　同時，宋政府又設立“券食”制。凡官員出差公幹、下基層考察，均由政府發給“券食”，憑券供給飲食。什麼職務的官員，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發給“券食”，按什麼標準發放，政府都有非常細緻的立法作出規定。“券食”的費用到年終由各州的常平主管官統一結算，上報戶部審計，如果發現“有過數取予及違戾者，並重置典憲”，即超標、違規的公費接待，以重典處置。

　　對於任何政府來說，完全取消公務接待是不切實際的，當然也是斷不可行的。關鍵是如何遏制不必要的公款吃喝。宋代創立的“公用錢”與“券食”制，看起來很有現代性。換言之，這是現代國家完全可以複製、施行的制度。

　　今天的人還特別愛引用英國阿克頓勳爵的一句話，來說明腐敗產生的機制：“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其實阿克頓所說的道理，我相信宋朝的制度建立者也是明白的，因為宋朝的一切制度設計，均遵循一個原則：“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換成現在的說法，便是透過分權與制衡，防止出現絕對權力。宋人呂祖謙描述過宋朝的權力制衡機制：“大臣權任太重，恐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其中來自臺諫的制衡權尤其強大：“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宋代是臺諫權最為發達的一個朝代，代表監察權的臺諫系統獲得了完全獨立於行政系統的獨立地位。宋人經常將“執政”與“臺諫”對舉，可以看出他們已經明晰地認識到，行政權與監察權乃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權力，應該讓兩者分立、對峙。這便是古典中國的“二權分立”思想，現代公司治理的“執事”(經理層)與“監事”二分制，可能便是從中汲取了靈感與智慧。

　　強大的臺諫系統，發達的監察權，構成了宋朝最有力的反腐敗機制。如南宋初，宋高宗詔令：“如人吏受賂及故違條限，仍許御史臺檢舉送大理寺，依法斷遣。所有京朝官、大使臣亦依此。”後來孝宗皇帝也下詔：“諸路監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斂，並緣申請妄進羨，違者重置典憲，令御史臺覺察。”

　　從實際效果看，作為權力淨化機制的臺諫制度，是運作良好的。一個宋朝官員如果被臺諫官彈劾涉嫌貪腐，通常都會受到查處。宋仁宗時，有個叫做蘇舜欽的官員，在過“賽神會”這個節日時，將單位的舊報紙賣了，換成一筆小錢，叫上幾位同僚去喝花酒，結果這事兒被臺諫官舉劾，導致蘇舜欽被“削籍為民”，參與聚飲的其他人也“皆斥逐”。蘇舜欽還只是一個小官兒，仁宗朝的宰相梁適，也被臺諫官彈劾有貪賄之事，雖然梁適貴為宰相，位高權重，但臺諫官也不示弱，再三發起彈劾，最後迫使皇帝不得不將梁適罷相。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顯示了在行政權與監察權分立的權力構架下，獨立的臺諫系統確實可以及時發現並清除行政系統的權力腐化問題。

　　只是在政治昏庸的時候，如北宋末年，這套權力淨化機制才似乎失效了。但我們不能說，宋人並沒有建立一套有效控制腐敗的制度。實際上，控制腐敗的制度還是擺在那裡，只不過它被擱置了，停擺了。對於今人來說，大概可以從宋朝反腐的得失中獲得一個啟示：建立控制腐敗的制度並不太難，難的是如何讓這套制度一直保持有效的運轉。

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巔峰，經濟發達，文化璀璨，政治氛圍寬鬆，是中國古代史上最發達的朝代。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異族統治，專制的最頂峰，這個王朝有所謂的“千古一帝”，但從此也讓中華文明極速衰落，以至於受到西方100多年的欺辱，直至今天還沒能完成復興。　　透過兩個王朝不完整的比較，尤其是拿出10個細節比較之後，你就可以發現，宋朝皇帝很講理，清朝的皇帝卻非常強勢，強勢到不講理的地步；另外，宋朝人思想更獨立，清朝人思想更奴性.......總之，差距實在太大了！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宋朝和清朝的細節對比。　　一，文人造反：宋朝當笑話，清朝興大獄　　話說，四川有個文人，獻詩成都知府：“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鼓動四川割據獨立。成都知府趕緊上報朝廷。宋仁宗說，“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給他個小官。”　　六百年後，鐵血大清雍正年，有一個叫曾靜的文人，鼓動川陝總督嶽鍾琪反清，結果雍正掀起一場文字獄，雍正沒殺他，說善待他。但乾隆上臺之後，找了個理由就將那曾靜玩殘弄死了。　　二，大臣密奏：宋朝錚臣厭惡，清朝以之為榮　　宋真宗問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啟，為什麼你沒有？”李沆說：“臣有公事則公言之，何用什麼密奏？搞密奏者非讒即佞，我深為厭惡，豈可效尤？”　　到了清代，尤其是雍正年間，官員則以獲得密奏之權為榮，浙江布政使請求雍正：“藩臬皆賜摺奏，仰懇聖恩，賜臣一例用折”。獲准之後，像狗一樣興奮得直搖尾，高呼吾皇英明神武。　　三，皇帝職位：宋朝皇帝只會做皇帝，清朝皇帝傻事都懂　　宋仁宗似乎沒什麼主見，政事無論大小，都交給廷臣公議，議出一個結果來再施行。所以時人說仁宗“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見，什麼事都由他說了算，又識武功、打仗、殺人、寫詩（看到名畫文物就題詩蓋章，名家真跡給他塗鴉的不成樣）、泡妞、製造文字獄，啥都懂，自號為“十全老人”。　　四，君子朋黨：宋朝君子可以朋黨，清朝朋黨乃異說也　　歐陽修寫過一篇《朋黨論》，為朋黨正名，提出君子結黨之說，開北宋政黨政治雛形之理論先河，讓宋仁宗“終為感悟”。對此，宋朝上下沒覺得如何不對。　　六百年後，雍正對歐陽修之論特別不爽，專門寫了一篇御製《朋黨論》，駁斥歐陽修的“異說”，還殺氣騰騰說，“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就是說，如果歐陽修活在清朝，雍正就要罵他，並且還要治他迷惑世道人心的罪。　　五，諡號風波：宋朝皇帝不能亂來，清朝乾隆凌遲故人　　夏竦死了，宋仁宗賜諡號“文正”。劉原父很不爽，上疏質問皇帝：“諡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後改諡“文莊”。也就是說，給大臣賜諡號，有專門機構辦理，皇帝也不能越權。　　六百年後，尹嘉銓給乾隆皇帝上疏，為他老爹請諡，並請從祀文廟。乾隆大怒：你尹嘉銓算什麼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遲處死。清朝皇帝即便殺了某人，其家人還是要感謝皇帝的。　　六，宰相職權：宋朝大臣可指手畫腳，清朝乾隆批評程頤　　程頤對大宋皇帝說，“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宋朝皇帝也沒覺得程先生說的有什麼問題，其他大臣也覺得正常。　　但六百年後，乾隆對程頤這句話感到特別不爽，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頤，意思是說，你一個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你這是目無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其實，清朝為何沒有經天緯地的賢臣？原因在於清朝皇帝只要“能幹之臣”。另外，為何八國聯軍打過來，百姓卻幫助運送糧草？和清朝皇帝不讓其他人過問“天下興亡”相關，因為一旦過問就是死！　　七，士子尊嚴：宋朝士子有尊嚴，清朝成為倡優也　　宋神宗一次與程顥論及人才，神宗說：“朕未之見也。”程顥立即質問皇帝：“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　　六百年後，鐵血大清盛世，紀曉嵐為協辦大學士，嘗論國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議國事？”乾隆意思是：你文字還行，所以讓你主編四庫全書，但其實把你是當“倡優”（娼妓及優伶）蓄養著而已，你怎麼敢議論國家大事呢！可悲可嘆！　　八，聖君塑造：宋朝死後塑造聖君，清朝身前就塑造　　宋人將宋仁宗塑造成堯舜那樣的聖君，清人也將康熙、乾隆形容為堯舜式的聖君。看起來好像是同一回事，都是儒家在拍皇帝的馬屁。　　但是，其實區別非常大。宋人是在仁宗去世後才將他塑造成聖君的，目的是要樹立一個帝王準則，以約束眼前的君主。清人則是將活著的皇帝吹捧為聖君，目的是要樹立皇權的絕對權威。兩者出發點完全相反。　　九，經筵制度：宋朝士大夫是教化皇帝，清朝是皇帝教育士大夫　　經筵制度在清代發生了非常荒謬的變異——宋明經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經筵居然變成了由皇帝訓導士大夫。　　當講筵官講畢，皇帝即發表一通御論，然後講官們跪贊：“皇上聖學高深，發從前所未發，誠足羽翼經傳，昭示萬世。臣等不勝欣榮之至。”皇帝儼然已是“天生聖人”，君師一體。此從康熙開始。　　十，範氏義莊：宋朝鼓勵寡婦改嫁，清朝鼓勵寡婦守節　　宋朝名臣范仲淹創立的範氏義莊，其中有條規矩：凡族人嫁女，給錢三十貫；出嫁的女兒若因故改嫁，給錢二十貫。可見宋人對女性改嫁是持憐憫態度的，儘可能給予人道資助。　　到了清代，範氏義莊的規則改為鼓勵寡婦尋節：達到守節年限者可領雙份米糧資助，如果“失志不終者”，則不予資助。這便是宋清兩個時代精神的差異。　　坦率的說，宋朝和清朝的華人，完全是兩種人格。宋朝的時候，人格獨立，皇帝大臣都很講道理，但到了清朝，大家都是皇帝的奴隸，皇上不講道理，大臣只會拍馬屁做應聲蟲。即便如紀曉嵐這樣的風流才子，在乾隆面前，也只是一個娼妓而已。　　拿破崙對待其他行業的頂尖者，認為對方也是某個領域的皇帝，所以無需向他行禮。但比拿破崙稍早的乾隆，肚量真的狹隘，最後竟和民間一老頭爭“十全老人”稱號，簡直無語。　　歷史都已經過去，無需為之後悔。但關鍵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理清的歷史，儘可能的還原了歷史的真相？當我們要日本人正視歷史的時候，我們是否也正視了歷史上發生的大事件！比如，當閻崇年在揚州演講，大談努爾哈赤多爾袞多鐸康熙乾隆等英明神武的時候，是否應該正視一下“揚州十日”的歷史，然後對著揚州拜幾拜？如此囂張在揚州演講，不怕對冤屈亡靈不敬嗎？奴才思想流毒至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