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之前的社會制度，秦朝建立的專制制度確實是一大進步，他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被以後的各個王朝所沿用。進步是相對來說的，比前一個時代進步，比後一個時代落後

這是相對於分封制來講的。一個制度是否先進，要看它是否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態，是否有利於當時的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在冶金業取得重大突破，開始使用鐵器的戰國後期，分封制井田制等已經不適應農業發展的需求，而中央集權制度私田制度則能夠鞏固國家政權發展農業生產。

在秦統一前，各國皆是封建制度，諸侯分封領地（自己定賦稅，立法，建立軍隊），這就為相互殘殺和爭奪打下基礎，而且歷史也證實如此。就連當時的秦國也只是一個諸侯，經過商鞅變法（以法治國）迅速強大，而後統一韓、趙、魏、楚、燕、齊為大秦帝國。為治理天下，而且不再受到諸侯復辟，故而設計專制制度——權利高度集中，設郡縣制治理（即現在的中國各省），這樣一來，進步性體現在秦國以後所有朝代都沿用這個形式的制度。

專制制度適合中國的客觀國情，專制替換的是封建制，這是一種中國從古至今的政治智慧和選擇，也是很多人血的教訓換來的。

存在即合理——任何歷史皆可用這個理論來解釋，因為每個人都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權力與武力可以控制人的行動，但無法控制人的內心。

因此，所以認為歷史是可以由幾個人或個別群體創造的觀點，都是不可取的。

秦制以前，西周八百年通行的是各自獨立的分封制，分封制實際上也可以用現代的概念去解釋——就是一種共和制度。

天下諸侯尊周王為共主，又同時尊周《禮》為當時的通行法律。

而今天因為盲目的反儒思潮的影響，使得奠定華夏文明根基的禮法制度被攻擊為封建落後，如指《周禮》無能~只取得名義上的統一；或言《周禮》（同指儒家）桎梏人性，導致華人自此有了“奴性”如此云云。

其實，這些全是坐而論道。

有人老是問：為什麼周朝統治者建立王朝後不去謀劃統一天下，而只是滿足於“守禮尊王”了？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今天說某某古都或某某古城，在用今天的地望比照時，總是說“在今XX城的東南角”、或“東北角”、“西南角”，略有不同的頂多是“今XX城的東邊（或西南北）”。

就沒有見過直接等於某城——當然了，許多不嚴謹的書籍還是直接寫某古城即今XX市/縣這樣的。但這是不嚴謹的寫法。

氣派肯定是有這麼氣派的，但是面積就遠遠達不到想象中的規模，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

你自己看吧，西周兩京、秦咸陽、漢唐兩都城加起來還沒今天的西安市大。

一句話：西周王朝為什麼沒能統一中國版圖？（以行政染指和武力佔領為標準的話，那就是北未過遼、西未入蜀、東未抵閩、南未達湘贛）

答：因為人口就沒達到能天下一統的程度。

不但是西周王朝本身的族群人口，就是整個天下都沒有達到足以滿足大一統政權所需要的人口。農業人口不足，自然就導致兵員不足——有多少菜就吃多少米飯，周王朝那時候的實力，就算沒有楚國這個“不服周”在江淮擋著，那他恐怕也過不了湘贛，到達閩粵。

加上路又不通，語言也未通，文化上各自還有很大差異。

自己都沒顧好，有必要去“光顧”人家嗎？

人，是第一生產力，西周雖然迎來了文字大發展與青銅器大發展，但是畢竟透過分封制使得領土比殷商擴大了許多以後，那麼國家的人口也要跟得上、要不然經濟建設就跟不上，經濟建設跟不上，拿什麼去打仗？

還想東西南北征嗎？

因此，發展起來必然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而“守《禮》尊王”的主張就最適合推動分封制下的各諸侯國，既不會輕易脫離“祖國”，又不會停止發展。因為《禮》與後世多《法》之不同之處，它是聖人之道，它要求各諸侯要修身養性，思想上要做品德高尚的人，行為上要講仁義。合起來就是“德政”與“仁治”。

那麼問題來了，諸侯們憑什麼要遵守《周禮》呢？

前面說過，因為它是“聖人之道”，也就是它是神聖的，是不可冒犯褻瀆的。周公就是這麼巧妙的利用殷商以來形成的神鬼崇拜之風，而行“以人換神”的名義，把人們心中原來的“神”給換成了“人”。

於是，人本文明得以確立；仁德之道得以與之結合。

在這套思想的影響下，各諸侯就“心甘情願”地去為國家招考，建設“西周時代的新農村”，開疆拓土、篳路藍縷，教化人民，力農務商。

所以，現在有人老是攻擊周朝禮制文化與分封制，我不明白這些人腦子裡是怎麼想的，如果不是分封制，代表華夏族的周天子與諸姬能實現佔領那麼多地方，連他們從未去過的地方也納入領土範圍麼？

《左傳·昭公元年～三十二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後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

《竹書紀年·周武王》：“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於壇墠，作《金縢》。十五年，肅慎氏來賓”。

上述記載，說明遠在燕趙之北（黑龍江、吉林）的少數民族也服贗周朝的分封與嚮往周朝的文化。因為，肅慎與燕趙中間，經常還隔著個不聽話的東胡。

甲骨文裡有關戰爭的記載，以最強盛的武丁一朝為例，最大一次用兵就是25000人，除此以外，其他的大兵力調動只有2000~3000人——《史記》中，司馬遷記載的武王伐紂時“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拒之”這些數字應該都是太史公的猜測，或實為殷商軍隊加部族在內的所有人，並不存在坊間流傳的“幾十萬奴隸”。

若殷商有幾十萬奴隸，那一次發兵才25000的軍力怎麼可能控制得住了？（注：25000人那次，還是殷商王朝聯合多個方國湊夠的總兵力，而並不是殷商統治者自己的軍隊）。

而到了西周時期，周天子的皇家御林軍“宗周六師”、“成周八師”（也叫殷八師，因為在殷舊地），合共大約四五萬人。

由此可見，周朝早期時人口不會比殷商時多哪去。

所以，至此相信就能理解為何春秋時期，天下都分出一百多個國家了，但是各諸侯國還是大體能做到和平共處。

而到了周朝末年，根據葛劍雄主編的《華人口史》，春秋時期人口大約2000萬。

到了這個水準，來去統一，才足夠條件。

好吧，繞那麼遠，終於可以正式回答題主的問題：

周《禮》有“禮”而無“制”，主要靠人自覺遵守道德禮儀去執行，沒有強制性。而分封制只有朝貢體系，沒有行政干預。因此，前者造成了諸侯若不信《禮》這一套理論的話，就等於“目無王法”，比如楚國；後者則造成了土地的兼併，使大的諸侯國不斷吞併其他小國——這裡面既有稱霸的野心，也有現實的需要，如人口發展起來後，對農耕地的需求。從而最終成了周王朝禮儀文化與分封制的掘墓者。

孔子說“禮崩樂壞”，就是指人們不再遵守《禮》《樂》，不再學《詩》《書》，因為都人丁興旺起來了，也富有起來了，有資本去掠奪、去攫取、去侵吞其他利益。

正所謂“亂世用重典”，法家思想在天下大亂中比《禮》儒思想先進的地方就在於此——都不聽話，必須狠治才行！

而自三家分晉後，七雄爭霸，無日不戰，又合縱連橫，爾虞我詐，天下蒼生，大多渴望承平盛世到來，那麼，法家能治亂世，當然是民心所向——長平之戰中的一幕，可以說是反映這種民心的當世典型！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秦王（秦昭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

原本這些百姓都是南韓的人，但是他們因為戰亂的原因導致了災難，自己都顧不上了，更加顧不了國家了……於是這時候秦昭王的親自到臨，並“雪中送炭”，從此以後，這些“異華人”對秦國從此就死心塌地了。

這可以說是“歷史趨勢”的一個縮影。也就是即便天下人知道秦乃“暴秦”，但還是渴望“和平”快來。若沒有這股向心力，那法家再牛逼也怕難成一統。

所以，法家與秦制的優越性不言而喻。秦始皇建立的專制制度與秦制本身沒有錯。錯的是他的方法：

一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禮》是有“禮”無法，而法家則是有“法”而無“禮”——就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建設工作。不僅不重視，還敵視，如焚書坑儒。

二是不懂與民生息，前面說過，天下苦亂久矣。因此大家都翹首以待規復和平（既然秦國要統一那就支援吧），但是很遺憾的是，秦始皇剛能太過，一點都不體恤民情，統一沒多久後就大興土木、勞民傷財。而又因外患而屢屢用兵。瑤役兵役加天災人禍，這才導致秦朝的失敗。但是秦法與專制統一，卻是順應歷史潮流的。

秦制的“先進”，首推柳子厚的《封建論》：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製四海……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然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所謂“專制”，就是為了郡縣行政管理制度地而確立的，若不能直接管理到郡縣及以下，那就是和分封制沒啥區別了。

如此，為什麼秦專制是先進，不是一目瞭然嗎？

進步總是相對而言，秦建立封建中央集權，是相對於兩週的分封制而言的進步。就如同民主制是相對於封建專制的社會進步。進步就意味著有落後，找好參照物就很簡單了

小人才認為進步，原因是統一帶來的收益，並不是社會進步，而是倒退了，好比天下紛爭，但人人自由自主，一朝統一，盡為某奴役，奴役的收穫叫做進步麼？

秦朝是中國歷史長河中非常重要的朝代，它開創華夏文明的N個第一。

建立集權政治。

統一管理，標準化的誕生。

統一思想，統一文字，獨尊法術。

修長城，創立了古代軍事的資訊亙聯網。

秦直道，世界上第一高速公路。

秦始皇陵，形成後世墓葬風水文化之先河。

農業生產技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