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是法國作家雨果的代表作，是法國文學中最著名的小說之一。小說中所描寫的事件始於1815年，而結束時已經是七月王朝時期了。但是雨果不斷回溯到人物的過去，即1815年以前的生活，回顧了大革命時期和拿破崙戰爭時期的歷史事件。所以，小說實際上反映了整個19世紀前半期法國的社會政治生活。
《悲慘世界》集中地表現了雨果以前作品中已經多次出現的仁愛萬能的人道主義思想。他的人道主義在《巴黎聖母院》中表現為對天主教黑暗勢力和封建統治者的揭露，而在《悲慘世界》中，他的人道主義已經發展為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道德和法律的批判了。在這部小說裡，雨果描繪了廣闊的生活畫面，反映了被壓迫群眾所遭受的痛苦和凌辱。在敘述過程中，作家同時穿插了各種不間斷的社會政治事件。受壓迫人民的苦難，資產階級的日常生活，直至拿破崙戰爭和人民群眾的革命起義，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動人畫面在讀者面前閃過。
小說的基本情節是冉阿讓的悲慘生活史。他原是一個貧農出身的工人，因收入不夠家人餬口，有一次偷了麵包，被捕入獄，度過了19年牢獄和苦役生活。刑滿後又有過偷竊行為，但受仁慈的主教米里哀的感化，轉變成一個捨己為人的人。冉阿讓化名馬德蘭，當過企業家，並被推為市長。但不久又因暴露了過去的身份而被捕下獄。逃出後，從一個壞蛋手中救出已故女工芳汀的孤女珂賽特，前往巴黎。後來又不斷遭到警探的追緝。冉阿讓的整個一生充滿著坐牢、苦役和顛沛流離的痛苦，這是小說的主要線索。同時作家在小說的第4部和第5部中用許多筆墨描寫了1832年共和黨人在巴黎舉行的革命起義。小說內容十分豐富。但作家注意的中心是那些不幸者的“悲慘世界”。
在小說的作者序裡，雨果曾提出當代社會的3個迫切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這是理解小說主題的鑰匙。對下層人民痛苦命運的描寫，在小說中佔主要地位。
小說名字的原意是“受苦的人們”，冉阿讓、芳汀、珂賽特以及街頭流浪兒格夫羅舍，都屬於這些不幸的人。他們受盡痛苦，遭遇到無情迫害，被社會所唾棄。雨果在描寫他們痛苦的命運時，揭露了資本主義的尖銳矛盾和貧富懸殊。資產階級法律就是為了保護有產階級的利益而制訂的。一個淳樸的工人，為了飢餓的孩子偷了一塊麵包，竟服了19年苦役。女工芳汀是一個貧苦和誠實的姑娘，被人騙誘後淪落到社會的低層，偽善殘忍的資產階級道德和法律剝奪了她工作和生存的權利，最後被迫去出賣自己的肉體.
雨果以極大的憤怒斥責了那個逼良為娼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寫道：“據說，奴隸制從歐洲文明中消失了，這是錯誤的想法，它迄今還存在著，不過現在它的重荷落到了女人身上，它的名字便叫做賣淫。”芳汀受盡了一切凌辱，當她稍微反抗一下一個無緣無故戲弄她的過路紳士時，警察就把她逮捕了，並且判她坐牢6個月，理由是她竟敢侮辱一個紳士。而這個紳士，照警察的說法，“是選民，並且是公園角上那所3層樓、有陽臺、石條砌的漂亮公館的主人”。可憐的芳汀在長期貧困飢餓的生活以後，又經過這次逮捕和恐嚇，終於斷送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孤女小珂賽特落到了壞蛋德納第夫婦手中，被迫從事力所不及的沉重勞動，備受摧殘，完全失去了童年的快樂。當讀者讀到冉阿讓抱著小珂賽特黑夜裡為了逃避警察們的追捕，沿著巴黎的街巷東躲西藏陷入絕境的那些篇章時，不能不為之震動，不能不對那個不給窮苦人以活路的社會產生仇恨。資本主義社會確實是窮苦人的“悲慘世界”。
雨果的這部小說的最主要的價值就在於它揭示了在那個社會里窮苦人註定要過悲慘的生活，在於它指出了資產階級的法律就是反對窮人的。
但是，雨果在揭露貧苦人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難的同時，並未能作出正確的結論。他把一個尖銳的階級矛盾問題看作道德問題。他認為，世間存在著兩種法律，一種是高階的，一種是低階的。前者的代表是米里哀主教，後者的代表是警察沙威。在米里哀看來，罪惡不能靠懲罰解決，而是應該饒恕。這樣，人從靈魂深處得到認識，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罪惡問題。這才是最完善的法律。現行的法律，單靠刑罰懲治罪行，並不能消滅犯罪，反而使犯罪加深。雨果以冉阿讓為例，企圖說明世俗法律之無用。統治者以刑罰懲治他，他反而變得兇狠，更加容易犯罪。可是當米里哀主教用仁慈感化他時，他就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人，一個充滿博愛精神的人。雨果力圖透過冉阿讓的轉變說明米里哀主教的精神感化法的偉大。
從這裡我們看到，小說的思想基礎，就是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它是雨果揭露社會罪惡的出發點。但是由於作家是從人道主義的說教出發來塑造冉阿讓這個人物的致，使冉阿讓形象產生了某種不真實之處，他的轉變並不符合生活的邏輯。主教的寬容和饒恕，使他變成了一個樂善好施的企業家，這完全是作家按照自己意志的安排。雨果為了把自己的理想和理論具體化，讓主人公變成一個企業家。在他的企業內部，存在著一種資本主義社會勞資之間不可能存在的關係。雨果是這樣描寫他的工廠和勞動者的：“廠裡分兩個大車間，一個男車間，一個女車間。任何一個無衣無食的人都可以到那裡去報名，準有工作和麵包。……在馬德蘭伯伯來到這裡以前，地方上的各種事業都是蕭條萎靡的；現在呢，大家都有了健康的勞動生活。欣欣向榮的氣象廣被一鄉，滲透一切。失業和苦難已經消滅。在這一鄉已經沒有一個空到一文錢都沒有的衣袋，也沒有一個苦到一點歡樂也沒有的人家。”冉阿讓當了企業家，樂善好施，仗義疏財，使整個地方得到好處，因而受到了群眾的愛戴。
雨果關於工廠組織以及企業家行為準則的構想，無疑是受了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影響。但這種使資產階級企業主施行所謂仁慈愛人的企圖，完全是一種主觀幻想，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因此關於冉阿讓這一段生活的描寫是沒有說服力的。逃犯當上了企業主，並且成為一個樂善好施的人物，在這些描寫中，作家並不是遵循生活真實的邏輯，而是把某種道德哲學生硬地交給主人公去體現。因此這一部分的描寫就失去了真實性。
在描寫冉阿讓對待自己的死敵沙威的問題上，同樣體現著作家的道德感化思想。沙威是統治階級的忠實奴才和冷酷殘忍的爪牙。這個鐵石心腸的憲警機關的鷹犬，不斷地迫害那些貧窮飢餓無家可歸的人。一切對“社會秩序”構成危險的人，他都要迫害。他殘酷迫害冉阿讓多年，就像影子一樣追蹤著他。他也是造成芳汀悲慘死亡的直接罪人。然而，這樣一個人居然也受到道德的感化。他被起義戰士捉住了，但冉阿讓在執行槍決時把他放走了。這時，他發現被他迫害多年的苦役犯原來是個高尚的人，他從前的思想基礎動搖了，他的“人性”開始復活。他的新認識和他所忠實的法律之間發生了矛盾，在內心矛盾不得解決的情況下跳河自殺。在雨果看來，他的自殺，就是善對惡的勝利。其實這只不過是作家道德思想的勝利罷了。
當然，小說的感染力並不在這裡，而在於作家對被壓迫人民悲慘命運的同情和對共和主義英雄們反抗路易·菲力普王朝鬥爭的生動描寫。描寫巴黎人民起義的幾章，是《悲慘世界》最激動人心的篇章。對街壘戰的描寫，充滿著莊嚴的氣氛。雨果把城郊在安東尼區的勞動者寫成是真正的英雄人物。作家在講到人民的怒火猛烈迸發時寫道“起義——這是真理的一陣發怒。被起義所鑿開的街路，迸發出權利的火花”。小說裡對人民起義的描寫，彷彿是一首莊嚴的頌歌，這些衣衫襤褸被資產階級視為賤民的人，現在都像巨人一樣參加戰鬥。雨果說，這一場戰鬥堪與特洛伊圍城戰相比。起義者表現出高度的英雄主義精神。80歲的老翁馬貝夫為了升起被敵人排槍打掉的紅旗，冒著彈雨攀上街壘。巴黎街頭的流浪兒小英雄格夫羅舍熱愛革命、視死如歸，在替戰鬥者到街壘外去收集子彈時被敵人射中，壯烈犧牲。臨死時還唱著嘲笑官軍的歌曲。
雨果還塑造了一系列共和主義者的英雄形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這些人在那時的確是代表人民群眾的。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忠於共和主義理想，憎恨專制制度。他們一心為解放人民而鬥爭，最後在街壘戰鬥中英勇地犧牲了。珂賽特的男友馬裡於斯只是由於偶然情況才被冉阿讓從水道中救出。在小說中，雨果用最動人的詞句歌頌革命起義，讚美起義者的英雄行為。不過，革命戰鬥的思想在雨果的思想中，畢竟是次要的。他在小說中所肯定的和壓倒一切的思想，始終是人道主義的原則。他力圖使人相信，“仁慈”、“善良”是人類生活的最高準則。冉阿讓的一生就是由人道主義思想貫穿起來的。雨果有時也不反對起義和戰鬥，
但他認為革命和戰鬥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實現人道主義思想，是不得已採取的手段。共和主義者的領袖安若爾拉斯說：“朋友們，我們所生活的和我跟你們說話的時刻是一個黑暗的時刻，但是我們是為未來付出這可怕的代價的。革命——就是我們為了這個光明未來所必須繳納的通行稅。”他的話非常清楚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總之，雨果在《悲慘世界》裡，以極大的藝術力量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下層人民受苦受難的悲慘遭遇以及資產階級法律與人民為敵的本質。但是作家並沒有指出一條正確的出路。作家堅持他的道德說教，把“仁慈”、“博愛”當作一種醫治社會弊端的靈丹妙藥。這些不能不給讀者帶來消極的影響。
《悲慘世界》是一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小說的很多章節，閃爍著現實主義的光輝，如冉阿讓被迫害的經歷，芳汀的悲慘命運，以及滑鐵盧戰役，1832年巴黎的街壘戰等，都寫得比較真實。警探沙威的形象，除了他最後的“人性復活”外，基本上也是現實主義的。但是《悲慘世界》裡浪漫主義的特色。仍然十分鮮明。小說對一些人物如冉阿讓、沙威和德納第的描寫，雖然有明顯的現實主義因素，但同時他們又都是不尋常的人物。如冉阿讓的超人的體力和驚人的自我犧牲精神，以及德納第的許多惡行，都體現著這種特點。這些都是浪漫主義誇張手法的反映。作者的浪漫主義手法，在小說的情節安排上也比較明顯。作家力圖使情節戲劇化，因此寫了不少“非凡的”事件，如冉阿讓攀上阿利雍號戰艦的極高的橫槓去救一個水手而自己投入海中，冉阿讓抱著珂賽特被警察追捕得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趴高牆進入修道院，而碰到的人恰恰是受過他恩惠的割風爺爺。冉阿讓躺在棺材裡被抬出修道院，他從街壘上救出馬裡於斯，在巴黎水道中碰到的人恰恰是德納第等等，都是離奇的。但是，雨果絕不是為了單純用駭人聽聞的事件慫恿讀者的視聽，不是單純為了製造尖銳的矛盾的糾紛，而是為了使小說的社會主題更加突出。
《悲慘世界》在風格上的另一特點，是它的政論性。雨果力圖把自己的作品變成社會講壇，因此不斷親自出來表達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力圖在感情上影響讀者，使之接受自己的觀點。小說的語言也表現出雨果的特色：高昂、激動和熱情，經常運用多義詞，富有隱喻性；有的句子類似成語格言。這些特點使這部小說的敘述具有一種崇高的史詩般的風格。
《悲慘世界》不僅在法國，而且在國外，都受到極高的評價。列夫·托爾斯泰認為它是法國當時最優秀的作品。雨果是一個熱忱的民主主義者，真誠的人道主義者。他幻想用人道主義手段來代替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把仁慈、博愛作為改造社會的藥方，明顯地反映了作家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侷限和在社會鬥爭面前的軟弱無力。雖然如此，雨果畢竟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偽善、冷酷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對勞動人民和受壓迫民族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併為他們的權利勇敢地鬥爭過。這正是他的歷史功績。
關於雨果，高爾基寫道：“作為一個講壇和詩人，他像暴風一樣轟響在世界上，喚醒人心靈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教導一切人愛生活、美、真理和法蘭西。”
《悲慘世界》是法國作家雨果的代表作，是法國文學中最著名的小說之一。小說中所描寫的事件始於1815年，而結束時已經是七月王朝時期了。但是雨果不斷回溯到人物的過去，即1815年以前的生活，回顧了大革命時期和拿破崙戰爭時期的歷史事件。所以，小說實際上反映了整個19世紀前半期法國的社會政治生活。
《悲慘世界》集中地表現了雨果以前作品中已經多次出現的仁愛萬能的人道主義思想。他的人道主義在《巴黎聖母院》中表現為對天主教黑暗勢力和封建統治者的揭露，而在《悲慘世界》中，他的人道主義已經發展為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道德和法律的批判了。在這部小說裡，雨果描繪了廣闊的生活畫面，反映了被壓迫群眾所遭受的痛苦和凌辱。在敘述過程中，作家同時穿插了各種不間斷的社會政治事件。受壓迫人民的苦難，資產階級的日常生活，直至拿破崙戰爭和人民群眾的革命起義，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動人畫面在讀者面前閃過。
小說的基本情節是冉阿讓的悲慘生活史。他原是一個貧農出身的工人，因收入不夠家人餬口，有一次偷了麵包，被捕入獄，度過了19年牢獄和苦役生活。刑滿後又有過偷竊行為，但受仁慈的主教米里哀的感化，轉變成一個捨己為人的人。冉阿讓化名馬德蘭，當過企業家，並被推為市長。但不久又因暴露了過去的身份而被捕下獄。逃出後，從一個壞蛋手中救出已故女工芳汀的孤女珂賽特，前往巴黎。後來又不斷遭到警探的追緝。冉阿讓的整個一生充滿著坐牢、苦役和顛沛流離的痛苦，這是小說的主要線索。同時作家在小說的第4部和第5部中用許多筆墨描寫了1832年共和黨人在巴黎舉行的革命起義。小說內容十分豐富。但作家注意的中心是那些不幸者的“悲慘世界”。
在小說的作者序裡，雨果曾提出當代社會的3個迫切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這是理解小說主題的鑰匙。對下層人民痛苦命運的描寫，在小說中佔主要地位。
小說名字的原意是“受苦的人們”，冉阿讓、芳汀、珂賽特以及街頭流浪兒格夫羅舍，都屬於這些不幸的人。他們受盡痛苦，遭遇到無情迫害，被社會所唾棄。雨果在描寫他們痛苦的命運時，揭露了資本主義的尖銳矛盾和貧富懸殊。資產階級法律就是為了保護有產階級的利益而制訂的。一個淳樸的工人，為了飢餓的孩子偷了一塊麵包，竟服了19年苦役。女工芳汀是一個貧苦和誠實的姑娘，被人騙誘後淪落到社會的低層，偽善殘忍的資產階級道德和法律剝奪了她工作和生存的權利，最後被迫去出賣自己的肉體.
雨果以極大的憤怒斥責了那個逼良為娼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寫道：“據說，奴隸制從歐洲文明中消失了，這是錯誤的想法，它迄今還存在著，不過現在它的重荷落到了女人身上，它的名字便叫做賣淫。”芳汀受盡了一切凌辱，當她稍微反抗一下一個無緣無故戲弄她的過路紳士時，警察就把她逮捕了，並且判她坐牢6個月，理由是她竟敢侮辱一個紳士。而這個紳士，照警察的說法，“是選民，並且是公園角上那所3層樓、有陽臺、石條砌的漂亮公館的主人”。可憐的芳汀在長期貧困飢餓的生活以後，又經過這次逮捕和恐嚇，終於斷送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孤女小珂賽特落到了壞蛋德納第夫婦手中，被迫從事力所不及的沉重勞動，備受摧殘，完全失去了童年的快樂。當讀者讀到冉阿讓抱著小珂賽特黑夜裡為了逃避警察們的追捕，沿著巴黎的街巷東躲西藏陷入絕境的那些篇章時，不能不為之震動，不能不對那個不給窮苦人以活路的社會產生仇恨。資本主義社會確實是窮苦人的“悲慘世界”。
雨果的這部小說的最主要的價值就在於它揭示了在那個社會里窮苦人註定要過悲慘的生活，在於它指出了資產階級的法律就是反對窮人的。
但是，雨果在揭露貧苦人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難的同時，並未能作出正確的結論。他把一個尖銳的階級矛盾問題看作道德問題。他認為，世間存在著兩種法律，一種是高階的，一種是低階的。前者的代表是米里哀主教，後者的代表是警察沙威。在米里哀看來，罪惡不能靠懲罰解決，而是應該饒恕。這樣，人從靈魂深處得到認識，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罪惡問題。這才是最完善的法律。現行的法律，單靠刑罰懲治罪行，並不能消滅犯罪，反而使犯罪加深。雨果以冉阿讓為例，企圖說明世俗法律之無用。統治者以刑罰懲治他，他反而變得兇狠，更加容易犯罪。可是當米里哀主教用仁慈感化他時，他就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人，一個充滿博愛精神的人。雨果力圖透過冉阿讓的轉變說明米里哀主教的精神感化法的偉大。
從這裡我們看到，小說的思想基礎，就是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它是雨果揭露社會罪惡的出發點。但是由於作家是從人道主義的說教出發來塑造冉阿讓這個人物的致，使冉阿讓形象產生了某種不真實之處，他的轉變並不符合生活的邏輯。主教的寬容和饒恕，使他變成了一個樂善好施的企業家，這完全是作家按照自己意志的安排。雨果為了把自己的理想和理論具體化，讓主人公變成一個企業家。在他的企業內部，存在著一種資本主義社會勞資之間不可能存在的關係。雨果是這樣描寫他的工廠和勞動者的：“廠裡分兩個大車間，一個男車間，一個女車間。任何一個無衣無食的人都可以到那裡去報名，準有工作和麵包。……在馬德蘭伯伯來到這裡以前，地方上的各種事業都是蕭條萎靡的；現在呢，大家都有了健康的勞動生活。欣欣向榮的氣象廣被一鄉，滲透一切。失業和苦難已經消滅。在這一鄉已經沒有一個空到一文錢都沒有的衣袋，也沒有一個苦到一點歡樂也沒有的人家。”冉阿讓當了企業家，樂善好施，仗義疏財，使整個地方得到好處，因而受到了群眾的愛戴。
雨果關於工廠組織以及企業家行為準則的構想，無疑是受了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影響。但這種使資產階級企業主施行所謂仁慈愛人的企圖，完全是一種主觀幻想，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因此關於冉阿讓這一段生活的描寫是沒有說服力的。逃犯當上了企業主，並且成為一個樂善好施的人物，在這些描寫中，作家並不是遵循生活真實的邏輯，而是把某種道德哲學生硬地交給主人公去體現。因此這一部分的描寫就失去了真實性。
在描寫冉阿讓對待自己的死敵沙威的問題上，同樣體現著作家的道德感化思想。沙威是統治階級的忠實奴才和冷酷殘忍的爪牙。這個鐵石心腸的憲警機關的鷹犬，不斷地迫害那些貧窮飢餓無家可歸的人。一切對“社會秩序”構成危險的人，他都要迫害。他殘酷迫害冉阿讓多年，就像影子一樣追蹤著他。他也是造成芳汀悲慘死亡的直接罪人。然而，這樣一個人居然也受到道德的感化。他被起義戰士捉住了，但冉阿讓在執行槍決時把他放走了。這時，他發現被他迫害多年的苦役犯原來是個高尚的人，他從前的思想基礎動搖了，他的“人性”開始復活。他的新認識和他所忠實的法律之間發生了矛盾，在內心矛盾不得解決的情況下跳河自殺。在雨果看來，他的自殺，就是善對惡的勝利。其實這只不過是作家道德思想的勝利罷了。
當然，小說的感染力並不在這裡，而在於作家對被壓迫人民悲慘命運的同情和對共和主義英雄們反抗路易·菲力普王朝鬥爭的生動描寫。描寫巴黎人民起義的幾章，是《悲慘世界》最激動人心的篇章。對街壘戰的描寫，充滿著莊嚴的氣氛。雨果把城郊在安東尼區的勞動者寫成是真正的英雄人物。作家在講到人民的怒火猛烈迸發時寫道“起義——這是真理的一陣發怒。被起義所鑿開的街路，迸發出權利的火花”。小說裡對人民起義的描寫，彷彿是一首莊嚴的頌歌，這些衣衫襤褸被資產階級視為賤民的人，現在都像巨人一樣參加戰鬥。雨果說，這一場戰鬥堪與特洛伊圍城戰相比。起義者表現出高度的英雄主義精神。80歲的老翁馬貝夫為了升起被敵人排槍打掉的紅旗，冒著彈雨攀上街壘。巴黎街頭的流浪兒小英雄格夫羅舍熱愛革命、視死如歸，在替戰鬥者到街壘外去收集子彈時被敵人射中，壯烈犧牲。臨死時還唱著嘲笑官軍的歌曲。
雨果還塑造了一系列共和主義者的英雄形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這些人在那時的確是代表人民群眾的。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忠於共和主義理想，憎恨專制制度。他們一心為解放人民而鬥爭，最後在街壘戰鬥中英勇地犧牲了。珂賽特的男友馬裡於斯只是由於偶然情況才被冉阿讓從水道中救出。在小說中，雨果用最動人的詞句歌頌革命起義，讚美起義者的英雄行為。不過，革命戰鬥的思想在雨果的思想中，畢竟是次要的。他在小說中所肯定的和壓倒一切的思想，始終是人道主義的原則。他力圖使人相信，“仁慈”、“善良”是人類生活的最高準則。冉阿讓的一生就是由人道主義思想貫穿起來的。雨果有時也不反對起義和戰鬥，
但他認為革命和戰鬥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實現人道主義思想，是不得已採取的手段。共和主義者的領袖安若爾拉斯說：“朋友們，我們所生活的和我跟你們說話的時刻是一個黑暗的時刻，但是我們是為未來付出這可怕的代價的。革命——就是我們為了這個光明未來所必須繳納的通行稅。”他的話非常清楚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總之，雨果在《悲慘世界》裡，以極大的藝術力量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下層人民受苦受難的悲慘遭遇以及資產階級法律與人民為敵的本質。但是作家並沒有指出一條正確的出路。作家堅持他的道德說教，把“仁慈”、“博愛”當作一種醫治社會弊端的靈丹妙藥。這些不能不給讀者帶來消極的影響。
《悲慘世界》是一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小說的很多章節，閃爍著現實主義的光輝，如冉阿讓被迫害的經歷，芳汀的悲慘命運，以及滑鐵盧戰役，1832年巴黎的街壘戰等，都寫得比較真實。警探沙威的形象，除了他最後的“人性復活”外，基本上也是現實主義的。但是《悲慘世界》裡浪漫主義的特色。仍然十分鮮明。小說對一些人物如冉阿讓、沙威和德納第的描寫，雖然有明顯的現實主義因素，但同時他們又都是不尋常的人物。如冉阿讓的超人的體力和驚人的自我犧牲精神，以及德納第的許多惡行，都體現著這種特點。這些都是浪漫主義誇張手法的反映。作者的浪漫主義手法，在小說的情節安排上也比較明顯。作家力圖使情節戲劇化，因此寫了不少“非凡的”事件，如冉阿讓攀上阿利雍號戰艦的極高的橫槓去救一個水手而自己投入海中，冉阿讓抱著珂賽特被警察追捕得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趴高牆進入修道院，而碰到的人恰恰是受過他恩惠的割風爺爺。冉阿讓躺在棺材裡被抬出修道院，他從街壘上救出馬裡於斯，在巴黎水道中碰到的人恰恰是德納第等等，都是離奇的。但是，雨果絕不是為了單純用駭人聽聞的事件慫恿讀者的視聽，不是單純為了製造尖銳的矛盾的糾紛，而是為了使小說的社會主題更加突出。
《悲慘世界》在風格上的另一特點，是它的政論性。雨果力圖把自己的作品變成社會講壇，因此不斷親自出來表達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力圖在感情上影響讀者，使之接受自己的觀點。小說的語言也表現出雨果的特色：高昂、激動和熱情，經常運用多義詞，富有隱喻性；有的句子類似成語格言。這些特點使這部小說的敘述具有一種崇高的史詩般的風格。
《悲慘世界》不僅在法國，而且在國外，都受到極高的評價。列夫·托爾斯泰認為它是法國當時最優秀的作品。雨果是一個熱忱的民主主義者，真誠的人道主義者。他幻想用人道主義手段來代替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把仁慈、博愛作為改造社會的藥方，明顯地反映了作家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侷限和在社會鬥爭面前的軟弱無力。雖然如此，雨果畢竟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偽善、冷酷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對勞動人民和受壓迫民族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併為他們的權利勇敢地鬥爭過。這正是他的歷史功績。
關於雨果，高爾基寫道：“作為一個講壇和詩人，他像暴風一樣轟響在世界上，喚醒人心靈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教導一切人愛生活、美、真理和法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