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說我是窮人家的孩子。以前有這麼一句口號：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種樹。不去評論這句話是不是真命題，但是對於一個原本貧窮的家庭而言，父母沒有機會變得富裕，於是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說不定子孫中就有能夠光耀門楣，出人頭地的人出現。這也是一種寄託和希望。不過一個家庭貧窮，那麼在孩子的教育和成長過程中，也很難達到一個相對優越的環境，所以這也是一個惡性迴圈。但不排除窮人的孩子不能出人頭地。只是窮人的孩子童年更艱苦。我是窮人家的孩子，以前家裡連十幾塊錢的學費都交不起，雖說現在還不算富，但是也算小康家庭了。因為我相信，只要你有夢想和目標，去拼搏奮鬥，就一定能實現。

從生物學意義上，這種喜歡“存人”的父母也算是負責了，因為孩子沒有被餓死。但是，從人的角度而言，喜歡“存人”的父母那就只是動物父母而已！

可能正是因為窮到了養一個都困難，物質生活已經差到了極點，養一個和養幾個，已經沒有什麼差別了：都是餓不死而已。正是因為存不住錢，存人的成本最低，這種選擇可能是這種父母唯一願意做出的選擇。萬一孩子當中有成才的呢？朱婷家的孩子也不少呢。沒有孩子成才的話，父母的境遇也不比現在更差。這種鴕鳥行為，對於沒有能力或者懶於融入主流社會的人而言，責任僅僅意味著活著而已。

如果只管生不管養育，那麼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都是一樣的結果那就是這個孩子將來完蛋了，子不教父之過。在這裡的：‘父’他代表的意思是一家之主人，包括：“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這裡提到除了生出來還要好好的去教育去。這樣才你那個讓這個孩子以後成為一個為國家有用的人。

如果是窮人天天吃喝、玩 、不做飯，也不管這個孩子。那麼這就是不負責。

同樣如果是一個富人，天天去玩，旅遊。喜歡幹嘛就幹嘛去。但是他和上面說的那個窮人是一樣的不負責任。

作為家長，為人父母一定要好好的去規劃孩子的一生和未來。讓孩子不輸在起跑線上。

舉個例子。我們的父輩那個是富翁是不是都是種地長大的。後來逐漸有了下鄉插隊。好多知識分子去了基層去了偏遠山區在搞經濟建設。做苦力，去勞改，去種地。但是大家有沒有忘記，他們身上的那種知識分子的形態和樣子是別人不具備的。

窮我雖然沒法去改變什麼，但是我能可以好好得教孩子去做一個好人，善良的人這樣才是窮人家庭和富人家庭都需要共同面對的一個問題。

當然，還是會和窮人富人有一些差別。比如窮人的孩子考上了國外的一所大學但是沒有足夠的金錢和財富去支援孩子好好學習這就比較糾結了。

如果是在富人家庭，只要孩子有能力好好學習，那肯定是要比窮人家庭的孩子要好一點的。怕的是富人的孩子從小就沒人管教，天不怕地不怕，

以前我認為人人都有生孩子的權利，如今卻不這麼認為了。我想沒有一個人生孩子會後悔，因為愛孩子。可是如今的窮人不是因為懶惰，而是窮忙族，越勤勞越窮，越被剝削，看不到未來，看不到希望，只是給上層建築添磚加瓦。而且階級已經固定，寒門再難貴子，只是被不停割韭菜，有了孩子，只能讓孩子重新走一遍自己的路。

無節制的和智障人士生孩子的窮人就是不負責的。有的家徒四壁，依賴的是靠天收的莊稼，沒有玩具，沒有童話故事，孩子的童年是少衣少食，而這樣的家庭對生孩子卻有很高的積極性，一年一個，簡直就是生育機器。這些孩子長大了，很難有所作為，家庭教育的缺失，他們的成長要比正常家庭的孩子多付幾倍的努力。

還有是智障的家庭，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吃低保維持生命，有了孩子，連自己都照顧不好的人對孩子是缺乏保護的。還有遺傳基因，可能也會讓孩子受窮一輩子。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種說法確實有道理，但絕不是普遍性。有的家窮的孩子，有了善解人意、通情達理的父母，他們會努力自強的。但是，貧窮限制了想像，父母養小孩和養小豬、小狗一樣，吃飽了肚子就行了。我就聽過5個孩子的母親說過:豬吃豬長膘，糟吃糟長肉。把孩子和豬等同起來，這樣的孩子成人後很難有出息。

生孩子有科學，養孩子更要科學。窮人家還是少養，精養，這才是負責任的父母。

原文：http://www.jianjiaobuluo.com/content/106773

《何以為家》是《迦百農》在中國影院裡的名字，看完電影后再看了一些影評，才知道“迦百農”（Capernaum）是“混亂、失序”的意思。

這部影片講述了一個名叫贊恩（Zain Al Rafeea）的12歲敘利亞難民男孩，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街頭掙扎求生的故事。

在看這部電影之前，黎巴嫩在我的腦海裡，也是一個遙遠的、戰亂邊緣的國家。出了影院，搜尋了一下，看到黎巴嫩是一個夾在以色列、敘利亞和土耳其等國家中間，面朝地中海的小國家。這樣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歷史上就有著動盪不安的命運。但即使是這樣的國家，也被來自敘利亞、衣索比亞等國家的難民當作“家”在苦苦經營著。

難民們聚集在城市邊緣和夾縫中，為了暫時的“安定”而不惜忍受最簡陋的棚戶或閣樓生活。除了從事最底層的洗碗、地板清潔和搬運等零時工的大人外，孩子們也早早流動在聚居區附近的街頭，兜售著自制的甜菜飲料甚至自制稀釋興奮劑水。

哪怕這樣的辛苦生活，也來之不易，一切的前提都是，不要被發現證件有假或者已經過期。

因為黎巴嫩並不能吸納這些人口，很多除了難民完全不能取得合法身份外，也無法獲得基本的公共服務。贊恩一家人作為這千萬難民之一，擠在一個小套房中，孩子們每天都睡在地板上，聽著父母做愛的床嘎吱聲入睡。女孩子一旦來了月經，就被認為“已經開花了”，下一步就應該“結果”了，十二三歲的年紀就被嫁給周圍的成年男性，也許可以換取幾隻雞做彩禮，過上“安穩有床睡的生活”。

而另一邊，來自衣索比亞的家務女工拉希爾，在戀愛懷孕後，也離開了自己工作的家庭，成為了沒有證件的黑戶，並生下了一個“連番茄醬都不如”的“沒有生產日期和許可證”的孩子。她居住在棚戶區，每天把嬰兒約納斯裝在一個帶輪子的購物車中，去往一個遊樂園和若干個餐廳做若干份清掃工作。

贊恩在遊樂園寄居的某一天，爬到了旋轉木馬的頂部，脫下了勝利女神的上衣，露出了母親般的胸部。拉希爾在樓上餐廳拖地時目睹了這一幕，她露出了久違的笑容。在帶回走投無路的贊恩，想要他幫忙照顧漸漸長大的約納斯後，拉希爾用餐廳剩下的蛋糕給兩個孩子過了生日。這一幕中，贊恩也露出了久違的笑容。要知道，他的父母甚至已經不記得他的生日。

兩個底層人物的人生，也因為這片刻的溫情而連線。如果我沒有記錯，全片中贊恩寥寥可數的笑容，一次是感受到“親情”的此刻，另一次就是最終獲得身份證的那一刻。

大部分影評都集中在“真實的貧困”、“窮人的生育應該控制”、“兒童基本權利”和“難民”這樣的標籤中，然而如果貧困和苦難也分性別的話，這部電影在女導演的視角中，也呈現了童婚、母性、女性難民的困境等種種性別議題。

贊恩出走的直接導火索，就是他一向珍視保護的妹妹薩哈在十一歲剛剛來月經時，就被“賣給”了雜貨店老闆做老婆。而贊恩犯罪的導火索，同樣也是幾個月後，他返回家中時，發現薩哈死於難產（因為沒有證件不能進醫院）。贊恩經歷了無力撫養約納斯不得不將他交給人販子，又經歷了無力保護妹妹的打擊，終於揮刀爆發出了憤怒。那是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在用盡所有智慧、力量與勇氣去抗爭現實之後，無計可施的絕望與憤怒。

命運的另一面，拉希爾終於在法庭上說，她並不為約納斯被贊恩送走而怪他，畢竟她清楚地知道人販子已經處心積慮地奪走她的孩子。然而她在被關進監獄的那些日夜，膨脹的奶水和淚水一起流過指縫，那也是用盡全力卻無力抗拒的憤怒。

然而故事前進最大的“推力”——薩哈，卻一直是懵懂、沉默甚至消失的。薩哈懵懂地在哥哥贊恩的指導下學會了使用衛生巾，懵懂地享受著雜貨鋪老闆的殷勤，懵懂地被打扮後坐在來提親的未來丈夫身邊，懵懂地順從想要帶著她逃走的哥哥，懵懂地嫁人、懷孕然後死亡。她唯一發出的清醒聲音，就是哭喊著不要離開這個家，不要離開哥哥。

薩哈就像是拉希爾的另一個鏡面，只是她剛剛開始形成的獨立人格，很快就被殘酷的社會結構所淹沒。而衣索比亞的拉希爾就如同平行世界裡可能逃離成功的薩哈，來到另一個地方成為基層勞動者和照顧者，懷孕然後生下更多沒有身份的嬰兒。

鏡子的兩面本質上也許並沒有差別，就如同女性在難民身份之下所遭遇的類似的命運。贊恩因此開始痛恨那些無力的懷孕與生育，他最終透過媒體和法庭，控告了自己的父母。

故事到這裡並沒有結束。父母的控訴同樣強烈，更加直接地指向了社會的不公正與旁觀者的冷漠。然而，這些控訴無疑地提出了一個疑問：苦難究竟開始於何處？是從孃胎裡帶來的嗎？如果父母也在努力，甚至早早嫁出女兒本身也是一種努力（“讓她吃飽飯，不用過苦日子”），那人們的努力究竟有什麼價值呢？窮人在現有處境下的微薄的努力，真的能夠改變自己浮萍一般的命運嗎？

最終，正如所有充滿張力的電影一樣，並沒有給出直白的答案。這個真實的交錯的人生故事，也還在現實生活中繼續。拉希爾終於與自己的孩子重逢，贊恩也和父母一起，在聯合國難民署的幫助下來到了挪威，取得了“活下去的資格”。然而，留給觀眾的是，這一個幸運的孩子，只是萬千難民中不到1%的特例。還有更多的孩子，猶如電影開頭的部分，奔跑、遊走與成長在沒有“身份”的異鄉街頭。

寫到這裡，我不禁順著中譯名《何以為家》去聯想到了戶籍制度，雖然隨著時代的改革，更多的孩子們能夠獲得了公平的生存機會，然而靠著“身份證明”才能獲得基本公共服務的日子也並沒有結束。正如名字所暗示的，“家”不僅是一個簡單的人類生產組合，背後更是政治承認和保障的生存權利、生活權利與發展權利。

本片導演在回答人們對其“展示貧窮藉以消費貧窮”的批評時說：希望批評的人走出咖啡館，走到真實的生活中。我也想寫下類似的提醒，期待看過本片的人們，不用再糾結在窮人到底為什麼“越窮越生”或者戰爭中的國家多麼淒滄等議題上，而是能夠真正地看見自己身邊那些因為沒有“身份”而被迫遊走在社會保障之外的群體。

然而，我之所以喜歡這部片子，除了它本身不斷拓展著我們對於難民內部多樣性的“看見”和思考層次外，更在於它並沒有強行推銷外來的“人道主義”，而是不斷展現著民眾內部的善意和有限條件下的相互支援，這樣的支援甚至超出了種族、膚色與宗教。在電影中，相比較外來慈善的浮誇與自以為是，這種民眾內部的互助力量，猶如“雜草“的力量一般，充滿了無序卻強大的生命力，也往往猝不及防又無可抗拒地在人心中照進一束光。

“迦百農”如果理解為“混沌（chaos）“的話，也是不同力量衝撞之後所存留的純粹，而那也許正是”希望“誕生的過程。

附註：聯合國網站報道，“影片《迦百農》已被提名2019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2016年這部電影獲得了迦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就在當年，贊恩和家人收到了一封來自聯合國難民署的信，信上說他們可以被重新安置在挪威。2018年8月贊恩一家人終於夢想成真，他們搬到了挪威鄉下的一所房子，面朝大海，背靠森林；每天早上8點，他跟兄弟姐妹們一起坐校車去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