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社會把人分為四個階級：士、農、工、商。把讀書人擺在第一位，把做生意的商人放在最後，其實是很有道理的。

讀書人是承載人類文化的主要群體，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社會風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讀書人的帶領。把讀書人放在第一位，就是鼓勵大家多讀書，多學習，讀書就能知書達理，接受聖賢教育就能提高做人的修養學問，人人都知書達理，人人都有修養有學問，這個社會就會和諧。所以在古代，人人爭相讀書做學問，即使考中一個秀才，我們經常說的窮秀才，那在社會上也是有地位的，也是受人尊重的人。

常言說：“民以食為天”，吃飯的問題不解決，人心就不穩，老百姓人人都能衣食無憂，社會也就安定了，所以糧食生產非常重要，把農民放在第二位，鼓勵他們多參加生產勞動，多收糧食。那手工業者為大家提供日常生活用品，豐富人們的生活，也很重要，所以放第三位。

為什麼把商人放最後呢？因為商人不從事生產，專門從事投機取巧、舞弊鑽營的事，商人唯利是圖，往往為了謀取利益而不顧社會道義。他們代表的是貪婪和慾望，不能鼓勵，必須打壓，所以把商人放在最後，有再多的錢，也沒有社會地位，也被人瞧不起。

那怎麼實施對商人的這種打壓呢？就是國家給他很多限制。比如在宴會當中，商人一定要坐在下面，讀書人坐上面；雖然你有錢，但衣服穿著不能太華麗；納稅的時候商人要比別人多納稅。在衣食住行方面，對商人都有嚴格的限制，不能超越你的身份地位。

現在不同了，價值觀反過來了。有錢就有名、有地位，有錢就有一切，可以為所欲為，金錢成了決定社會等級的唯一因素，造成社會大眾一切向錢看，人人唯利是圖，繼而禮崩樂壞，道德淪喪，一旦金錢成了人們追求的第一目標，就很難感覺到社會的和諧幸福了。

而現在真正做學問的呢，很可憐，社會上沒地位，沒人瞧得起，因為人們只看你有多少錢，只用這個標準。所以現在全體人民都變成商人了，讀書人也被動變成商人了，賣書賺錢，開補習班賺錢，開私人幼兒園賺錢。所以現在尊師重道的風氣也失去了，因為只要有錢，什麼老師都請得到，孩子就不尊重老師，因為你是我父母花錢請來的，你教我是你的工作，你是為了賺錢，我憑什麼尊重你？

所以現在真正做學問的人也少了。大家都在向錢看，寫文章的也不願好好寫了，一切為了流量，為了利益，只要能夠迎合大眾胃口，只要能夠吸引眼球，獲取流量，什麼文章都寫的出來，甚至不顧道德底線，主動寫些遭人罵的文章，只要能炒作火了，不擇手段，怎麼都行。

商人本來就是以獲取利益為目的，現在把商人放首位，大家都變成商人，都在爭利益，社會就亂了。所以我們回過頭來想想，還是古人用心良苦，古人看得清楚，想的周到，所以才這樣做，把商人放在最後一位。

大家好，很高興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古代推崇道德品質，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社會風氣更多的是靠讀書人體現的，顧名思義“士”就是士大夫泛指讀書人、有學問品德高尚的人，所以排在第一位。而古代是農耕文化，農業勞作糧食生產是非常重要的。俗話說：“民以食為天”，因此農民很重要排第二位。“工”泛指工人、工匠主要從事製作生產工具、器械，所以緊隨其後排第三位。為什麼商人排最後呢？因為他們不從事生產勞作，總是投機倒把、唯利是圖，往往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顧社會的道義，他們代表著慾望和貪婪，所以排最後。

“士農工商”是古代所謂四民，經指做官的、從農的、百工、經商的。最早在春秋戰國是提出的，《管子·小匡》：“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柱石）民也。”《淮南子·齊俗訓》：“是以人不兼官， 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 商與商言數。”

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裡說：“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顧炎武認為，齊國丞相管仲最先提出“士農工商”說，所以四民制度起源於管仲，而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說法。管仲在齊國進行變法改革，“四民”制度是變法中的一部分，而這也被認為是四民制度的首次實踐。

管仲所提出的“士農工商四民者”，與後世的“士農工商階層”是完全不同的。管仲所提出的四民當中的“士”，不是讀書人，而是軍士。管仲的政策是將國民分為軍士、農民、工匠、商賈，這裡的劃分只是職業上的不同，並沒有尊卑之分。管仲認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這是說四民都是國家基石，不可或缺。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隨著時間推移，後世統治者對於四民制度進行重新構建，士農工商從對於行業的劃分轉變為尊卑排序。在戶籍制度出現並完善後，四民制度成為了一種概念，不過統治者顯然是需要這種概念的。統治者需要將社會階層劃分為“士、農、工、商”四種階層，且士要在最前面，以體現士人階級的特權和地位。農則緊隨其後，封建社會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農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同時體現出統治者對於農業的高度重視。工匠在古代並不受重視，所以還要排在農後面。而商賈在奉行重農抑商的古代，自然只能排在末位，被歸為“四民”當中的“賤籍”。所以，中國古代社會階層分為士、農、工、商，是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亦是統治者的需要。

古代的社會階級排名為“士農工商”，那麼這個排名究竟因何而產生呢？

階級排名主要還是根據社會貢獻來編排，古代的四大階級自然也是依據這個標準來排名的。

士為何是最高階：古代的讀書模式和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我們今天讀書需要歷經很多階段（大中小學），而且就算是完成了所有的階段，也不一定可以踏入政治圈子。

但是古代時期就不是如此了，古時的讀書目的比較單一，就是踏入政界開創自己的事業。所以古代計程車人群體就是國家的實際管理者，他們共同組成了國家機器的零件，一些優秀計程車人（比如說改革家等），他們更是從根本上推動了國家的發展。

所以說士人群體的存在是國家發展延續的根本，如果沒有這個群體的奠基，其他的一切群體包括皇室都沒法繼續生存。

農民為何能成為第二：農民在古代的地位看似“不起眼”，但是它卻是一個關係到國家生存的重要階層。

古代社會在幾千年的時間裡都是地道的農耕型社會，由於科學技術水平不夠發達，所以經濟實力主要是依靠糧食生產和儲備水平來體現。而且古代的耕種技術比較低下，糧食產量也相對較低，這就需要一大批農民的共同參與，才有可能解決國家的溫飽問題。

所以將農民的地位抬高有兩個因素，一是中央為了鼓勵更多群眾從事農業生產工作，以農業生產為榮。

二是農民的地位確實非常重要，畢竟是他們給了人們穩定生活的基礎。

手工業為何“屈居”於農業之後：透過對農業領域的解釋，可以說農業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如果要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高群眾的生活水平，則就需要手工業者的加入了。

古代的手工業者相當於我們今天的各大生產工廠，人們日常生活使用的鍋碗瓢盆和桌椅板凳，均需要手工業者們來提供。所以手工業領域對社會的貢獻是非常巨大的，它在民眾解決溫飽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了人們生產生活的效率，所以能排到第三位也是當之無愧的。

商人為何地位最低：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前三者的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都對社會起到了不同程度的貢獻作用，他們的存在都讓社會更加進步，可是商人階層有什麼貢獻呢？無論是古代的商人還是今天的商人，他們本質上並沒有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效益，他們只不過是扮演著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中介”角色，而且還會在營銷過程中謀取一定的利益。

所以這個群體在古代是不那麼受待見的，其他階層的人都把他們看作是以投機方式謀取私人利益的人，對社會沒有做出貢獻，雖然很多商人都非常有錢，但是其地位和名聲卻一直都上不去。 看看古代對於商人就沒什麼好字眼兒，什麼無奸不商、為富不仁等等。

綜上所述，階級排名的高低主要依據的是社會貢獻度的高低，但是這種排名到今天就不再適用了，在如今的社會發展模式下，資產保有量是衡量個人或者團體地位的重要標準，所以商人的地位也完成了“逆襲”。

當然，如果站在統治者的角度，這其實就是為了鞏固國家的統治。首先“士”乃是維持國家正常運轉的核心，統治者需要他們來幫助治理國家。而農則是國家正常運轉的基礎，在古代農耕社會，沒有農民，就意味著沒有吃的，所以農民的地位必須要拔高。

至於“工”，同樣是統治者所需要，畢竟衣食住行都得需要有人服務。至於商人，那幾乎就是站在了統治者的對立面，他們有錢，過上了富足的生活，如果再享有較高的政治地位，那無疑就是一方豪強，威脅統治。

關於問題古代士農工商順序到底是怎麼排的。為何士排最前，商排最後。

我的回答是：古代士農工商就是按1、士；2、農；3、工；4、商的順序排的。士排最前是因為他是統治階級，商排最後，是因為古代生產力低下，商人並不事生產，透過資訊差賺差價，從古代生產力來講，鼓勵經商，就不會有人生產，對經濟發展不利，從古代道德標準來說，經商賺取的差價為士人所不齒，是鑽營投機，在以德治國的傳統社會，商的形象道德較低，所以排最後。

中國古代社會把人分為四個階級：士、農、工、商。由此可見:士，讀書人，排第一位。而商最後，被人瞧不起。為什麼呢？

首先，我覺得和中國歷史有相當大的關係。夏商西周之前，應該說士農工商排名並不明顯。因為生產力相當不發達。人們以能吃飽飯為基本要素，沒有太多人去關心士農工商之類，甚至概念都沒那麼明顯。

自從東周王室衰落，春秋爭霸戰國七雄，天天打仗，文爭武鬥。諸子百家爭鳴，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醫家，陰陽家，名家等等，各為其主，為執政者出謀劃策，並不斷得到他們的重視。如最著名的商鞅，李悝，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等，而要懂得這些並得到發展就是讀書學習。所以，讀書漸漸成為越來越重要的事情。特別儒家思想基礎牢固之後，讀書做官仕途成為幾千年的傳承。

其次，農業放在第二位。本來“民以食為天”才是第一位的。但自從做官為重就排第二了。因為人們認識到，做官才能真正解決吃飯的問題。吃不解決，人心就不穩，老百姓人人都能衣食無憂，社會也就安定了，所以糧食生產非常重要，所以把農放第二位。

第三，手工業者為大家提供日常生活用品，豐富人們的生活，也很重要，所以放第三位。

第四:為什麼把商人放最後呢？因為商人不從事生產，專門從事投機取巧、舞弊鑽營的事，商人唯利是圖，往往為了謀取利益而不顧社會道義。古人認為:商人代表的是貪婪和慾望，不能鼓勵，必須打壓，所以把商人放在最後，有再多的錢，也沒有社會地位，也被人瞧不起。也就是讀書人眼中的銅臭味。

古時候怎麼實施對商人的這種打壓呢？就是國家給商人很多方面限制。比如在宴會當中，商人一定要坐在下面，讀書人坐上面(尊卑有序)；儘管你有錢，但衣服穿著不能太華麗；交稅的時候商人要比別人多交。在吃住行等其它方面，也對商人有嚴格的規定，不能超越你的身份地位。

現在的人們正好相反，有錢第一，農民農民工成了最底層。說的都是人人平等，但是看不起農民工的比比皆是。希望人們還是改變觀念。讀書以修身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樹立遠大理想。而不是一味鑽在錢眼，升官發財。

我字多，看我！從最初的沒有尊卑之別到後來的明確排序，從士、農、工、商四類群體看古代百姓乃至君王的思想。

士農工商是封建王朝對於當時的百姓階層的一個分類，其中士代表著讀書人也有官員的意思，農是泛指從事從業勞動之人，工則是代表著手藝人，比如冶鐵之類的工匠，商的意思跟現在是一樣的，都是商人的意思，從這裡面可以看出古代以讀書人為尊以商人為卑。

春秋戰國時期，齊恆公重用管仲為國家實施變法，為了提高齊國的國力管仲提出了“士農工商”也就是將當時的人們分為四個類別，分別是軍士、農業勞動者、工匠、商人並分別進行改革，而管仲提出的四民在當時是並無等級差距的，只是四種不同的群體好進行改革，這點可以從管仲對商業的重視就能看出，為了讓齊國經濟更快速的發展，管仲提倡並支援農民可以跟其他國家的人進行貿易往來，只有這樣國家才能不斷地注入新鮮的血液，並且管仲早年也是經商，所以在當時還沒有後來的等級劃分，並且當時管仲提出計程車並不是讀書人，而是軍士。

起初士只是作為象徵性的排名第一，因為在當時都是吃不飽穿不暖的年代，讀書遠遠沒有比種地來的實在，但是在戰國時期士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各個國家都在尋找有才能的才子，這些人自然都是飽讀詩書之人，所以士的地位已經實至名歸，從春秋戰國時期縱橫家給戰國帶來多大的影響就能看出士的作用。

尤其是到了東漢時期，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就相當於獨寵讀書人，讓讀書人的地位再一次水漲船高，等到了隋朝建立科舉制度讓每一個寒門讀書人都有進城做官的機會，讓以讀書人為群體計程車徹底發揚光大。

從這句話就能看出古代對於讀書人的追捧以及以讀書為榮的感慨，並且在古代都是書生治國，可見書生對於封建王朝的作用遠大於其他三者，由此士農工商中士排第一實至名歸。

士排第一是實至名歸，但是論對國家貢獻來講，商人雖然比不過讀書人，但當時對於國家的貢獻來說，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越了農和工，可為何商人卻排最後？

追溯到遠古時期的商朝，商朝又被稱之為殷商，也是在這個朝代徹底形成了一個新興的群體，商人。在殷商時期商人並不是如後來一般位於底層，相反商人是非常受愛戴的，人們也不以做商人為恥，後來因為紂王的昏庸導致商朝滅亡周朝接替，不同於商朝對商人的寬容，周朝認為商朝的滅亡就是因為人民不從事農業只專心經商從而導致國力變弱，於是在周朝之後商人的身份就一直頗受打擊，就算商人明顯為國家所做的貢獻超過前三者，但是地位依舊不高。

對於統治者來說雖然商人確實能給國家帶來經濟上的發展，但是中國在封建時期一直尊崇的是農業興國，也就是說農民是一個國家必不可少的階層，上面有高階人才出謀劃策，下面有辛勤農業勞動者給全國供應糧草，所以農民理應排名第二，至於商人在古代歷代都被視為只看重自己的利益，所以受到當時的書生和其他人唾棄，認為不過是偷奸耍滑之人，並且用“一身銅臭味”來形容一個人除了有錢再無其他，這也是商人被排最末的原因。

中國古代的統治者把人民按其職業劃分為四類：士農工商。關於四民的劃分，最早見於《春秋·穀梁傳》，它的排列順序是士一、商二、農三、工四。這種排列方式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而是強調這四種行業同等重要。《管子》也中有“士農工商”一節：“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也。”石是基石，國家的基石的意思。

士指的是知識分子。他們擁有知識和智慧，擔任各級官吏，為統治者服務，所以受到統治者的重視。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士的選拔。農是指農民。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一個農業社會，農業被看做立國之本，是稅收的主要來源，農民是徭役的主力。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把農業看做國家的首要大事，農民也非常受重視，中國古代許多政策都是圍繞農業和農民來制定的，如制定重農抑商政策。

工指的是工匠或手工業者。他們主要為勞動者提供技術服務，也同樣受到重視。有的統治者還下令工匠的後代也必須從事工匠的行業，不得轉行。商指的是商人。在農業社會里，商人備受輕視，統治者經常制定許多歧視商人的政策，嚴格限制商人的活動。

重農抑商重農抑商，又名崇本抑末政策，為法家首倡，儒家倡導的經濟政策。這一政策是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曆朝歷代一直奉行的基本經濟政策。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農業生產直接關係國家興衰和人民生計，是立國的基礎。因此，以農為本、以農立國成為歷代統治者的基本治國政策。

從商鞅變法開始，秦國開始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漢朝繼承了這一政策，又加以發展。重農的表現為，獎勵耕作，興修水利，勸課農桑，甚至允許“入粟拜爵”。抑商的具體表現為：第一，不許商人穿絲綢衣服，不許乘車或騎馬；第二，不許商人購買土地，凡土地和奴婢超過法定數額就要沒入官府；第三，不許商人及其子孫做官；第四，商人所納算賦比一般老百姓要增加一倍；第五，遷徙商人到邊遠地區戍守。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漢武帝下令徵收算緡錢，對商人徵收資產稅，結果導致很多商人破產。這些政策對打擊商人囤積居奇、保障農民利益、恢復社會農業生產起到了積極作用。

漢朝重農抑商的經濟思想和政策影響深遠，一直持續到清末。重農抑商政策對鞏固新興封建財政制度和發展社會經濟起過積極作用，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它的消極影響日益明顯，致使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緩慢。

先說一下為什麼這樣排序。士是統治階層，即士大夫，皇族王族之下的管理階層，掌握著巨大的權力 其次農業是立國之本，重農抑商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所以農民是第二位的，實際上農業重要不代表農民重要，自古農民就是被重重剝削的物件 工是指手工業者，小作坊和手藝人，這些人是為社會增添色彩和便利而存在的，人們沒有手工業可以活，但沒有糧食可就活不了了 商就是指商人了，作為農的對比，其地位可想而知，雖然地位排到第四，但其和政府官員聯絡緊密，有時可以影響政府決策

再說為何士排第一個，因為這個順序都是士族制定的。

至於商人為何最後一個，有以下三點。

1.商人在古代社會是比較有錢的，因此他們常常威脅到皇帝的統治，所以歷代皇帝就故意貶低商人，讓他們無法威脅到自己的統治。

2.古代統治者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有一個原因是為了防止人口流失，因為土地是不動的，農民只能在一個固定的地方耕種，而金錢是可以流動的，商人常常帶著金錢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去賺錢，所以為了使防止人口流失，皇帝會故意貶低商人。

3.商人給人們的印象總是奸詐，在古代以仁、厚為道德準則的社會里，地位自然就會低。

中國古代為什麼會有士農工商這樣子的這個階級劃分，和中國的歷史有非常大的關聯。

在周以前，社會分為貴族和平民，貴族有根據等級分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和士。首先是要解釋一個大宗和小宗的問題，什麼是大宗呢，就嫡長子，天子的嫡長子就是可以繼承了周天子之位，那麼剩下的這些兄弟呢，一般就把他分封為諸侯。例如周公旦封國在魯國，唐叔虞封為晉國等等，以此類推。到卿大夫這一級呢，大宗還是可以繼承卿大夫爵位，那麼小宗，就只能降低一級成為士。以上的天子也好，諸侯也好，卿大夫都是有封地的，但是士是沒有封地的，所以是士這個階層其實是中國古代貴族的最後的一個階層。所以發展到春秋戰國到後期呢，已經轉變成為能夠幫助這些諸侯、國家甚至天子治國理政的一個角色。隨後呢，士這個階層，其實就逐漸從貴族這個階層逐漸的轉化成了平民這一個階層。

士：中國古代從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遵循的基本的都是一個重農抑商這麼一個基本的一個國策。農業為國家之根本，農業稅收也是國家財政收入的最重要的一個來源。那麼中國古代是一個農本經濟。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其實中國古代的這個封建社會，主要是一個外儒內法的一個政治思想體系。這就要求士這個階層透過舉孝廉（兩漢魏晉南北朝）和科舉（隋唐以後）這樣的一個形式，能夠走上仕途，做官，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因而這個階層社會地位都是最高的。

農：因為農本經濟，把農業發展作為國家的一個基本的國策。農民作為了平民階層，地位相對較高的一個階層。

工：作為農業的輔助手工業工人，工匠的技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工匠的社會地位也不算很低。

商：中國古代強調人口不能隨意流動，這樣的有助於整個統治階級的管理。商人作為商品流通的重要的一個整合環節，將會有利於資訊的傳遞。在農本位、官本位的經濟體系下，以及外儒內法的政治思想的指導下，商人就成為了統治階級認為的會導致社會不安定的階層。因此，社會地位在古代就是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