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滅亡：夏朝（約前2070年-前1600年）是中國傳統史書中記載的第一個中原世襲制朝代。一般認為夏朝是多個部落聯盟或複雜酋邦形式的國家。那麼夏朝是如何滅亡的呢？

　　根據史書記載，夏朝是禹的兒子啟建立的國家。夏禹傳子代替了以前的禪讓制度，由禪讓制變成王位的世襲制。夏朝共傳14代，17王(一說13代、16王，主要是存在太康失政的問題)，400多年，後為商朝所滅。

　　夏朝延續了400多年，到夏桀姒履癸統治時，已是危機四伏。他寵信王后妺喜，重用嬖臣，殘殺忠臣關龍逄，並對民眾及所屬方國、部落進行殘酷的壓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與反對。《竹書紀年》記載，夏桀“築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通鑑外紀》記載：“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

夏桀把自己比作太陽，說：“天上有太陽，正像我有百姓一樣，太陽會滅亡嗎？太陽滅亡，我才會滅亡”。民眾憤慨地詛咒他：“時日易喪，予偕女皆亡（太陽啊你什麼時候要滅亡，我們願意跟你一起滅亡）”。在夏朝逐漸衰落的過程中，在黃河下游的商部落逐漸強盛起來。商湯繼位後，將部族統治中心遷到南亳（今河南省商丘市東南），並積極籌措攻夏立國的計劃。

約公元前1600年，商湯興兵伐夏，在戰前他舉行了隆重的誓師儀式，《尚書·序》記載：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誓師後商湯選良車70乘，“必死之士”6000人，聯合各方國軍隊，採取戰略大迂迴，繞道至夏都以西突襲夏都，夏桀倉促應戰，西出拒湯，同商湯軍在鳴條展開決戰。

決戰中商湯軍奮勇作戰，一舉擊敗了夏桀的主力部隊，夏桀敗退後歸依於屬國三朡（今山東省定陶縣東一帶）。商湯乘勝攻滅了三朡，夏桀率少數殘部逃往南巢（今安徽省巢湖市），不久病死。商湯回師西亳（今河南省偃師市西），召開了眾多諸侯參加的“景亳之命”大會，得到3000諸侯的擁護，取得了天下之主地位，夏朝正式宣告滅亡。

歷史第一世襲的封建王朝，當然也要第一個體驗何為諸侯奪權，何為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符合歷史的必然，也驚醒後面的君王

夏代疆域圖

在那個年代，華人對玉石的重視程度超過對金銀的重視程度，而玉石並非用來做貿易中介物的。其次，沒有發達的貿易，自然也就缺乏作為貿易中心的城市，自然也就不會在城市中聚集大量的金銀財富。

只有重視交易才會出現大都市

所以，以一個小型城市遺址擁有金銀財寶數量的標準，來判斷中國古代的文明，並不十分適用。即便是殷墟，青銅器等物品的出現，也不是在一個城市裡，而是在一個墓葬中。

在中國的考古發現中，有一個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從年代上說，二里頭文化屬於夏朝。與地中海的各種“文明”相比，華人只將二里頭稱作“文化”.

但是，地中海的每一個“文明”遺址，所能擁有的人口，都只有幾千人的規模，而“二里頭文化”的規模估算可容納十五萬人左右，有的估算更高。

與古希臘的“城邦文明”相比，“二里頭文化”才像一個真正的城市或都城。中國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之所以至今都沒有宣佈“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朝的都城，主要原因是受了西方近代考古學的影響--在二里頭沒有發現大量的貴金屬。

對於“二里頭文化”的性質判定，我們應該拋開西方考古學形成於地中海考古的結論。否則，我們對於中國遠古時期的歷史證據，只能寄希望於秦始皇之類暴君的出現，才有可能出現財富高度的不合理集中，也才有可能被今天的西方考古學理論所接受。

而對於堯舜這樣的“賢君”,對於那些沒有橫徵暴斂的古代“聖賢”,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從西方考古理論那裡得到金銀財寶上的考古證實。

夏朝開國君主禹

總而言之，西方考古學理論的某些論斷，其產生的背景是地中海的城邦貿易經濟，而這種經濟模式在中國古代並不存在，因此，這一論斷也不應該簡單套用於中國古代考古。

換句話說，尋找或確認夏朝的都城，不能完全藉助西方的考古學理論。至於“二里頭文化”能否就判定為夏朝的都城，還是讓真正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去下結論吧。

夏朝是因何滅亡的

夏朝（約前2070年-前1600年）是中國傳統史書中記載的第一個中原世襲制朝代。一般認為夏朝是多個部落聯盟或複雜酋邦形式的國家。

那麼夏朝是如何滅亡的呢？根據史書記載，夏朝是禹的兒子啟建立的國家。夏禹傳子代替了以前的禪讓制度，由禪讓制變成王位的世襲制。夏朝共傳14代，17王（一說13代、16王，主要是存在太康失政的問題），400多年，後為商朝所滅。

夏朝延續了400多年，到夏桀姒履癸統治時，已是危機四伏。他寵信王后妺喜，重用嬖臣，殘殺忠臣關龍逄，並對民眾及所屬方國、部落進行殘酷的壓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與反對。

夏末代暴君桀

《竹書紀年》記載，夏桀“築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通鑑外紀》記載：“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

夏桀把自己比作太陽，說：“天上有太陽，正像我有百姓一樣，太陽會滅亡嗎？太陽滅亡，我才會滅亡”.民眾憤慨地詛咒他：“時日易喪，予偕女皆亡（太陽啊你什麼時候要滅亡，我們願意跟你一起滅亡）”

二里頭文化遺址

在夏朝逐漸衰落的過程中，在黃河下游的商部落逐漸強盛起來。商湯繼位後，將部族統治中心遷到南亳（今河南省商丘市東南），並積極籌措攻夏立國的計劃。

約公元前1600年，商湯興兵伐夏，在戰前他舉行了隆重的誓師儀式，《尚書·序》記載：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誓師後商湯選良車70乘，“必死之士”6000人，聯合各方國軍隊，採取戰略大迂迴，繞道至夏都以西突襲夏都，夏桀倉促應戰，西出拒湯，同商湯軍在鳴條展開決戰。決戰中商湯軍奮勇作戰，一舉擊敗了夏桀的主力部隊，夏桀敗退後歸依於屬國三朡（今山東省定陶縣東一帶）。

商湯乘勝攻滅了三朡，夏桀率少數殘部逃往南巢（今安徽省巢湖市），不久病死。商湯回師西亳（今河南省偃師市西），召開了眾多諸侯參加的“景亳之命”大會，得到3000諸侯的擁護，取得了天下之主地位，夏朝正式宣告滅亡。

夏朝的存在以及滅亡，是考古學界的一大謎題，不管真相如何，我們仍然需要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去下結論的，希望謎團早日被揭開，還原歷史真相。

夏朝在經過“太康失國”、“少康中興”之後，似乎再也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了，一直到中國曆代上最聲名狼藉的昏庸荒淫的天子之一——夏桀的出現，夏王朝或明或暗的星辰才又重新出現在中國歷史的天空裡。夏桀是歷史上第一個亡國之君，算是荒淫天子的老前輩，他寵愛妃子妹喜，因此誤國。

夏桀文武雙全，他不但才智過人，而且能夠生擒野牛、老虎，折斷鉤鎖，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按說，像桀這樣的人不應該亡國，特別是在冷兵器時代，一切皆以武力定勝負。但歷史就是這樣無情，大概也是，有本領的人往往剛愎自用，自以為是。桀就具有這樣非常明顯的缺點，性情暴虐，為人殘忍，好色而淫。

而這時候的中國，整個社會分成三大階級：奴隸主階級、奴隸階級和平民階級。奴隸主大多是由父系氏族社會末期的氏族貴族和部落首領轉化而來的。他們在交換中奪取了大量的財富，在戰爭中擴大了權力，最終轉變為佔有全部生產資料和完全佔有生產者本身的奴隸主階級，成為社會的統治者，上古文獻中的“百姓”指的就是這一階級。他們整天沉迷在飲酒、打獵和歌舞之中，而不管奴隸們的死活。

古代把改朝換代說成是天命的變革，所以稱為“革命”。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武力改朝換代，成湯透過“伐謀”、“伐交”、“伐兵”，最終取得戰爭速勝。這對後世戰爭的發展、軍事理論的構建，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桀的罪惡是否如此深重，後人頗有爭議，有人肯定，有人懷疑。宋朝的羅泌在《桀紂事多失實論》中就認為，桀的許多罪惡其實並非桀所為，而是後人將後世帝王的罪惡加在了桀身上，將他塑造成一個暴君的典型而已。

《史記·夏本紀》記載:“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夏桀為了奪取更多的美女、財富和奴隸,多次發動戰爭,激起各部落的不滿,紛紛起來反抗。這時的夏已是內外交困、搖搖欲墜了。就在夏桀眾叛親離、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時,東方鄰近的商部落日益強大起來,商頭領湯起兵滅夏。當商軍殺到夏都城時,夏桀如夢方醒,慌忙帶著妺喜向鳴條(今山西境內)逃去,商軍在鳴條與夏軍作最後一戰,全殲夏軍。夏桀又帶著妺喜再度逃亡,最後死於南巢(今安徽境內)。　　

《國語·晉語》記載:“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本來是柏楊所說的“一個可憐的女俘”的妺喜,竟然和湯的大臣伊尹一起密謀亡夏,無怪乎有人把她稱作“中國第一位女間諜”。

雖然如此，夏朝的滅亡也絕不只是夏桀一個人的“功勞”，而是夏朝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無法釋放的結果，最終發生所謂的“湯武革命”。

夏桀的荒淫無度，殘暴以逞只是加速了這種程序而已。

引子

我們一般習慣將最早的國家出現到誕生體系性歷史記錄之前的時代稱呼為上古。

上古史在歷史學科中屬於相對偏冷艱澀的一個環節。無它，主要是因為成文史料太少，而且往往還不可靠。雖然現代研究者可以透過對考古資料的分析來彌補一些闕遺，然而考古活動發現的古人遺址及遺存物作為無言的證據往往只能有限地反映出相關人群在物質與文化技術方面的若干風貌以及地理分佈情形，並不能代替生動鮮活的史冊，尤其是對廓清事件型的史實一般都派不上太大用場。所以在判斷史前及上古的人類活動時，我們很多時候都難以避免盲人摸象的尷尬。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必須做出些必要的基本判斷，於是就只能依靠有限的可靠文獻記載、目前發現的考古線索以及其它一些綜合資料來勾勒出一幅大概的輪廓以表示對先人舊事的尊重和不忘之志。

時代背景

傳說時代至夏商之交，天下人口有限而萬邦林立。地廣人稀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因素在於山脈、河流、密林和大澤等自然障礙將天下割裂成一處處破碎的地理單元，交通技術原始的各地人群難以有效交流和融合，因而往往呈現為氏族或部落社會形態。

那時的各地人類社會宛如一個個的“文化島”，星羅棋佈於“綠色沙漠”張揚彌蔓的蠻荒天下中，只是自然生存資源並不像沙漠綠洲居民那樣顯得窘迫而已，距離稍遠些，彼此間的發展水平就層次不齊；只有在少數先發地區，“文化島”會升華成聯片的開化地帶，並往往以某個強有力的部落或家族勢力為核心形成酋邦或部落聯盟，從而在政治與文化上表現出較高的一致性。毗鄰地理單元的不同社會，透過遷徙、通婚、貿易或戰爭等方式輻射、交流或傳播文化，偶爾還發生兼併融合現象，由近及遠，歷經歲月熔鍊，最終在更大的地理單元內孕生出考古文化屬性類似的族系或文化譜系。按照傳說，中國在傳說時代就已經誕生了覆蓋古中原的前國家形態的政治統一體，五帝相繼號令天下萬族。

夏朝是古文獻記載的第一個中原王朝，這個時代農耕定居生存方式是主流，中原各族已經具有成熟的領地及勢力範圍意識，這種意識通常是基於對權利、財產、文化習俗和血緣族系等多種因素的統合認知。而這種意識的誕生和普及是必須注意的影響族群行為模式的重大變化。

我們知道，在史前和上古，由於多種複雜因素，時常會出現族群遷徙或遊居現象。當不同文化特性的人群相遇時，領地意識薄弱的族群會彼此友好相處，不論是土著還是新來者都傾向於相互學習和接納，比如仰韶時代的普遍和諧氛圍或者商末時周人東遷關中與“土著姜族”的融合；但領地意識強烈的族群間在這種情況下通常會因排異傾向進而發生對抗或戰爭，龍山時代中原地區的暴力對抗明顯加劇就和這種意識興起直接有關。

商湯滅夏

商人滅夏並非歷史的偶然，既是商族多代努力和悉心經營的結果，也有夷夏之爭的背景。

夏族是“客居東方”的外來戶。大禹父親是崇伯鯀，母親修己出自姒姓有莘氏，有崇氏和有莘氏這兩個古族當年都在關中平原東部，有崇氏的位置當在渭南一帶，有莘氏的領地以北邊的合陽（古名洽陽）為核心。伯鯀受帝堯之命治水，但他拿家鄉黃土臺塬地的經驗在黃河下游平原地區治水顯然是方法失當，於是因治水不力而被流放羽山並遭殛殺。大禹受帝舜信任而繼續治水（可能因恥於父過而改從母族的姓氏），成功後顯然會得到（東方）水患區廣大人民的衷心擁戴，加上大禹帶領“中原軍”征伐苗民獲得的軍事威望，接替虞舜之位便水到渠成；然而大禹帶在身邊的親族人等推測來應該是有限的，治水畢竟是團結大家依靠當地民眾的事情，所以大禹應該還是主要憑藉東夷諸族的支援而受禪。大禹的原定繼承人是皋陶，但此君先於大禹去世，故而改為培養“益”或伯益，皋陶與伯益都是出身於東夷名門望族的貴胄，或許這原本就屬於為平衡族際關係而做出的專門政治安排；比如“后稷棄”的功勞也非常大，但他卻沒被考慮作為大禹的繼承候選人，恐怕與棄的西土華夏系出身頗有干係。

大禹去世後，其子夏啟卻破壞了“禪讓”的規矩。“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或“益幹啟位，啟殺之”一事，夏啟依靠的力量應該是大禹為帝后任用的親信部下和族人，這次“政變”的最大受益人是夏後族。然而這種變化正常將會引起東夷諸族的不滿，特別是少昊氏；實際上夏啟的親族也未必樂意，有扈氏便挑頭反對。傳說中的“甘之戰”應該是西土的夏后氏親族間的爭鬥，真正參戰的擁啟勢力很可能是大禹的父族有崇氏和母族有莘氏，在沒有戰車的時代是無法想象夏啟親自帶兵或派遣軍隊從兗州開到雍州來鎮壓叛亂者的。也有研究者依據屈原《天問》認為有扈氏即河北的有易氏，“甘之役”爆發於河北某地而非西安附近；不過《天問》的這一段文字與其它文獻的記錄明顯不同，所以讓人懷疑屈原追述的準確性。

後來的有窮氏驅逐太康，伯明氏顛覆夏王國，應該都是東夷勢力與夏后氏爭奪東方領袖權的反映；仲康命胤侯征伐羲和氏（其領地在魯南蘇北的沿海地帶），後相元年徵淮夷、二年徵黃夷，這些夏后氏與夷人的衝突記錄不僅反映出兩大族系間的矛盾，而且實際應該與東夷的內鬥也有極大關聯。

山東是當年東夷諸族的大本營，但文獻和考古都有多種跡象表明以山東為核心的夷人集團實際是分為三個“派系”的，冀南魯北夷人集團、魯南蘇北夷人集團和膠東夷人集團，其中前兩者勢力最大。

后羿的有窮部屬於冀南魯北夷人集團，這個集團也可視為兗青夷人集團，他們的傳統領地正好與夏王國接壤；魯南蘇北夷人集團的勢力範圍主要在古徐州，他們與夏族的關係反倒比較友好，雖然伯益就出身於傳統根基在魯南的少昊氏（有跡象表明少昊氏在有段時期北進到臨朐一帶）；這種情形則很可能與該集團與在兗州的夏王畿並不接壤有關係，地緣政治的邏輯古今基本都一致；寒浞出身的伯明氏所在更有意思，正好是三大集團勢力的結合部濰坊一帶，傳說寒浞本就是先叛本族再叛后羿的兩面三刀之徒，個人判斷實際情況要比傳說複雜的多，相關事件中的一個主要脈絡就當是東夷三集團的權力爭奪。

仲康是后羿的傀儡，後相剛即位時同樣是后羿或寒浞的玩物，他們在王國被夷人控制的背景下與魯南蘇北夷人勢力交戰顯然是完全不合情理的，真正的受益者應該是其幕後的冀南魯北夷人集團。

接下來是著名的“少康中興”。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少康的南方復國基地正好在魯南蘇北夷人集團的勢力圈：少康的外公有仍氏任姓（一說風姓）之領地在古微山湖西側（今徐州與棗莊之間）；幫夏復興的有虞氏（即虞姚氏）的領地在今河南商丘一帶；他們都屬於徐州夷人體系。

少康在魯南蘇北夷人集團庇護下逃避寒浞的追殺並進而復國，同樣暗示了南北夷人集團對待夏后氏態度的極大差異。“古本竹書紀年”記錄伯杼子（即少康之子，相傳作甲的夏杼或季杼）徵東海而得一狐九尾，推測來當是王國復興後在南方擴充套件勢力的一次軍事行動（或許是安定南方盟友的大後方），“東海”應該指的是蘇北濱海地區。後芬三年“九夷來御”，其中多數也可辨認出屬於魯南蘇北夷人集團，應當還是在夏王國鼎盛之際繼續張大勢力。

相傳王室還在這一時期派遣子弟姒無餘深入魯南的“琅琊會稽”（位於臨沂境內）為大禹守陵，魯南夏后氏自此開枝散葉。再往後，似乎夏王國與夷人的關係變得友好，但夏後“命”或“爵命”夷人恐怕該視為承認相關夷部的自治權，這屬於退縮性的妥協而不是權力的擴張。

帝廑（也名胤甲）之世，夏王國勢力西遷，文獻記載為“西河”。此“西河”絕非龍門之河的西側，也不是西渡茅津渡而進入運城地區，從考古和文獻兩方面來判斷實際是指伊洛之地，包括毗鄰的豫北地區。夏后氏主體從立國數百年的“河濟之間”遠撤伊洛，目前多數研究者認為與無法承受與兗州夷人關係長期緊張的代價有很大關係。

西撤後的夏王國不再有與夷人衝突的記錄（末王夏桀除外），相反倒是有“諸夷賓於王門，獻其樂舞”的盛況，正應了距離產生美感的法則。

或許是西遷後的休養生息帶給了夏王國新的繁榮昌盛，於是末王姒癸（或名履癸）不安分了，對東夷又有了新想法，滅亡的誘因也可主要歸結於夏桀激化了與東夷族群的矛盾。

傳統儒家學說將夏桀和商紂並列為流氓惡棍型君主的典型，不過古人數落的夏桀罪名需要辨析。

“古本竹書紀年”比較可靠，其中記錄有“桀作傾宮，飾瑤臺”，或作“桀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然而古代中國建築的主體格局屬於土木結構，夏代尚處於“茅茨土階”的落後時代，雕樑畫棟的豪華型王侯宮殿是戰國時代才興起的（鐵器的出現推動了伐木採石技術的發展），夏商時期的王家宮殿雖然非尋常百姓貴族可比，但也不過是較大的院落和房子而已，漢字“宮”的本意其實就是土造的大房子。夏桀的“傾宮”充其量不過是用木料在土臺上搭建的輕型高層宮室，“瑤臺”反映的也是夏桀用“玉石地磚”來做傾宮臺階的鋪面材料；雖然奢侈了些，但絕非夏桀真的修造了一個瑤玉材質的亭臺樓閣；包括“瓊室”以及“玉門”也是指的區域性裝修。

夏桀比較貪財倒是應該沒冤枉他。《逸周書·史記解》評價夏桀亡國有兩段記錄。其一雲：“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氏以亡。”其二曰：“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上博簡《容成氏》的簡文還提到：“桀不述其先王之道，自為……當是時，強弱不治諹，眾寡不聽訟，天地四時之事不修。”這段文獻反映夏桀治下的王國“法律已死、有事燒紙”，正常的生產、經營和管理活動都亂套了。

總體看來，周朝人認為夏桀的管理很成問題，法度全無、貪財奢侈、大興土木、耽擱農時而境內飢謹，這些違背先王之道的逆天行徑導致國民人心渙散。

夏桀的對外政策是致命的，特別是壓迫東方屬國而致諸侯反目或反叛。

《國語·晉語》記載“夏桀伐有施”；《左傳·昭公四年》雲“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韓非子·十過篇》的類似說法為“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古本竹書紀年”言夏桀伐岷山；《左傳·昭公十一年》言“桀克有緡，以喪其國。”《楚辭·天問》中屈原感慨：“桀伐蒙山，何所得焉？”這裡的有緡氏、岷山氏和蒙山實際上指的是同一個酋邦國或部落。

有仍通有任或任，任姓（古書也記作妊姓）或有仍氏是夏后氏的姻親之族，相傳為軒轅黃帝賜封的十二個基本姓氏之一，也有研究者依據《左傳·僖公二十一年》所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的記載認為是太昊氏的後裔之國，《通志氏族略》支援後一種說法。一般意見認為該酋邦在夏代的位置大致在今徐州--棗莊地帶，也有研究者相信在濟寧境內。任姓氏這個族系當年比較興旺，《左傳·隱公十一年》記錄了滕侯與薛侯朝見魯君時因席位班次先後而發生爭執，東道主魯侯派大臣做客人薛侯工作時的說辭：“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上古魯南蘇北一片有不少的任姓酋邦和部落。濟寧的“古任城”則系周朝任國（泗上十二諸侯之一，小國）之所在，與夏末時的有仍氏部族還是有區別的，不過濟寧本來也就位於棗莊的西北方約二百里，距離諸任集中立國的大本營並不遙遠。

有施氏當年的領地一般認為在今滕州左近，應該系魯南地界的一個古老東夷部族發展起來的酋邦。

有緡氏的故地則當在平邑--蒙陰--費縣一帶，“岷山”是《禹貢》中提到的古徐州的“蒙山”。有緡氏或者“蒙山國”一般認為可能也系太昊氏的苗裔，風姓，周朝冊封的小國顓臾（魯侯的附庸）就是風姓，周天子安排該國的主要任務是祭祀蒙山。部分研究者主張，顓臾是顓頊的異寫，或曰顓頊是顓臾與須句的合稱，就是說山東有緡氏的祖先應該與帝顓頊關係更密切。不少學者受《漢書·地理志》的影響，以為有緡氏故國在金鄉境內，然而周之“緡邑”或“閔邑”以及秦之“東緡縣”的來歷實際與周朝宋國屬地有關，這個宋邑的居民主體乃是虞舜的後裔，姓姚。

商丘東側一帶本來就是夏朝的有虞氏或虞姚氏的根據地所在，而且虞舜的後人們和夏王室的關係還一直很好，夏初有虞氏收容少康並助其復國，夏亡後則有部分虞姚之族和彭祖氏一起追隨魯南夏后氏遠遁南國，在江浙腹地建立了於越王國；考慮到虞姚氏和夏后氏休慼與共的親密關係，夏桀討滅的不該是“金鄉姚姓有緡氏”。

魯南蘇北夷人集團傳統上是親夏的，夏桀卻因“有仍之會”有緡氏不來而伐其國，有緡氏被迫獻上美女琬和琰；另一個被伐的有施氏則貢獻了漂亮的妹喜給夏桀做老婆；傳說中任姓薛國的貴族仲虺也看不慣夏桀而投奔商湯擔任其左相；這些事情暗示夏桀與南部夷人集團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不論夏桀是因為貪財還是貪色，與山東中南部的諸侯反目最終是夏后氏傷不起的。比如，相傳九夷曾經準備奉王命撲滅北方的商人勢力，但後來卻不了了之，儘管《尚書》的有關文字暗示他們在夏滅後表現出一定的不安，推測來也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地緣政治的自然反應。

夏族的老根在陝西東部（或許還曾活躍於晉西南臨河地帶），而西土的姒姓諸邦（包括富強的崇國）對夏后氏的滅亡卻反應很淡定，或許是因為夏朝長期立國於東方（夏桀的統治中心應為伊洛之地），所以親情因地理隔閡和時間流逝而變得疏遠。此外，有跡象表明商族可能著力與西土勢力修好，比如商湯的太太就是迎娶於有莘氏，還順便得到了著名的伊尹；商朝也是在晚期才覬覦關中，而且對西方諸姒和崇國一直比較客氣。

東、西兩頭的諸侯們對夏后氏的存亡不很在意，堅決力挺夏桀頑抗的核心力量就只有團結在中央周圍的祝融之族了。不過，夏桀和祝融八姓貌似也有小小的不快，相傳關龍逄勸老闆做事別太過分了就被不識好歹的夏桀給殺了。這個關龍逄一般認為是出身定陶豢龍氏的大貴族，屬於祝融八姓之董姓貴胄，《國語·鄭語》記載此事為：“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

夏桀得罪了不少諸侯，缺乏人望；而商湯則反其道行之極力爭取四方諸侯的支援。於是結果便是《尚書》反映的：商軍東征而西夷感覺不過癮；商湯南征而北狄紛紛吐槽說“奚獨後予？”

商湯滅夏是基於強大武力基礎並前後打過不少仗的。“古本竹書紀年”雲：“湯有七名而九徵”；孟子讚揚商湯“十一徵而無敵於天下”；《史記》同樣反映“湯徵諸侯”；《詩經·商頌·長髮》更形象：“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商湯最先消滅的是鄰國葛伯，這個小國大致當在今冀魯豫三省交會地帶，而不應該是世人相傳的河南寧陵縣（商丘西）。

豕韋、顧和昆吾都是祝融氏的苗裔。豕韋或韋國屬於彭姓宗族，相傳領地在今河南滑縣，不過從古書記載有“郼亳”來看，韋國倒更有可能在鄭州境內。顧國己姓，應該是析出於昆吾氏的旁枝，領地大致在今河南範縣--山東鄄城一帶。昆吾氏是祝融八姓的老大，己姓，夏之方伯，其領地這時在古黃河南岸，大致上迄鄭州、下至許昌一帶；一些研究者判斷，滎陽大師姑城址和鄭州洛達廟遺址或皆為夏伯昆吾氏留下的遺蹟，《左傳》則明確記載許昌是昆吾之墟，此間的新鄭也正好是傳說中的“祝融之墟”。

祝融氏是傳說時代的中原望族，或可追溯於軒轅黃帝之世，很可能與有熊氏黃帝關係很密切，其苗裔在豫魯之間分佈頗廣。

豕韋、顧和昆吾死心塌地擁戴夏桀，可能不僅是因為祝融之族與夏后氏的關係親密，從地圖來判斷地緣政治因素也應該在起很大作用，因為這些酋邦或與南下擴張中的商族接壤，或處於商人滅夏的必經之路。不僅是豕韋、顧和昆吾直接抵抗商湯，夏桀在鳴條戰敗後逃奔的三朡國也屬於祝融的後裔（董姓，大致在山東定陶境內），此外徐州古彭國（彭姓，古籍記為彭祖氏、大彭氏、彭鏗氏或籛鏗氏）和豫州羋姓疑似也因為同族抗商受牽連而在夏亡後南遁荒遠，前者會同魯南夏后氏遺孓及部分虞姚氏聯袂南下並最終於東南建立了於越王國，後者則是周代楚國王室的先祖。參考《國語·鄭語》的記載：“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加上夏伯昆吾，有相當一批祝融宗族的方國滅亡於夏末商興的風雲變幻中。

按照多數古代文獻記載，夏桀似乎是在昆吾滅亡後才想起反擊商湯，只有《太平寰宇記》的說法不同，該書卷一引《國語》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等拒湯於莘之墟，遂戰於鳴條之野。”

綜合諸多相關文獻來判斷，他與商軍交手若干仗，其中至少有三場敗績。

商湯統帥的東方諸侯聯軍從東往西進攻，中途與夏師相逢，大致先是在有娀之墟擊敗了夏桀，有的古文獻記錄首戰地為“莘之墟”。

接下來雙方主力在鳴條會戰（一般意見以為鳴條在今河南封丘—長垣一帶），鳴條在不同文獻中也被記錄為“郕遂”、“郊遂”、“薄田”或“章山”；這場決戰中反夏聯軍大勝，夏軍悍將“推哆”和“大戲”（古籍也記作推移和大犧）也成了商湯的俘虜；《呂氏春秋·慎大》認為夏軍的表現很不堪：“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

輸得只剩條底褲的夏桀被迫東逃三鬷，但是勝利者很快就跟腳追上來了，最終把收容夏桀的三鬷國也順勢給滅掉了。

上博簡《容成氏》記載的戰鬥最多：“升自戎（娀）遂，入自北門，立於中途。桀乃逃之鬲（lì）山氏。湯又從而攻之，降自鳴條之遂，以伐高神之門。桀乃逃之南巢氏。湯又從而攻之，遂逃去之蒼梧之野。”然而所有其它古籍都沒有記錄商軍攻擊南巢這最後一場戰鬥，一般意見以為：夏桀的結局是被流放到南巢國自生自滅。

清華簡《尹至》有段記載：“夏播民入於水，曰戰。帝曰：‘一勿遺’”。大致意思為：夏王朝動員其軍隊在河畔佈陣（應該系古黃河南岸的伊水或洛水），下達了作戰命令。夏桀說：“把對面的造反者全都殺乾淨。”可見夏桀的掙扎還是相當激烈的。

考古表明，大致對應著夏商相繼時代，古中原腹心區域存在三種風格明顯的考古文化：二里頭文化、下七垣--二里崗文化、嶽石文化，一般研究意見認為它們分別應該代表著夏文化、先商--早商文化和東夷文化。

因為伊洛二里頭文化被判定為夏文化，晉南地區存在與二里頭文化在內涵上比較接近的東下馮型別，加上傳說中堯舜的統治中心在汾澮流域、大禹承接的是堯舜、史前晉南地區確實有一個叫大夏或西夏的族群或政權（古籍中也稱呼晉南為夏墟），以及“夷夏東西說”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力，所以不少研究者判斷夏朝（晚期）的王畿可能在運城一帶。這種觀點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甚至可以說是主流意見之一。

然而更進一步的研究表明，上述判斷的矛盾很多：

1）東下馮型別實際是種地方性考古文化，儘管它確實受到了二里頭文化的很多影響，但是其前身是三里橋龍山文化，形成過程中則同時受到西方客省莊二期文化、東面二里頭文化、北方陶寺文化甚至更遠的朱開溝文化的多重影響，是個考古文化“混血兒”。

2）二里頭文化的形成與三里橋文化關係不大，也不可將它的前身簡單地圈定為王灣三期文化，實際上它的誕生與新砦文化或新砦期文化的干係最大，而新砦文化最早是興盛於鄭州—許昌一帶，晚些才傳播到洛陽盆地並最終以嵩山為中心廣泛分佈。二里頭遺址是在二里頭二期進入繁盛並一直持續到末期（二里頭四期），宮城始建於三期。

3）新砦文化及二里頭文化早期明顯吸納了很多東方及東北方向的文化因素，二里頭文化二期以後才明顯增添了西方及西北方的考古文化特色，在中後期可能向西方積極擴充套件輻射。

4）最新的測年結果表明二里頭一至四期存在的年代大致為BC1750到BC1530，只存在了二百餘年，比相傳夏朝存在的時間少了一多半，起始時間也晚了很久。

5）研究河洛地區的史前文化及聚落演化脈絡，可以發現偃師二里頭遺址在伊洛平原的出現具有一定的突兀性，並非源自當地聚落的自然發展，特別是其超大型的規模及龐大的人口很難用正常的聚落成長和人口增殖來解釋。

然而，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理解上述情況，洛陽盆地出現二里頭文化是夏人西遷的結果，則事情要顯得順理成章了很多。

夏朝早期王畿在兗州某地，帝胤甲時西遷並與豫州土著的新砦文化的主人（祝融之裔或許為主力或核心）融為一體，其後夏王國於伊洛之地營造了強盛的新王都（偃師二里頭遺址）並嬗變為二里頭文化。如此，新砦文化及二里頭文化早期的東方（含東北方）文化因素、二里頭文化的起迄時間、相比之前已顯衰落的河洛地區末期龍山文化的高度繁榮，這些在邏輯上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釋，迅速增加的大量人口也可以歸之於興旺的夏都吸引了周邊地區人口的遷徙或移民。

夏朝晚期的王畿以洛陽盆地為中心，勢力範圍大致上北及沁河下游、東覆鄭汴、西抵靈寶--陝縣、南至嵩縣--欒川。而晉南地區則是因為毗鄰夏王國而受到了夏文化的強力輻射，可能與王朝的關係還很融洽；當然也不排除夏人的勢力直接前出到運城盆地（由三門峽的茅津渡進入黃河北岸），但這裡充其量是邊疆而絕對不該是王畿腹地。

過去我們之所以在判斷和尋找夏王國遺蹟上出現了很多混亂（假定夏朝統治中心一直在河南或晉南地區），導致面臨的困惑遠遠超過可以解決的問題，現在來看主要是將早期夏朝與晚期夏朝搞混淆到一起了，特別是晉南的大夏、西夏或夏墟實際上和夏朝、夏族根本沒關係，它指的本是被陶唐氏滅亡的一個當地史前土著族群或政權。

商湯滅夏的革命波瀾確實可謂驚天動地，河北、山東與河南三省的諸多地區都被陸續捲入到戰爭的烽火。商軍能夠在如此大的範圍內縱橫馳騁，主要原因當在商族擁有強大的武力並建制有成熟的戰車部隊，而當年的中原各地人口還是相當稀少，方國或酋邦之間多為森林荒野，機動性好且戰鬥力強的戰車部隊在遠端攻擊它國時往往能起到出其不意並無堅不摧的良好效果。

《墨子·明鬼》雲：“湯以車九兩，鳥陳雁行，湯乘大讚，犯逐夏眾，入之郊遂，王乎禽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曰：“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士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銀雀山漢簡《選卒》的觀點為：“湯以篡卒七千人逐桀，奪之天下。”《淮南子?主術訓》則說：“湯革車三百，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現代研究者傾向於認為：商湯投入鳴條之戰的兵力大致為數千精銳步兵和七十輛戰車，這在當年屬於規模相當龐大而令人恐怖的一支軍力，因為商朝晚期著名的武丁大王在對外征服時一場大規模戰役投入的兵車通常也不超過三百輛而已。

《容成氏》簡文雲：“桀乃逃之南巢氏，湯又從而攻之；遂逃去，之蒼梧之野。湯於是乎徵九州之師，以（略）四海之內，於是乎天下之兵大起，於是乎亡宗鹿（戮）族戔（殘）群焉服。”這段文獻資料反映，商族顛覆夏朝後還在與不少敵對勢力戰鬥，大規模地征服和消滅了一些宗族、氏族和族群，這種強勁的擴張可能一直持續商湯之後的數任商王。

夏王朝是由於夏桀是個昏君，生活極度的奢侈，不用忠臣而用奸臣，導致國家財政的空虛，使民不聊生，而起來推翻其統治。

《史記》載：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

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

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後，至周封於杞也。

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

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湯曰：格女眾庶，來，女悉聽朕言。匪臺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政。

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眾有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

湯遂伐三嵕，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先說夏的都城吧！

還記得炎黃二帝的涿鹿之戰嗎？鹿，通雒。所以涿鹿之戰就是奪取蚩尤都城的戰爭。

後來夏朝的都城也沿用下來叫雒。四川廣漢三星堆，即是雒城，夏朝的首都。後來，大洪水退去，夏朝遷都於河南雒陽，即今洛陽，統一了中原部落。

因為無險可守，加上夏桀的殘暴，被商朝取代。夏朝便退回蜀地，和部分夏裡巴人一起，建立了巴蜀政權，仍然保持與歐洲、西亞的貿易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