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12年，此時距離清王朝入關已經68年了，而清王朝入關的第二位皇帝康熙，也登基了51年之久。

此時的清王朝距離“胡人無百年國運”咒語也只剩下了22年，這咒語猶如達摩克里斯之劍懸掛在康熙帝的頭頂。

康熙清晰的記得，那個幾乎征服全世界的蒙古帝國，在這一片土地上也只存活了97年，差三年就能突破那個滲人的詛咒，但還是倒在了一百年之前。

所以，留給康熙的時間不多了。

康熙明白，在大清帝國海清河晏的表面背後，卻有著無數因土地兼併而無地可耕的流民。

他們的遷徙不僅給國家財政帶來了巨大的損失，而且也是社會極大的不穩定因素。

於是為了解決這一盛世之下的危機，就在1712年，康熙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永不加賦”。

為何康熙會如此大膽提出“永不加賦”的政策?

據《東華錄》記載：“朕（康熙）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增錢糧也。”由此得知康熙所謂永不加賦，實際上是想知道全華人口總數。

此時的大清帝國雖然正步入經濟增長的正軌，但是在這盛世之下，卻有著大量的自耕農為了逃避繁重的稅賦而選擇稱為“黑戶”，這些黑戶沒有戶口、沒有身份。

他們只能在這盛世之下“打黑工”以養家。

這就造成了社會兩極分化的局面， 一方面許多土地無人耕種，另一方面則是大量的“黑戶”無地可耕。

同時一些既得利益集團即仗著自己的資本瘋狂斂地和利用“黑戶”所提供的廉價勞動力進行生產，又憑藉自己人口稀少的優勢而少繳一大部分稅。

“黑戶”的增加與利益集團的合理避稅，使得國家財政少了一大筆收入。有鑑於此康熙決心來一場徹底的人口普查，以摸清人口的家底。

所以康熙承諾，以現有的人口為標準核定錢糧稅額，從今以後若是人口增加，不會加稅。但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現有和新增人口必須如實稟報。

為了避免官員徇私舞弊，康熙甚至暗中派遣專員調查，以督促官員們認真負責的完成人口統計工作。

於是“永不加賦”這場惠及所有農民的運動拉開了帷幕，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永不加賦”這個政策看上去如此偉大，但是任何理想化的政策，實施起來往往都是雞飛蛋打。“永不加賦”的基本國策在經過大清官僚系統的運作之後，開始走向了“仁政”的對立面。

其中主要原因還是，“永不加賦”政策下官吏們收稅時的操作問題。

如“永不加賦”的稅額是依據當時人口核對總數來定，經過層層分攤，在具體將稅額落實到每一個人身上。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每個人到底該負擔多少稅？

由於人數的變動，所以這一問題就給了胥吏們很大的操作空間。

同時，清政府的定額稅賦都是會分配到具體每“甲”當中（十戶為一甲），承擔賦稅的則是每“甲”當中16-60歲的男丁。

這些納稅人當中，每年都會有人超過60歲或者死亡，這些人則會被剔除，同時又要將年滿16歲的男丁納入稅收體系當中。

如果頂補人數大於原先的應納稅人數，那麼平均賦稅就會減少，相反，如果人數不足，則分攤到個人的賦稅則會增多。

為了真實記錄徵稅額，基層政府每年都會編撰“實徵冊”來計算和確定每“甲”當中的人均稅賦，這些制定稅額權力下放給了胥吏，則是如羊入虎口。

很快，“永不加賦”政策在具體執行過程當中被極度扭曲，農民們“地無立錐”，而富人們則是“田連阡陌”。

查閱資料，康熙51年清朝規定全國徵收丁銀的總數以康熙50年為準，總數固定不變，此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康朝末年和雍正時期發展成為攤丁入畝。清朝初期仍然推行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但仍需要徵收人頭稅，在實際徵收過程中，地主總會少報或者瞞報他們實際佔有的土地面積，沒有土地的窮苦農民經常成為流民，數量難以確定統計。康熙年間政治局面比較穩定，人口開始快速增長，丁銀給無地農民造成了巨大壓力，經常出現貧苦農民交不起丁銀成為流民。康熙51年清朝決定按照康熙50年的丁銀總數為標準，此後增加的人口不再另外徵收丁銀，這稱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經過康熙、雍正年間的改革所形成的攤丁入畝制度，減輕了無地或少地農民的經濟負擔，地主的負擔加重。

康熙是一個愛面子的人，為了博一個仁政愛民的美名，他頒佈了“永不加賦”的政策。可以說，這是清代最引人注目的“善政”舉措。

“永不加賦”這條政策，是在康熙五十一年宣佈的。當時康熙皇帝下詔宣佈：“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顧名思議此項政策的目的，就是為了減輕老百姓們的經濟負擔，以鼓勵人口增長，並有利於農業生產的長遠發展。另外，他還下令將全國的“丁銀”總額固定，這樣可使那些為了躲避“丁稅”，而逃亡的人員大大減少，從而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但是，康熙實行了“永不加賦”的政策之後，老百姓的負擔並未減輕，甚至還加重了。這是為什麼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清朝的八旗貴族們及一些不幹活的富人，都需要漢人養活。而皇族人口逐年膨脹，自然需要大量的經濟財物，這樣一來，就肯定要多收銀子，老百姓的負擔自然就輕不了。比如，官吏開始施行“稅外收費”：據記載，一位叫陸世儀的官員曾經說過：“朝廷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四百萬石未必盡歸朝 廷，而一千萬石常供官、旗及諸色蠹惡之口腹。”也就是說，國家“漕糧”的正式稅額是400萬石，但老百姓們要負擔的竟然是1400萬石，可見“稅外費”之多；而這多負擔的1000萬石，而且遠遠高出正式稅額為，而且還不能算是納稅，只能算是“加賦”而已。

可見，羊毛出在羊身上，康熙想減輕百姓負擔，實際反而加重了老百姓們負擔，這可能是他事先想不到的，但官吏開始施行“稅外費”的時候，他卻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要不然，這種“稅外費”也不會越來越重。

並且，清朝稅率雖然不是很高，其原因卻不是因為清政府太仁慈，而不繳稅收，一個真正的原因則是老百姓生產的大量財富不是徵給了政府，而是給了當時地主富豪們，據說，清朝的一些窮男丁，只要租種了富豪的田地，那麼他就永世翻不了身。因為一個富豪們那一套“驢打滾”式的壓榨方法，便會導致窮人負債越來越多，越來起越窮。

可以說，康熙了做明君，除了指責前朝不能善待老百姓，而自己向百姓承諾要“永不加賦”策略，實際上卻是開出了一張空頭支票。所以，這類言辭不過是為爭天下而製造輿論，是一種爭取民心的統戰技巧罷了。

康熙後期，從朝廷到地方，貪官遍地，百姓苦不堪言。尤其是遇到災荒的時候，年輕人只得背井離鄉逃荒，老弱病殘之人只能等死……國家已經有些混亂。到了雍正繼位之後，“火耗歸公”的改革，不再聽任地方官員們在“稅收”上胡作非為，而是限制徵收額，同時改費為稅，才使情況有了好轉。

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與名聲，可以說康熙寧願看著百姓們沉淪在痛苦的深淵之中。然而，好名者必被名聲所累！他的“好名”顯然是不明智的，也是不仁義的，並且也不是長久的！

這個政令是康熙頒佈的“盛世茲丁 永不加賦”詔。金庸老爺子在《鹿鼎記》說是順治帝給他兒子康熙皇帝的建議。這個明顯有美化滿清的意思了。順治帝要有這覺悟，哪來的遍地屠城、圈地運動、“留髮不留頭”這些野蠻政策？這些政策嚴重傷害了漢族情感，奴化百姓。

此詔是康熙50年頒佈的。康熙當皇帝當了六十年，這是執政末期的政令了。康熙執政期間，平定三蕃、收臺灣、平定葛爾丹叛亂耗費巨繁。使百姓民眾揹負沉重負擔。土地兼併嚴重，各地豪強地主瞞報土地數量，逃避賦稅。使大量底層百姓，揹負沉重賦稅，苦不堪言。甚至舉家逃難 流離失所。社會極不穩定。如果億兆百姓反了，趕走滿清八旗也是分分鐘的事兒。康熙老爺子也明白其中道理。必須休養生息 減輕百姓負擔。所以頒佈此詔。

此詔意思就是說:時逢盛世，應該增加人口。減輕賦稅，使百姓安居樂業。自詔書頒佈起，此後出生的人不交人頭稅了。希望以此減輕百姓負擔。看似完美，其實換湯不換藥，一種統治手法而已。此種稅法自古有之。大明就是田稅、雜稅、丁稅一起收的。滿清恢復了而已。

事實上百姓負擔減輕了麼？真的是永遠不增加賦稅了麼？

幾十萬八旗子弟，就像社會蛀蟲。不勞動卻有田有屋，有吃有喝。還不用繳稅。這些負擔全部附加在漢族百姓頭上。後來雍正推行攤丁入畝，士紳一體納糧，效果有所改善。

而盛世茲丁使人口暴增，落後的封建小農經濟根本無力承擔如此多大人口。加之清後期，戰敗、割地賠款。賦稅也是一增再增。百姓負擔簡直無以復加。康熙老爺子的後人也沒做到永不加賦。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指的是清朝對稅收制度的調整，主要包括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納糧以及耗羨歸公三大部分。我個人觀點，稅收制度只不過是政治上的調整，實際上這和清朝經濟結構有關，同時也涉及到了清初的經濟政策。

清初由於戰爭導致民生凋敝，所以在國內基本穩定之後，康熙朝的重點工作就是恢復社會經濟生產，提高生產力。只不過，清朝和之前的難兄難弟一樣，都是農業帝國，所以農業發展就成了清帝國的重要工作。

康熙親政後，為了提高生產力、調動老百姓勞動積極性，不僅鼓勵老百姓開墾荒地以及拋荒的無主地，還將沒收的前朝王莊官田退還給老百姓耕種，也就是更名田，老百姓有了土地，自然就有了勞動積極性。

再者，為了緩解社會矛盾，清帝國還廢除了明朝的依附農制度。依附農即農奴，來源有兩個，一個是奴隸買賣，一個是農民投充到勳貴、大戶名下，以躲避賦稅。這兩個來源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生產資料的轉移以及建立人身依附關係。所以，明朝勳貴以及士紳普遍都有大量的農奴，史書裡甚至有僮僕數千這種說法，同時，由於奴隸主和農奴之間的矛盾激化，最終掀起了席捲全國的奴變。

清朝入關後平定了奴變，為了緩解社會矛盾以及增加朝廷財政收入，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訓，禁止大戶採買農奴以及大戶同農民建立人身依附關係，並且推行改僕為佃，使之成為佃農。所以，清朝歷史檔案中，對於農民反抗的描述，就從明朝的惡奴、奴弒其主變為奸民、頑佃了。所以，不論怎麼說，這都是清朝的進步。

這也是清帝國早期的經濟政策，同時也引出了後面的一系列政策。

攤丁入畝和官紳一體納糧應該放在一起，因為這兩個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丁稅，即人頭稅，歷朝歷代為了穩定稅源就必須要控制人口流動，畢竟是農業國家，所以收人頭稅就成了控制人口流動的方法。

但是，丁稅的收取因為按人頭算，所以地主階級負擔小，而農民負擔則變大，因為地主階級家大業大，不在乎那點人頭稅，而農民收入本來就不高，再收人頭稅只能激化社會矛盾。所以攤丁入畝就是透過把丁稅攤入田賦並將其固定，廢除了人頭稅，緩解了老百姓的經濟壓力。而且，廢除人頭稅也等於放開了人口流動，老百姓可以自由遷徙，客觀上促進了工商也的發展。

官紳一體納糧就是廢除勳Quest紳不納稅不納糧的特權，使之和農民一樣繳稅。這其實就是打擊土地兼併的手段，因為土地兼併之所以會激化社會矛盾、釀成農民反抗的原因就是歷朝歷代勳貴、士紳都有不納稅的特權，反而窮鬼卻需要負擔高額賦稅。

而清朝則不一樣，官紳一體納糧以及攤丁入畝表示清帝國只向土地要稅，誰家地多就多收稅，誰家地少就少收稅，沒地的還不用收稅，雖然清朝佃農一戶可以耕種多達40畝的耕地。

耗羨歸公則是把火耗從老百姓身上轉移到國家，火耗是地方官徵收錢稅時，會以耗損為由，多徵錢銀。而且火耗其實是官員斂財的工具，因為自明朝開始官員俸祿低，所以火耗也是官員彌補俸祿不足的工具。另外火耗沒有定額，完全按照地方官心情、品德決定，當然歷朝歷代都有不收火耗的清官，但是也有徵收高額火耗的貪官，這也是為什麼會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

而且，火耗還成為貪官孝敬長官、賄賂上級的工具，所以火耗導致老百姓負擔巨大，豐年還算好點，但是荒年絕對導致民變。所以，耗羨歸公是清帝國放棄把火耗轉移到老百姓頭上，改由帝國負擔。同時，為了防止官員搜刮民脂民膏，清帝國給官員漲工資，也就是養廉銀，畢竟不能指望個人的道德素養。

同時，清帝國田賦還非常低，只在2%到4%這一區間。而且，清帝國還非常重視民生張目工程，比如治理河患、興修水利，以保障民生。更何況，清帝國還有一套完善的備荒救災制度。所以，清帝國這一系列政策提高了社會經濟生產力，緩解了社會矛盾，帝國財政收入還大幅增加。

我們可以引用民國初年一位雲南農民對清帝國稅收的評價：

清代田賦，徵率極輕，名雖本諸古代什一之徵，實則不及百分之五。全國田賦徵率，在比較上，三江、兩湖較重，若西南各省，實只徵至二十分之一也。雲南田賦更輕而又輕，吾家有田十畝，年僅納一兩二三錢銀，尚是包括一切附徵款項及平色票費種種陋規在內。與今之徵實、徵購、徵借等項合併其數而相較，實有霄壤之殊。

所以，這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同時，這也為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礎，因為老百姓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能吃飽穿暖，也就是溫飽，所以老百姓能溫飽就已經算是盛世了。

可是，清帝國的盛世，老百姓也不僅僅是溫飽了。康乾盛世期間很多地方都出現了新的奢侈標準，甚至很多窮省家家戶戶都有餘糧，生活也能得到保障。否則，清帝國怎麼會出現古典時代唯一一次人口爆炸。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清帝國被推崇的一個原因之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