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過去了150年了，這場革命幫助日本徹底的擺脫了貧困，總算走向了強大。

過去的日本一直是一個比較貧窮落後的日本，千百年來，日本一直以中國為榜樣。在中國政治體系完全停留在封建主義形勢下，沒有任何的政治體系變化，繼續固守著千年的傳統理念一層不變。

於是，明治天皇決定學習歐洲政治體系，並實行了明治維新運動，在日本要學習西方的科學管理經驗，引進並完全實行才能夠讓日本強大。於是在日本從上而下全面實行維新運動，用科學的管理模式來管理國家，來建設國家，建設各種制度，從而使日本得到了飛躍式的發展，一躍成為亞洲越級大國。

明治維新運動是日本由弱變強的基礎，他給日本全新的管理理念，讓日本全面的科學化，並且取得了全面的成功，這是母庸置疑的。

關於日本的崛起，我推薦一本剛剛新版的書：《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代》。

近現代日本對於近現代中國，是某個時間段的朋友，某個時間段的老師，某個時間段的敵人——東亞的歷史離不開中國的變遷，而中國的變遷，很大程度上繞不開日本的崛起。日本和蘇聯，共同在短20世紀對中國造成巨大的影響。

然而當代普通華人，但凡提起日本，因為特殊的歷史關係和意識形態宣傳，往往落入誤解的窠臼，許多人都把極端的右翼日本歷史學家的論述，當成了普遍的日本人所思所想。

日本在當今世界文明中，毫無疑問是重要且深具文化軟實力的，中國儘管在近四十年來迅速崛起，經濟增速和經濟增長的時長，都甚至超越了戰後日本的發展速度。但是更加準確的認識日本，無疑仍然是中國亟待加強乃至矯正的內容。

而安德魯·戈登（AndrewGor-don）教授的這部《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代》，無疑是當代華人，全面瞭解近200年日本（包括德川政權晚期日本的生活、明治維新後日本的發展、日本帝國的滅亡、二戰後的新日本）的最佳讀物。

中國讀者在其中讀到的不僅僅是日本本身，還是作為世界史一部分的日本——日本不僅僅是“日本性”的日本，日本更多的是“現代性”的日本，而這也是安德魯·戈登在書中所貫穿始終的觀念之一。

安德魯·戈登在書中開宗明義地寫道，日本右翼“翻案派”歷史學家所寫的歷史，強調日本的“國粹”、日本獨特的“日本性”，並且認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闡釋的歷史，必然跟別國的看法不同。因此，各國不可能有共同的史觀。”——這種說法就直接否定了不同國家之間對一段歷史的共識與和解，安德魯·戈登認為，“我們有責任思考和盡力瞭解彼此的歷史。史家沒有必要對那些與眾不同又無可捉摸的所謂國粹去大力渲染其獨特性。”

也正因此，這本書的英文名叫做AModernHistoryofJapan，翻譯過來就是“日本的現代史”，把日本作為現代史的一部分來講述，而非“ModernJapaneseHistory”（日本現代史），安德魯教授想敘述的，是現代史的一部分，而這本現代史發生的地點，叫做“日本”。

1 最“讀者友好”的日本“教材”

本書我在幾年前讀過港版，其時已經感慨全然不同於此前讀過的任何關於日本的歷史通史，也迥然於許多歷史教材。想必讀過通史之類書籍的讀者，即便歷史愛好者，往往都會痛苦於通史的鉅細無遺的鋪陳與羅列，宛若藥物說明書，無聊至極，非歷史愛好者就更該繞道而行，而願意挑選那種“一本書帶你瞭解世界史”、“三分鐘讀懂歐洲”之類的暢銷書——即便是專業研究者，這類通史也通常作為案頭資料使用，很少能夠津津有味地讀完。

這本《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時代到現代》很顯然不是這樣，即便在距離當代人很遙遠、關係疏離的德川時代，本書依然能讓人瞭解其時的政體、政體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並且解答了一些關鍵問題，比如德川時代的日本為何會有17世紀的繁榮昌盛，又為何會出現一些令人困惑的現象——比如怎麼在當時的日本，停滯和增長是並存的。

安德魯問道，“如果德川日本是如此充滿活力，而農村的商業及生產又欣欣向榮，那麼怎樣解釋天災、殺嬰、城市人口下降以致不斷的社會抗爭這一連串的歷史事實？”歷史學家負責從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城市與農村、文化傳統等方面分析，而安德魯·戈登對此的看法是：

首先是德川時代的日本社會各階層內外和地區之間，資源分配非常不平均，其次是各個社會階層和地區之間呈現不同的發展，大城市經濟日益衰竭，而小鎮農村則蓬勃發展——這和同時期的歐洲恰恰相反，這也是因為日本獨特的大名、武士體制對城市商人的壓榨和剝削，反而是農村的商業和富農階層更容易得到發展。這樣一來，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矛盾也因為經濟和社會階層的不匹配而加劇。

安德魯用詳略得當的篇幅講述了幕府統治、武士階層興起的日本，並且提到這樣一來，所導致了另一種社會形態，亦即特殊的主從關係——武士不是國家職業軍人，不對國家效忠，而只對主公忠誠，這種日本幕府封建制度，實際上類似於西歐封建制度——“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而安德魯·戈登在講述其時的通俗文化發展時，用“日本47浪人”作為戲劇在社會上受到歡迎，來勾連起讀者對於政治體制的理解。

比如在這種制度下，各類地方名主有自己的莊園，配備武裝集團。武士忠於主公，為主公效命，為主公而死，是最大美德——但實際上，這一套“忠”的德性之後，也是一套經濟制度的支撐：武士為主公死，其子女可以繼承自己的“家祿”和“職祿”，而且可以永久享有“家祿”。而若是主人死了，那麼武士便失去了生活來源。

日本著名的47浪士，便把這一武士精神演繹到極致。故事並不複雜，無非是47位武士，因為自己的主人淺野長矩被逼死之後，為主人復仇後，全體自殺的故事。這個故事在日本，被反覆演繹翻拍。直到2012年，《忠臣藏》再度翻拍為電視劇，仍然是最受日本人喜歡的傳統故事。

因此，武士是一整套“終身就業”與“世代就業”的社會方案，為忠而死，也就不僅僅是高貴德性，而是隱含了巨大的經濟原因，嵌入其中，使其堅固。

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記載，比如在18世紀，旅行已經是很普遍的一件事兒，更有地圖出版業、旅行日記等等事業都非常時興，一下子讓讀者帶入了自己的感受——眾所周知，今天的圖書出版業，大量的旅行筆記書籍在書店大賣，時移世易，人類又何其相似。

這樣的細節在各個時代的日本都有很多，無論是一戰時期的日本人生活，日本人的民族主義思想的構建，還是二戰以後日本的企業文化的興起，都讓人有很強烈的代入感——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得不歸功於作者對於史料的恰如其分的選取，並且優雅地故事講述技巧，在嚴肅的分析中加入這些文化生活“調料”，讓“讀者友好度”瞬間提升，成為歷史書寫中的釣魚鉤，在讀者略微感到疲憊後，新鮮感又復燃起。

2 “帝國民主主義”的失敗，而非“大正民主”的失敗

作為當代華人，最關心的部分自然也是東亞人心中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傷痛——即便二戰終戰已經70多年，日本對東亞的侵略歷史仍然留在包括華人、南韓人心中，並且人類的歷史記憶具有傳承性，隨著時代的需求還可能產生新的歷史想象——

日本對東亞的傷害，事實上在東京審判中並未像紐倫堡審判那般徹底正義，而成為某種程度上選擇性的正義，而意識形態和政體的對立又容易將這些“選擇性的正義”產生的矛盾裹挾，導致更年輕一代人對日本仇恨者有之、謾罵者有之，願意去探索造成日本侵略的災難性後果的政體原因的，卻不太多，即便有探索者，也通常聚集在一種論述方式：

明治維新實際上是以天皇為核心“大政奉還”的中央再集權過程，早期福澤諭吉等人引入的民主等觀念，逐漸在1900年以後被國粹派取代，日本民族的獨特偉大被想象構建而成，其後“大正民主”（1912-1926）期間，日本史上也常常以這段時間作為轉折點，這是日本史上初次踏入民主階段，實行普選和政黨政治，但不幸中途夭折，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原因則歸結于軍部野心，對外侵略，對內篡權，最後導致整個民主體制失敗。

安德魯·戈登在整體論述更加清晰的基礎上在關鍵判斷上又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看到了在日本政治中一個不可調和的關係——亦即天皇和民主體制的關係。安德魯·戈登稱其為“帝國民主主義”。

最典型的例子是吉野作造（1878——1933），作為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他認為，政治制度必須是以民為本的“民本主義”，另一方面又尊稱天皇為主權所在。而日本議會政府內，既有以天皇為中心的右翼激進者，也有各色各樣的左翼激進分子。到1920年代末，議會能夠掌控的社會力量並不多。而議會政治能夠由1910年代支撐到1930年代初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無論是政黨內還是政黨外的精英，都在政治上採取相同立場，大部分的政治領袖視民主為手段，並非最終目的。他們所追求的是天皇、大日本帝國以至社會倫理地位的鞏固。

所以即便到1940年代，大正民主都並非完全夭折，政黨在這期間幾次選舉中仍然佔有絕對優勢，問題的重心是，在民主與帝國及其代表帝國的天皇之間，兩者有根本的矛盾，而所有民選出來的議員，事實上都是以效忠天皇及帝國為第一要義，在此前提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制度，是無法建立的。

3 對“日本性”與日本民族主義的批判

安德魯·戈登指出了日本大正民主失敗的關鍵制度性原因，那就是天皇與民主的對立。“帝國民主主義”的無法建立——政體背後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因素，也恰恰是埋藏在體制後面的深層原因。讓包括議員、軍人、普通人民在內的所有人，都贊同日本當時的“大東亞共榮”，而不贊同的聲音要麼被關進監獄，要麼則不敢發聲。這一切，都要在“日本性”、“國粹”派中找到根本原因。

作者認為，在現代歷史的整個脈絡中，日本固然有與眾不同的經驗，原因就在於前文所提到的，德川時代武士階層的特性，塑造了19世紀末現代化運動的形態。但是安德魯認為，日本人自身孜孜不倦地強調何為“日本性”，如此熱衷於界定“日本”，而且無孔不入，而很多所謂的“日本傳統”，只不過是“現代世界中所創造的神話而已”。

而“現代世界所創造的神話”，從明治時期就已經開始建立，並且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透過現代媒介傳播並進入日本人大腦的共同想象。其中之一便是天皇。天皇被建構成一個正直與文化中心，明治的精英統治者毫不含糊地高舉以天皇為尊的政治大旗，主張天皇“發動繼承自列祖列宗的大權”，以憲法的形式頒佈一個“永恆大法”。

另外則是重新界定“日本文化”，作為認同日本的基本標準。在20世紀初期，岡倉天心、菲諾羅莎等保守人士就在《日本人》雜誌上從事這件事。他們追求一個獨一無二的日本價值，追求獨一無二的日本性，以至於達到走火入魔的境界，而對於“國粹”、“日本性”、“日本民族主義”的強調，也被日本政府所利用，文部省在此後，為了強化民族主義即對掌權當局的尊敬，在1907年以後，把義務教育延長兩年，更進一步穩定學校財源，同時改變課程，家中強調民族主義和天皇。而政府為了維持社會秩序，也把力量深入伸展到各個地方，民族主義操控變成了無孔不入的存在。

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就在1914年冷嘲熱諷日本政府做出的“可怕”事情。因為在夏目漱石看來，這等於鼓勵日本人民“為國家吃飯，為國家洗臉，為國家上廁所。”

對於從明治維新到二戰前的日本的描述，可以看到安德魯·戈登對於這種“文化獨特論”的批判，他更願意從一種“現代化”和各個國家發展的“關聯性”來審視和看待日本的現代化歷程。也正因如此，這本日本歷史，往往比日本本國曆史學家和中國歷史學家，更加公正的評判日本的近現代化歷程。

而對於“二戰”之後的日本歷史的敘述，則更讓普通讀者理解到，戰後日本“五五體制”的前身，美國在日本所受到的爭議和反抗（遠非一般華人所認為的日美親密無間），以及日本所採取的一種以國家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發展主義模式”——也給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發展帶來了新的啟發，成為西方國家所一直津津樂道並且試圖解釋的東亞儒家文化圈的發展模式。從中也可以看到，目前中國所流行的“中國模式”，其實並不特殊。

而日本的現代化發展史，固然可以讓中國讀者更加全面地理解一個現代化的日本，現在的日本和當初的日本的區別，也足以給關注中國現代化的人帶來深刻的啟發和憂思。

（本文首發於《經濟觀察報·書評》2017年12月刊）

首先要對這個提問的說法做一個小小的修正，即“明治維新”是一場“維新”，即社會變革，而不是革命。“革命”是一種顛覆性的改變，日本的明治維新還不能說是一場顛覆性的改變，除了推翻幕府的戰爭，維新的過程中並未發生大規模的暴力（雖然也曾有過所謂的“西南戰爭”）。它最終的結果，與其說是幫助日本走向了強大，倒不如說是使日本基本上完成了從一個前近代的（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以前又稱為封建的）社會和國家向近現代（或曰近現代文明的、以工商業經濟為主體的、或曰資本主義的）社會和國家轉化的過程。在明治後期，日本又透過兩場大規模的對外戰爭（1894-95年的甲午戰爭和1904-05年的日俄戰爭），邁向了帝國主義的時代。

“明治維新”的緣起，在於以1854年美國東印度艦隊開啟日本國門為標誌的西方列強勢力的強勢進入，此前持續了兩百多年的“鎖國時代”由此告終，面對強大的西方各國，以福澤諭吉、西周、森有禮等為代表的日本早期的精英分子意識到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先進性，於是對此加以鼓吹和揄揚，在明治時代尚未開啟時，江戶幕府已經做了不少前期的準備（諸如派遣鹹臨丸赴美國、設立洋書調所等等），而1871-73年間的以巖倉具視等為首的明治領袖率領龐大的訪問團去世界各國進行的長達兩年多的海外考察，更堅定了明治政府向西方文明看齊的決心。此後進行的一系列革新，諸如建立新的教育體制、建立近代工礦業和銀行業，修建以鐵路為主的近現代交通網路（第一條鐵路建成於1872年），建立近現代的陸軍和海軍以及警察體系，培植民間企業的成長（三菱、三井、住友等財閥陸續形成），大致奠定了日本近代國家的基礎。在啟蒙思想運動和自由民權運動的推動下，終於在1889年制定了第一部憲法，翌年又開設了國會，雖然還非常不完備，還有很多的缺陷，但至此，日本國家的近代體制和框架大致建立了。同時明治政府炮製了以皇權為中心的“國家神道”，以在精神上凝聚、固化和統御日本國民的國家認同，透過兩場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向世界宣佈了日本的崛起，迫使西方各國將日本接納進了列強的行列。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趁西方忙於歐洲戰場之際，進一步擴充套件了它在東亞的勢力範圍，雖然在戰後他在軍力上受到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限制，卻成了新成立的國際聯盟的主角，儼然與英法各國平起平坐了，以至於後來擴張之心日益膨脹，完全走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道路，在國內體制上也日趨法西斯化，最後招致了全面的失敗。

今年是“明治維新”150週年。1868年的明治維新，對日本近現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853年，美華人佩裡率艦隊叩開了日本的大門，對奉行鎖國政策的德川幕府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在西南四強藩的支援之下，“倒幕派”最終佔據上風，於1868年推翻幕府統治，建立起以天皇為中心的近代化國家。

明治維新開啟了日本百年富強之路。經濟上，明治政府大力倡導“殖產興業”，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文化上，明治政府大力提倡“文明開化”，積極向西方學習，培養“和魂洋才”式的人才；軍事上，則大力擴充軍備，訓練新式陸軍，大力發展近代海軍，迅速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明治維新以來的一系列物質成果化為烏有。之後，美國對日本進行民主化和非軍事化改造，進一步剷除了生產關係中的封建因素，明治維新以來在經濟、文化方面形成的一系列正確理念再度發芽，茁壯成長，日本很快成長為經濟大國。1968年，也就是明治維新一百週年之際，日本GDP達到1419億美元，超越聯邦德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號經濟強國。

百年維新，日本早已是經濟大國，但如何正確認識歷史，對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做出貢獻，日本依然任重道遠。

首先，應該去掉“明治維新”這四個漢字的邪魅光環，在現代漢語語境裡，經過一百多年來眾多有心人的醞釀，“明治維新”已經被吹捧成了不亞於讓日本人集體得道成仙的神話，成了日本粉絲口中，華人必須豔羨的，比耶穌復活昇天還重要的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那麼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是日本國內熱衷於做江浙走私的九州，薩摩地方的海商勢力，或曰倭寇，在中國南方遭遇大規模的宗教戰爭的背景下，看到了背後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力量博弈，也就是西方現代博弈的主線，即荷英美新教海洋國家和法德意西葡為代表的Continental天主教勢力的幾百年的鬥爭。

當時的幕府將軍政權，為了對付打上門來的英美新教勢力，是親法國的。

倒幕的主力是親英美的，牽線搭橋的是失去了臺灣，棲身於日本的荷蘭殖民勢力，它們利用隱秘的走私資金，向剛剛內戰勝利，財政面臨崩潰，急於處理的美國北方新教資本主義政府，購買了大量戰後剩餘軍火，數以萬計的，當時最好的燧發滑膛步槍和阿姆斯特朗炮被運進日本。

在江浙沿海的禪宗佛教徒當中，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其中除了純粹的佛學愛好者，還有各種間諜和傭兵，以及來歷不明的年輕貌美的尼姑(如某位浙江歷史名人的母親)。

來自長州的傭兵同樣歷史悠久，經歷了太平天國，乘亂拿到了許多東西，學會了許多東西的長州傭兵，帶著如何組織宗教信徒上戰場排隊槍斃的經驗，回到了日本。

政變的經過是簡單的，結果就是成立了一個所有政客都穿著燕尾服的，在所有細節模仿英美清教徒的政權，學會了近代戰爭，卻依舊貧窮。 由於曾國藩沒有稱帝的意思，加上作戰手段卑劣，民憤極大，湘軍主動退出了權力中心，李鴻章的淮軍意外控制了中國的經濟中心，淮軍的那幾下子根本服不了眾，特別是蘇州殺降事件，日本人是很清楚的，從一開始就沒放在眼裡，很早就謀劃從淮軍_北洋手裡奪取後者輕易得到的一切。從甲午到918，這樣的掠奪讓中國三代人的財富幾乎都落入日本的腰包，日本作為強盜崛起了。

所以，“明治維新”就是“倭寇奪權侵華”，它的每一道光彩，都是以華人的血淚來買單的。 日本的成功源於李鴻章淮軍_北洋的無能，隨著918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北洋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新的中國力量在全面戰爭的鐵砧上鍛打成型，日本人踢到鐵板上，瘋了，為了維持戰爭機器，保住侵華收益，向背後正準備收割的荷英美下了手，結果是兩顆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