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從光譜來看，羅伯特·達爾更偏向Liberal，並且是民主理論的大師，他對於民主體制的優勢的闡述、對於多元民主的提出、對於平等的民主才是好民主的擁護，為政治學理論貢獻卓越。
在20世紀的民主理論史上，達爾以其對於多元民主理論的深入闡釋，成為備受讚譽的“行內公認的最傑出的民主政治研究者”。達爾在其早期的成名作《誰統治——一個美國城市的民主與權力》一書中認為，僅僅從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來看，已經發生了民主的重大轉型。這一轉型從三個方面體現出來：其一，城市權力已經從一個影響力高度集中的系統轉變為一個影響力資源高度分散的系統。其二，新的資源分配格局是城市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特定基礎層面的產物。其三，新的資源分散格局並不代表資源的平等分配，反而表明了割裂狀態。
從總體上看，紐黑文的轉型表明，城市已經從政治資源的累積性不平等的系統，向政治資源的非累積性或分散性不平等演變。這是一種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政治格局變化。因為如果人們對這樣的政治格局有一個深入認識的話，肯定會產生一種傾向於平等的民主理念。
達爾提出了十項實施民主制度的益處：避免暴政、基本的權利、普遍的自由、自我的決定、道德的自律、人性的培養、保護基本的個人利益、政治平等、追求和平、繁榮。
但同時，達爾提醒人們，任何現實中的民主國家很難符合規範意義的民主指標。不過只要具備了行之有效的政治安排、慣例與制度，它就處在接近民主標準的狀態。
學者任建濤認為，“達爾對中國的影響十分巨大，但兼具正負兩面的功能。從正面影響上講，達爾矯正了華人從民主信念上理解民主的習慣，展示了民主政治理論豐富且深刻的蘊含，他為華人開掘現代民主理論的富礦提供了指南與工具。”
2 而塞繆爾·P·亨廷頓則看上去更是偏向於中立、乃至於有一些Conservative的政治理論家。但更多的，可能是懸置價值判斷的現實主義政治學家。
比如，早在他早年的著作《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他就把蘇聯和美國相提並論，而沒有落入意識形態的窠臼。
亨廷頓認為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差距不在於其政府統治形式，而在於政府統治程度的高低。美國和蘇聯一般可以歸入有效能的國家，大多數處於現代化之中的亞、非、拉國家的政府則不同，這些國家缺乏政治上的共同體和有效能的、有權威的、合法的政府。
原因就是在這些國家中社會急劇變革，新的社會集團被迅速動員起來參與政治，而與之相應的政治體制的發展步伐太慢。他提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利益的分化以及民眾參與政治的願望提高，必須相應地提高政治體制的發展步伐太慢。
他提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利益的分化以及民眾參與政治的願望提高，必須相應地提高政治體制的承受能力。政治制度具有道德和結構兩個範疇。如果沒有有效的政治制度，社會就缺少實現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
他晚年的著作《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更是認為，大規模拉丁裔移民對美國可能構成的文化威脅。亨廷頓警告說：“（拉丁裔移民）會將美國割裂為兩種人、兩種文化、兩種語言。”
這種在美國文化裡的“政治不正確”，也讓亨廷頓備受爭議。但是華爾街日報也刊文《Samuel Huntington, a prophet for the Trump era》，其中認為，亨廷頓是最早預見了特朗普時代的政治學家——在這一點上，亨廷頓實際上是懸置了價值判斷。
綜上，羅伯特·達爾和薩繆爾·亨廷頓都是非常偉大的政治學家，他們生長在混亂的年代，戰爭的年代，冷戰的年代，民主衰退的年代，也正因如此，他們的天才和洞見在此期間得到了滋養與爆發，在政治學已經變為一門計量統計建模的小圈子游戲以後，他們就成了上個時代的、罕見而遙遠的大師。
1 從光譜來看，羅伯特·達爾更偏向Liberal，並且是民主理論的大師，他對於民主體制的優勢的闡述、對於多元民主的提出、對於平等的民主才是好民主的擁護，為政治學理論貢獻卓越。
在20世紀的民主理論史上，達爾以其對於多元民主理論的深入闡釋，成為備受讚譽的“行內公認的最傑出的民主政治研究者”。達爾在其早期的成名作《誰統治——一個美國城市的民主與權力》一書中認為，僅僅從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來看，已經發生了民主的重大轉型。這一轉型從三個方面體現出來：其一，城市權力已經從一個影響力高度集中的系統轉變為一個影響力資源高度分散的系統。其二，新的資源分配格局是城市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特定基礎層面的產物。其三，新的資源分散格局並不代表資源的平等分配，反而表明了割裂狀態。
從總體上看，紐黑文的轉型表明，城市已經從政治資源的累積性不平等的系統，向政治資源的非累積性或分散性不平等演變。這是一種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政治格局變化。因為如果人們對這樣的政治格局有一個深入認識的話，肯定會產生一種傾向於平等的民主理念。
達爾提出了十項實施民主制度的益處：避免暴政、基本的權利、普遍的自由、自我的決定、道德的自律、人性的培養、保護基本的個人利益、政治平等、追求和平、繁榮。
但同時，達爾提醒人們，任何現實中的民主國家很難符合規範意義的民主指標。不過只要具備了行之有效的政治安排、慣例與制度，它就處在接近民主標準的狀態。
學者任建濤認為，“達爾對中國的影響十分巨大，但兼具正負兩面的功能。從正面影響上講，達爾矯正了華人從民主信念上理解民主的習慣，展示了民主政治理論豐富且深刻的蘊含，他為華人開掘現代民主理論的富礦提供了指南與工具。”
2 而塞繆爾·P·亨廷頓則看上去更是偏向於中立、乃至於有一些Conservative的政治理論家。但更多的，可能是懸置價值判斷的現實主義政治學家。
比如，早在他早年的著作《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他就把蘇聯和美國相提並論，而沒有落入意識形態的窠臼。
亨廷頓認為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差距不在於其政府統治形式，而在於政府統治程度的高低。美國和蘇聯一般可以歸入有效能的國家，大多數處於現代化之中的亞、非、拉國家的政府則不同，這些國家缺乏政治上的共同體和有效能的、有權威的、合法的政府。
原因就是在這些國家中社會急劇變革，新的社會集團被迅速動員起來參與政治，而與之相應的政治體制的發展步伐太慢。他提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利益的分化以及民眾參與政治的願望提高，必須相應地提高政治體制的發展步伐太慢。
他提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利益的分化以及民眾參與政治的願望提高，必須相應地提高政治體制的承受能力。政治制度具有道德和結構兩個範疇。如果沒有有效的政治制度，社會就缺少實現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
他晚年的著作《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更是認為，大規模拉丁裔移民對美國可能構成的文化威脅。亨廷頓警告說：“（拉丁裔移民）會將美國割裂為兩種人、兩種文化、兩種語言。”
這種在美國文化裡的“政治不正確”，也讓亨廷頓備受爭議。但是華爾街日報也刊文《Samuel Huntington, a prophet for the Trump era》，其中認為，亨廷頓是最早預見了特朗普時代的政治學家——在這一點上，亨廷頓實際上是懸置了價值判斷。
綜上，羅伯特·達爾和薩繆爾·亨廷頓都是非常偉大的政治學家，他們生長在混亂的年代，戰爭的年代，冷戰的年代，民主衰退的年代，也正因如此，他們的天才和洞見在此期間得到了滋養與爆發，在政治學已經變為一門計量統計建模的小圈子游戲以後，他們就成了上個時代的、罕見而遙遠的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