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宗愛新覺羅·旻寧（1782年9月16日—1850年2月25日）清朝第八位皇帝，是清朝唯一以嫡長子身份繼承皇位的皇帝。道光在位時有兩位忠臣非常有名，林則徐和曾格林沁。奸臣當數穆彰阿。

道光十八年，林則徐受命欽差大臣，到廣州禁菸。林則徐命令鴉片販子限期內上繳大煙，保證今後永不夾帶鴉片，他還嚴正宣告：“若鴉片一日不絕，本大人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收繳鴉片近2萬箱，約237萬餘斤。在虎門海灘上當眾銷燬，就是有名的虎門銷煙。

僧格林沁大家可能不太瞭解，是蒙古科爾沁旗人，晚清名將，被清廷稱為“國之柱石”。道光五年，入嗣襲扎薩克多羅郡王。頗得道光、咸豐兩帝寵信。僧格林沁的主要功績是與對太平天國、英法聯軍等戰爭，軍功卓著，但這都是道光皇帝死後的事。僧格林沁平素愛護百姓、善待士卒，他遇害後，靈柩返回北京時，獻上的萬民傘有七十多柄，士兵、百姓皆迎祭，哭聲震地。

穆彰阿任戶部侍郎又被道光皇帝任命為內務府總管大臣，從這個道光皇帝的後勤主任開始，穆彰阿以極快的晉升頻率，一路升遷。當初指責民族英雄林則徐“虎門銷煙”，就是挑起鴉片戰爭罪魁禍首的第一人，就是這位。在道光皇帝出現厭戰、怯戰思想的時候，又是這個穆彰阿極力勸諫道光皇帝“和議”。在穆彰阿的直接影響和倡導下，簽訂了包括《南京條約》在內的很多不平等條約，嚴重損害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說他是漢奸賣國賊並不為過。

大家好，我是晚來風，我來回答下一下這個問題！

無論明君昏君，奸臣忠臣始終是兩大互相對立的勢力！遇到明君可能會打壓奸臣，遇到昏君，奸臣就好比他的小情人，捨不得打，捨不得罵，那叫一個恩愛！道光作為一個昏庸的二世祖，在此期間最著名的奸臣就是穆彰阿，下面我們看看他都幹了些什麼！

林則徐虎門銷煙之後，指責林則徐，挑起鴉片戰爭；道光因為懦弱膽怯懼戰的時候，慫恿道光議和，大損國體；包括《南京條約》在內的許多不平等條約，就是在其指使和授意下籤訂的！所以奸臣不足以道盡其惡，這就是一個赤裸裸的漢奸賣國賊！他的這些作為，連咸豐這種痴呆皇帝都看不過去了，在即位之後，立即把他拿下了！

《滿清外史》有載：

外患逼，內變生，非常之禍，皆開於道光一朝，此何故哉？由其不識奸佞使然也。奸佞者誰？穆彰阿是。其用陰柔之手段，以妨賢病國，舉世皆惡之。

《清稗類鈔》有載：

穆彰阿所行，國威既損，更喪國權，外患自此始。

這一時期，同穆彰阿針鋒相對的忠臣就是王鼎，他是嘉慶年間的進士，曾歷任禮、戶、吏、工、刑等部侍朗、戶部尚書、河南、直隸總督、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等官職。在改革河務、鹽政、理財、公益、恤民、平反冤獄等方面，頗有政績！鴉片戰爭中是堅定的主戰派，堅決支援林則徐硝煙！堅決反對割讓香港，屢次向道光痛陳割讓香港的危害，可惜，面對這麼一個昏君，毫無效果！他看道光決心已定，悲憤交加。1842年6月8日深夜，懷惴“條約不可輕許，不可輕開，穆不可任，林不可棄也”的遺疏，在圓明園自縊，享年74歲。這就是著名的“王鼎尸諫”！

可惜啊，一代忠臣良相，死的這麼慷慨悲壯，只是昏庸的道光不是用鮮血可以喚醒的，對於爛到骨子裡的滿清王朝，王鼎的死，是為他們敲響的喪鐘！

現在有些領導，其所作所為，和道光有的一拼，他們很輕鬆的就會被小人矇住了雙眼，昏庸無能，尸位素餐，被小人花言巧語欺騙而懵懂不知，沾沾自喜，這種人會被時代所淘汰！

清朝鹽政在道光之前仍使用明朝的綱鹽法，這種方法規定鹽商可以憑鹽引到指定產地領取銷售鹽。在這樣的制度下，具有強大實力的鹽商後來發展成了某個鹽產地的總承包商，被稱為“總商”。總商與官府的關係密切，他亦商亦官，負責幫助鹽運使衙門向鹽商徵收鹽稅。之後又出現專門轉賣鹽引的“窩商“，拿到鹽引購得鹽後到指定地區銷售的“運商”，具有收購鹽場全部產鹽的壟斷特權，把食鹽轉賣給運商的“場商“。自發形成的龐大的銷鹽機構，已經覆蓋了原綱鹽法的本質，把本屬於國家壟斷的鹽業變成了由鹽商壟斷的行業。

此時，所謂的鹽運使衙門已經成為了“總商”及其下屬各級鹽商的後盾部門。官商勾結的後果是鹽務官吏對鹽商巧取勒索，鹽商為了轉嫁負擔，哄抬鹽價。百姓承擔不起高鹽價，民怨四起。有的鹽販子就透過各種手段逃避鹽稅，然後以低價格把鹽賣出去，私鹽由此開始暢銷。私鹽氾濫導致鹽商大受打擊，鹽引滯銷使得國家的鹽稅收入進一步受到影響。

到道光時，鹽務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更加嚴重。貪官汙吏與販賣私鹽的“鹽梟”相互勾結，兩者盡收利潤，國家鹽稅連年下降。此時，鹽商中“不止小商坐困矣”，“大商亦病”。為了解決鹽務的弊端，道光“欲求一堪膺重寄者”，卻無奈“世風日下，人心益澆，官不肯虛心察吏，吏不肯實意恤民，遇事則念及身家，行法不計及久近。”正在他愁苦之際，四川總督蔣攸銛入京勤見。道光對他說起渴望人才的心願，蔣攸銛當即迴應：“川東兵備道陶澍，業績四川第一，堪勝大任。”道光見蔣攸銛態度誠懇堅決，於是當年即提升陶澍為山西按察使。

後來，道光發現陶澍果真是個人才。他在奏摺裡針砭時弊，不懼權威，頭頭是道。在道光的賞識下，陶澍一連升職，先升為安徽布政使，後升安徽巡撫。1825年，他又被調任江蘇巡撫，成功解決海運問題，把南方漕糧運往北方。1830年，舉薦陶澍的蔣攸銛因病卸任兩江總督後，道光立即提升陶澍任該職，陶澍開始總管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的軍民政務。

江蘇是當時的重要鹽產地，當地的鹽場處於淮河故道入海口的南北位置，淮河以北的叫淮北鹽場，在淮河以南的稱淮南鹽場，總稱兩淮鹽場。陶澍升任兩江總督後的的一件事就是整頓兩淮鹽務。為了保證鹽法改革的順利進行，陶澍使用“擒賊先擒王”之計。他向道光帝奏請殺掉兩淮的“鹽梟”頭目黃玉林，以震懾私鹽販子。道光非常同意並相信陶澍，於是下令逮捕黃玉林。沒想到這個黃玉林囂張至極，他幾次逃避追捕成功後反倒玩起了“自投羅網”的遊戲。官員見他有心“自首”，拿他設辦法，要了點保釋金就放他回去了。

陶澍知道此事後更加堅定了殺黃玉林的決心，他根據道光“勿避嫌怨，勿憚勤劬”的指示，決定公開處決黃玉林。當時，很多官員聽聞陶澍的決策後都非常震驚，他們害怕殺掉頭目後引起鹽梟叛亂。但是陶澍憤然堅持，他說：“這個黃玉林不解決，就會出現第二個黃玉林，第三個黃玉林。可怕的不是黃玉林，是老百姓吃不起官鹽！”最終，黃玉林被押赴鬧市區的刑場，當眾處死。

黃玉林的死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震動，不僅鹽梟為陶澍的膽量所震懾，就連朝廷官員對陶澍也多了敬畏，同時也讓道光對他的信任更為堅定。後來，當陶澍為了整頓鹽務官員的腐敗請求裁撤兩淮鹽政時，道光毫不猶豫地准許了他的建議，並將總管鹽務的特權交給了他。

陶澍兼管鹽務後，精兵筒政，革除陋規，制定新的規章制度。他”裁減衙門陋規十六萬兩有奇，凡淮南之窩價，淮北之壩槓，兩淮之岸費，分別減除”。他還革除了總商的身份，禁止“商船借官行私”，杜絕私鹽販運。陶澍的禁令施行後，“弊肅風清”，使得“鹽價稍減，銷路漸通”。從道光十一年(1831年)正月十一日起，截至七月二十九日，兩淮地區銷鹽共計三十五萬五千九百多鹽引，一千六百五十六萬七幹餘包鹽，“銷數之廣，為頻年所未有”。

為了進一步擴大改革的成果，陶澍決定徹底改革鹽務制度，施行他的助手包世臣提出的“票鹽法”。“慄鹽法”的“慄”是指“三聯票”：一為票根、一是存在有關管理部門留底、一是鹽販作為販運的憑證。慄鹽法的宗旨是透過降低官鹽的出售價格，重新激起鹽商的積極性，以打擊私鹽。它消除了“窩商”、“場商“的層層剝奪，規定任何人人只要交稅領慄，就可以憑票運鹽，然後在規定的區域和期限內自行販賣。這樣，就打破了鹽商對鹽業的壟斷。廢除鹽商的壟斷意味著一批與鹽商有利益或親戚關係的官員也遭受利益損失，其中的一位大官就是當時的軍機大臣曹振鏞。陶澍不為曹振鏞的權勢所懼，主動出擊，寫信給曹振鏞講明瞭廢除鹽商壟斷的必要。沒想到曹振鏞深明大義，很快回信表示支援鹽務改革，還說有困難可以找他。

陶澍收到信後感動不已，立即著手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春，陶澍帶領官員來到海州（今連雲港市)，試行票鹽法。票鹽法簡化了鹽商的購鹽程式，所售鹽的價格也大大降低。鹽商看到有利可圖，紛紛前來交稅領取鹽票。同時，陶澍又透過設定三重關卡緊抓私鹽銷售，使得鹽梟無路可走，私鹽大大減少。道光十三年，票鹽法在淮北推行時，更受歡迎。不到四個月，淮河的商船上“請運之鹽，己逾三十萬引（一引四百斤)”。票鹽法不僅吸引了一大批鹽商，且因為“是法成本既輕，鹽質純淨，而售價又賤”，使得“私販無利”，所以原來的私鹽販子也改走正道，都自覺來領票。

票鹽法打破了鹽商的壟斷，同時使鹽商交稅的主動性提高，從而促進了鹽的銷售，增加了清政府的財政收入。經陶澍改革後，淮北私鹽絕跡。後來淮南也施行票鹽法後，兩淮鹽政虧損的七百多萬兩被補上。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兩淮的鹽稅在繳納後還存銀三百多萬兩。陶澍鹽務改革的成功，不僅可以從清政府鹽稅的改善看出來，還可以從鹽商的反應中可見。票鹽法施行後，原來在淮北壟斷鹽業的鹽商利益遭受重創。

大清到了道光年間已是積重難返，早已失去康乾盛世的國力。趕上道光帝又是一個勤勉有餘能力不足的皇帝，他節儉成僻，昏庸無能，在道德層面雖無懈可擊，但不從大政入手，不僅沒能富國強軍，反而讓清王朝走向衰落，因為鴉片戰爭，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島賠款。軍機大臣曹振鏞信奉“多磕頭少說話”，雖然算不上奸臣，但也不能算忠臣。王鼎、鄧廷楨、林則徐等應算忠臣，穆彰阿、琦善等奸臣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