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是晚期中國政壇上少有的開明的封建士大夫。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興辦洋務運動都是這一階級屬性的具體體現。李鴻章較倭仁等頑固派較為開明，他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落後，主張透過向西方學習來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並身體力行，創辦江南織造總局、天津機器製造局、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一批近代的軍事和民用企業，客觀上抵制了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刺激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他還積極創見中國的海防，籌劃北洋水師等增強了中國的國防能力；派人出國留學，興辦新式學堂，培養了一批科技人才，引進了一些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客觀上有利於中國的近代化。至於爭議最多的對外戰爭極力妥協，壓制愛國軍民的反侵略熱情，戰後簽訂《中法新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極大的災難，這確實是李鴻章一生最不光彩的地方之一，但很難想在弱肉強食、強盜橫行，弱國無外交的國際大環境中，作為一個弱國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夠取得平等的發言權，他背後更深刻的卻是整個民族的悲哀。他沒有擺脫晚清政治的陋習，存在著貪汙腐化的一面，也並沒有真正認識到中國落後的根源是政治制度的落後，堅持“中體西用”是其洋務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

總之，評價歷史人物要循著公平、公正、實事求是的原則，放在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從階級分析和歷史發展的角度全面分析，不能以偏概全　　“天下惟庸人無咎可譽。”說得好，出錯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兒的人，而不作事兒是不會犯錯誤的。“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歷史與真實的差距確實很大，其實多做實事的人未必能流芳萬世。 梁啟超說:“吾敬李鴻章之材,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李鴻章才識過人，只是生不逢時，值得同情。至少李鴻章在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和外交的現代化上還是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　　在經濟現代化方面，李鴻章倡導洋務運動，創辦江南製造局、天津機器局、北洋艦隊、輪船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派遣中國第一批學生留美等等。這些實業對中國的現代化程序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洋務運動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改革開放。　　在外交現代化方面，應該說，中國的現代化外交是從李鴻章開始，歷史上的中國外交都是進貢關係，真正與世界列國平等外交應該是從李鴻章開始，李鴻章應該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雖然簽了馬關條約），晚年有周遊列國，與各國政要交往，各國對李鴻章的評價都還很高。

事不經過不知難，任何人處在他的位置上都不會比他乾的好。中國政治，務實之人掣肘太多，務虛之人往往以名義遣責。在無法突破原有體制下，註定他是悲劇人物。必須承認的是，中國早期近現代化是他奠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