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氣候變化催生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如前所述，五千年來高溫期對應的歷史年代分別是夏商、春秋戰國、兩漢、唐和北宋。這幾個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盛世。夏王朝是中國最早的國家政權，也是中國進入文明時代的標誌。中華民族在東亞大陸生存了近200萬年，一直在矇昧的黑暗中摸行，直到夏王朝建立，才邁進文明的門檻。夏王朝建立的文化意義，應該說怎麼估量都不過分。而這正與5000年來第一個氣溫高峰期吻合。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文化的軸心時期。古代中國幾乎所有影響深遠的哲學流派、政治主張和倫理道德觀念都是在這一時期如同火山迸發一般湧現出來，直至今天，我們華人仍然不能擺脫這一時期思想文化成果的影響。而這正與5000年來第二個氣溫高峰期吻合。漢代則是公認的中國古代社會的第一個盛世，對中華民族的形成有重要意義——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是在漢朝成熟的，漢字是在漢朝定型的，連我們的民族服裝也稱為漢服。這是第三個高溫期。唐代是古代唯一可以與漢朝相提並論的盛世。我們民族服裝的另一稱謂就是唐裝，華人在外國集中居住的地方被稱為唐人街，以往老華僑稱祖國為“唐山”……而這正與5000年來第四個氣溫高峰期吻合。二、氣候變化引發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激烈的軍事對壘5000年來有四次氣溫低谷，對應的歷史年代分別是西周末、西晉末、北宋末和明末。而這幾個時期恰好都是中國歷史上游牧民族透過與農耕民族激烈衝突，最終推翻農耕民族建立政權，從而入主中原的時期。為什麼低溫期會引發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激烈的軍事衝突？這個問題曾讓許多歷史學家大惑不解。我們研究氣候變化對遊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影響就可以發現，長期的低溫導致持續時間很長的嚴重雪災，使草原被深雪覆蓋，遊牧民族賴以生存的牲畜無以為食。他們只有一條路，就是向南與農耕民族爭奪生存空間。三、氣候變化促使經濟文化中心南移在中國文明的早期夏商周時期，黃河流域首先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區。我們來看看黃河流域首先成為文化中心的證據：第一，商周時期，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活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政治家、軍事家、學者絕大多數來自黃河流域。從孔子開始，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成員中，絕大部分的籍貫或活動範圍都在黃河流域：孔子是魯華人，孟子是鄒華人，魯、鄒都在現在山東曲阜附近；荀子是趙國（今山西臨汾附近）人；墨子是山東魯國（今山東滕州市）人；韓非子是南韓（今河南）貴公子。第二，商周時期，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發生的對中國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重要歷史事件，絕大多數都發生在黃河流域。如春秋時期四大戰役的發生地都在黃河流域：晉楚城濮之戰發生在山東西南部，秦晉崤之戰發生在河南東北部，齊晉鞌之戰發生在山東濟南，晉楚邲之戰和晉楚鄢陵之戰都發生在河南。那麼，黃河流域為什麼能率先成為文化中心呢？為什麼物質文明四處開花的中華大地，精神的火種偏偏在黃河流域首先迸發呢？這是上天的安排、自然的造化還是人為的努力呢？下面幾種說法可供大家參考。（1）文化交錯區優越說。從生物學的角度說，近親繁殖容易讓物種萎縮退化。古人很早就有同姓不通婚的規定，因為每一個姓氏的來源幾乎都與自己的祖先相關：有的是以祖先的圖騰物為姓，如熊、馬、牛、羊、龍、鳳、山、水、花、葉；有的是以封地和國名為姓，如趙、吳、鄭、陳、衛；有的是以官職為姓，如司空、司馬、司徒；有的以住地的方位為姓，如西門、東門、東郭等。同姓就意味著血緣關係較近，因此在很多地方同姓是不能結婚的。異姓通婚是為了保證人種、基因更好地繁殖。人是如此，文化發展也不例外。從歷史上看，文化發展最快的地區，往往是文化交錯地區。二戰以後德國、日本等國經濟發展很快，就與它們處於東西方文化交錯區有密切的關係。又如“亞洲四小龍”南韓、新加坡、中國臺灣及香港地區，既受中華文化圈影響，又與西方國家有著特殊的關係，它們在短時間內的突飛猛進充分顯示了不同文化交融碰撞所產生的巨大能量。在春秋戰國時期，當時有幾大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齊魯文化圈、楚文化圈、吳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而中原文化圈正處於這幾大文化圈的中心，思想最開放，也最活躍。思想的開放與活躍在一定程度上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這是黃河中下游地區成為上古經濟文化中心的一個重要原因。（2）黃河中下游的旱作文化技術條件簡單，易於發展。北方的旱作農業，像小麥、高粱等作物，只要解決好灌溉問題，一般都能有不錯的收成；而南方的稻作農業，不單要解決灌溉問題，還要解決排水問題。因此，比較而言，稻作農業的技術難度要比旱作農業大得多。（3）北方交通方便，利於人口積聚。越是在文化發展的早期，人口數量就越重要。在古代，擁有越多的人口，說明國力越強大，打仗也好，建設也好，人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保證。古代神話傳說大禹治水就發生在黃河流域，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一次國家政權組織民眾大規模興修水利工程的行為。古代黃河流域大多是平原地區，交通方便，有利於調動數量龐大的勞動力資源。而南方大多為丘陵沼澤地帶，水網縱橫，人口分散，很難積聚人口力量。漢代以後，中國經濟文化中心呈現出由北向南、從西至東的遷移趨勢，但不同領域中心南移的時間和程度有所不同：（1）從東晉到隋朝，農耕經濟中心南移，南方農業經濟迅速發展，精耕細作的程度已超越黃河流域。而同一時期北方由於勞動力大量南遷，農業生產反而日漸粗放耕作，相對南方明顯落後。（2）唐代“安史之亂”後，中央財政收入主要來源地南移。從西周到唐代中期以前，歷代朝廷財政收入主要來自黃河流域地區。“安史之亂”使黃河流域各州郡飽受戰火蹂躪，元氣大傷。此後，中央財政越來越依賴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3）宋代以後，政治家、文學家、藝術家主要來自南方地區。在唐代，擔任宰相一職的官員90%來自黃河流域。如房玄齡是山東人、杜如晦是陝西人、狄仁傑是山西人、姚崇是河南人、宋璟是河北人、李林甫是陝西人。北宋時期，擔任宰相一職的官員有28%是長江流域的，而到了南宋，這一比例升至70%，如陸秀夫是江蘇人、李綱是福建人、秦檜是南京人。文學家、藝術家的情況與政治家完全一致。據《古今圖書整合·畫部·名流列傳》所載，兩宋畫家有籍貫可考者595人，北宋367人，其中北方194人，南方173人，南北比率為5.3:4.7；南宋228人，其中北方60人，南方168人，南北比率為2.6:7.4。可見，從當時政治家、藝術家、文學家籍貫的變化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的確在南移。那麼，經濟文化中心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南移呢？大致有以下幾點原因。（1）地質條件及氣候的變化。5000年來氣候的總體趨勢是由溫暖潮溼向涼爽乾燥轉變，這種變化對南方有利而對北方不利。氣候涼爽乾燥的趨勢使黃河流域降雨量減少，植被遭受嚴重破壞，土地沙漠化加劇。漢以前的詩歌文章中描寫的黃河流域，從西安到山東，到處都是湖泊、河流、沼澤、森林，一片盎然生氣。而南方，在上古是不適合人類生存的，到處是沼澤、瘴氣、瘧疾。直到唐代，在人們心目中，南方特別是嶺南令人聞之生畏。韓愈因為諫迎佛骨，被貶潮州，侄孫韓湘前來相送，他寫下了一首贈別詩《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可知在當時人心中，南方是一塊多麼恐怖的土地，貶官到那裡就是九死一生。氣候趨於涼爽乾燥使南方地下水位降低，可耕種面積擴大。在春秋時期，現在的江浙沿海地區至少有200平方公里屬於海平面，現在的上海就是當時的海上。屈原、宋玉、司馬相如、司馬遷、孟浩然的作品中都曾對湖南、湖北地區的雲夢澤進行過詳細的描寫，說明那樣一大塊沼澤地在古代的確存在過，它橫跨長江南北兩岸，長江在雲夢澤中間流過；只是現在雲夢澤已經消失，成為適宜居住和耕種的平原。說到這裡，我們不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人類活動對地球氣候有多大的影響？思考這個問題，並不是想為人類對地球所造成的種種破壞翻案，尼采就曾說人類是地球的面板病。我們每天製造多少生活垃圾，每天消費多少塑膠袋、多少一次性筷子，造成多大的汙染，這些責任人類無法推卸，但是還有一些例子讓我們不得不重新考量這個問題。例如Murano古國之謎。Murano是西域36個國家之一，張騫通西域後，這裡成為東西方交通的要道，漢朝、匈奴和周圍的一些遊牧民族國家，經常為了爭奪Murano而展開大規模的戰爭。但是，這個盛極一時的西域重鎮卻在公元3世紀後迅速退出歷史舞臺，史不記載，傳不列名，突然銷聲匿跡。7世紀時，唐玄奘取經歸來，看到Murano國蕭條破敗之景。20世紀80年代以來，仍有不少科考隊、科考人員一次又一次深入沙漠腹地，尋找逝去的繁華。又比如羅布泊，清朝時還是一個煙波浩渺的大湖泊，20世紀六七十年代卻乾涸了。那個地方一直人煙稀少，所以要人類對羅布泊的消失負全責顯然是有失偏頗的。而現在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在不到一萬年前還是一個沼澤湖泊縱橫的地方，從當地發現的巖畫上還能看到當時人們在那裡狩獵打魚的場景，我們同樣不能斷定是人類的活動把一片湖泊改造成一個大沙漠。總而言之，我們既不能把人類改造自然的力量看得太偉大，同樣，也不能把人類破壞自然的力量妖魔化。其實，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質運動造成的，印度次大陸與亞洲大陸碰擊後，造成了接壤處地殼慣性上升，地下水的組成狀況發生改變，源頭水因而越來越少，所以那個地區的沼澤湖泊會一夜乾涸變成沙漠。現當代有很多學者主張成立地質氣候學，也許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貫通天地。從地球現存的狀況來看，地質變化對氣候所造成的影響並不都是消極的，像新疆、西藏的降水量就比以前增加了很多，生態環境有了明顯改善。地質氣候學不單單能讓我們對發生過的氣候變化作出解釋，更重要的是，它能讓我們對今後的地質氣候變化作出預測，指導我們政治經濟計劃的決策。總之，地質條件及氣候變化讓南方的生態環境改善，使經濟文化中心南遷成為可能。（2）北方人口持續的南遷。幾千年來華人口流動都是往東南遷移，共計有四次大規模的南遷：第一次是秦始皇派50萬青壯年士兵開發嶺南。第二次是三國時期，董卓作亂洛陽，其部下郭汜、李傕又在長安塗炭生靈，這就迫使當時長安、洛陽的大批老百姓逃難至湖北荊州。建安詩人王粲的代表作《七哀詩》中對此有所描寫：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曹操攻佔荊州以後，老百姓又逃到江南的孫權處。第三次是西晉末年，北方少數民族入侵，使得朝廷整體南遷，從根本上改變了南北的經濟文化結構。到東晉時，北方關中地區人口從240萬銳減到50萬，而南方揚州的人口卻從320萬增加到400萬。史書記載，當時江南每6個人中就有1個是北方來的，北方中原地區每8個人中就有1個人跑到南方去，這些人都是社會精英，所以南北人口對比和文化素質對比出現逆轉。第四次是北宋末年“靖康之變”後，近千萬人口隨著南宋朝廷來到江浙一帶。如前所述，人口的多寡在古代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地方政治經濟實力強弱的重要標誌，南方人口的激增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經濟文化中心已經南移。（3）南方這幾千年來處於相對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受戰爭的影響較少。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大戰爭都發生在黃河流域附近，戰爭給北方文化帶來極大的破壞，文化古蹟幾乎被毀，而南方自從三國之後就沒有受到太大破壞。（4）南方經濟發展，人口增加、民族融合也讓經濟文化中心的南遷成為必然。漢以前，南方支離破碎，很多小部落分裂割據，所以南方叫百粵，又稱百越。海南有黎族；廣東有畲族、瑤族；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更多，他們都是南方的土著，是真正意義上的南方人；而南方很多漢族人的祖先其實都是北方人，在數次的南遷過程中才生根南方。北方人的持續南遷使得南方人的生存空間迅速變小，這促使他們學習如何從早期的粗放型耕種向精細耕種轉化。人口南遷促進了文化、民族的大融合。

斯塔裡夫·阿諾斯在《全球通史》裡說過：中國為什麼會擁有世界上最古老、連續不斷的文明？一個原因在於地理方面——它與人類其他偉大文明的相隔絕程度舉世無雙。東邊是海洋西邊是沙漠。地理環境深刻的影響著人類的價值判斷、思維方式、行為特徵，也對歷史的發展，政治的格局造成很大影響。

在公元2世紀，古羅馬帝國的克羅狄斯·托勒密就已經根據地球上的大陸與海洋的位置，以及各地區的位置關係，用經線和緯線描繪出世界地圖，並有著作《地理學指南》。雖然他的地圖在我們現在看來有很多錯誤。導致哥倫布至死都以為他發現的美洲大陸是托勒密地圖中的亞細亞大陸。但是在當時絲毫不影響歐洲的君主們按這個地圖的描繪指導他們去征服世界。

而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卻要由十五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也叫大航海時代）開始，這個時間是整個人類歷史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這之前人類相互生活在相對獨立的陸地上，沒有哪塊大陸上的人對“世界”這個詞有完整的概念。而在人們透過地理清晰的認識了世界之後，便帶來了新的一輪資源爭奪的狂潮。

而中國，也在十五世紀前後，由鄭和率領船隊七下西洋。這是全世界對地理認知的提高帶來的歷史大事件。然而鄭和之後，中國對海洋的探索似乎又斷了，這也是因為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所決定的。中國傳統的地緣思想一直是：北守南融、以藩為屏、以夷制夷、重陸輕海。

20世紀前後隨著認知的加深，：陸論權、海論權、空論權等等概念逐漸被提出，“地緣政治”作為一門學科也逐漸被各國所重視。從蘇聯的解體與中國逐步崛起，當代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也在改變。比如南中國海豐富的資源和重要的海上通道使得亞太地區成為政治經濟鬥爭的重點區域之一，東盟的成立就是地緣政治的產物。

安徽與江蘇的人都到江西來討過飯，我爺爺奶奶爸爸就到江西來才沒餓死，但不是討飯，我爸在景德鎮工作。經濟不好，多方面原因，不能單純歸結為地理環境。

有影響，而且影響很大。主要原因就是面臨交通環境和外界的溝通程度不同，而導致在生活、飲食、思維習慣中巨大差異，交通越是阻隔不暢，越是差異明顯，反之，交通越發達越相似。

高山密林、平原地帶、海島環境，不同的地理環境養育不同的社會圈層和人物性格。

高山密林地區，因為山高路遠的交通不暢，很容易形成地方勢力做大的封建割據，比如祖國西南的巴、蜀，每逢中原王朝勢力衰弱的末期，就極容易形成地方割據，這些地方的人也有自己一套自己自居的生態體系，吃喝拉撒，不出秦嶺完全可以自給自足。

而平原地區由於政令通行無阻，更容易出現權力一統，畢竟在平原地區，就算有人想要割據，但是要為此付出的代價，也就維護割據現狀的成本，是極其高昂的，其成本遠高於資訊閉塞的深山老林地區，比如歷史上的冀、幽、並等州，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北京、河北、遼西等地，歷史上遼、金、滿、蒙的大一統時期，遠大於有明一代的對峙時期，而且當地語言溝通無障礙，不像以前湘西，在隔壁村說什麼你都聽不懂的高成本溝通。

靠海的國家，尤其是四面環海的國家更有其相似的傳統和思維方式，時刻緊盯大陸，而又有自己完整的歷史脈絡，比如英國、日本，就連日本“脫亞入歐”前選擇的列強學習物件都是學習的英國，其中很大一個原因就是雙方都是四面環海的海島國家，地理環境一致。

所以說，地理環境的不同，帶來了無論 是“人”還是“物”，因為在交通條件上的受限，導致了不同地域和外界溝通的機會不均等，而影響了不同的生活軌跡。

地理對歷史文明起源有著深刻的影響，比如中國，東南地區地理環境好，氣候適宜，人類採集食物容易，沒有食物短缺的壓力，農業種植就出現的比較晚；西北氣候差，人口少，文明的程序更是緩慢；西南氣候好，但山地多，群落與群落被高山隔絕，不同群落缺乏交流溝通，民族特色豐富多彩；唯有在長江、黃河流域，人口眾多，地勢平坦，食物不是很豐富，需要大量種植農作物食用，農業種植比較早，文明繼而產生。大概做個說明，有不對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地理環境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比如中國東南沿海條件較好的地區和西部內陸山地條件稍差的地區相比，不管是從農耕、交通、商貿等方面的發展都有較大的差異，東南沿海地區農耕文明早，交通發達，自然條件好。而西部內陸交通不便，自然條件差，嚴重製約了了經濟、文化、歷史、社會的發展。放眼全球，沿海國家和內陸國家相比，沿海國家的總體發展都比內陸國家好。比如，中亞、蒙古等內陸地區明顯發展較差。因此，地理環境對歷史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東西部發展地圖

東部城市

西部城市

中國得天獨厚的地理特點，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一統。

中華民族從夏商周到秦漢魏晉南北朝，再到唐宋元明清。一共20個朝代，五千多年的歷史。據歷史學家統計，中國大一統的時間遠遠長於分裂的時間。這正與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和地理位置有著密切的關係。

中國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地方，大的地理環境如下，

東南：有太平洋，這個方向只有日本和北韓能不斷的騷擾東南沿海地區，但是根本對中華政權構不成任何威脅。

西南：喜馬拉雅山脈，世界上最高的山脈，不可逾越。

西邊：崑崙山以及一望無際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古爾班通古特沙漠。

北邊：天山，阿爾泰山以及祁連山陰山。

所以西方或印度等外族想在短時間內打到中原地區簡直是不可能。那麼，中國唯一面臨的威脅便是北方的少數民族，匈奴、鮮卑、羯、氐等，在中國歷史上都為中國的和平和統一帶了了不少麻煩，尤其是“十六國時期”、“唐末”、兩宋等時期。少數民族的強大，造成了中原地區戰火不斷。

除了山脈的優勢，水域也是一大優勢。中國自古是“北人騎馬南人乘船”，水戰便成為了他們的一大軟肋，所以，在北魏最強大的時候，魏文帝拓跋宏幾次南征都沒成功，淮河大片水域以及長江天險，很難攻打到相對弱小南朝。

地勢：中國西高東低的地勢，東部高原地區空氣稀薄，人煙稀少，習慣生活在平原沿海地區的人們很難適應高原氣候給人帶來的影響。西方軍隊無法適應這種氣候，更是不能染指中原。清末，八國聯軍侵華全部是從東南沿海登陸，進行侵華戰爭的。

文化：地理上的特點，形成了一個保護圈，中華民族一直在這個圈子裡繁衍生息，所以也形成了不同於世界各族的文化基礎。也就是說，中國這幾千年的人口基礎和文化基礎，也起到了一層保護膜，一個少數民族真正的統治了中原地區，如果兩者的文化格格不入，那麼少數民族的統治也必定會被顛覆，像元朝，沒有很好的解決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關係，所以，起義不斷，只維持了97年的統治，便被完全顛覆了。

這就是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帶給我們的歷史變化。長期的大一統，造就了非凡的民族文化，這非凡的民族文化使中華民族一直高高聳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並生生不息，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