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謂“京味”？ “京味”就是北京味。它應當包括北京的環境和人文兩方面，即北京的風土習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氣質。具體說大致由三種因素所構成：

—曰鄉土味。這主要是指北京區別於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的小衚衕、四合院、大雜院、古城牆，天橋的雜耍，白塔寺的廟會，廠甸的春節，乃至小酒鋪閒聊，馬路邊唱戲，無不浸透著一種獨特的鄉土氣息。

二曰傳統味，或者可以稱做“古味”、“文化味”。這是指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文化傳統。中國是文明古國，守儀之邦，北京已有近千年的歷史，為歷代王朝的故都，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在這裡留下了最深的印記，從古老的禮儀風俗，到傳統的倫理道德，都積澱於北京人的心靈之中，體現出北京人獨有的那種精神氣質，如人際交往中重禮節、講規矩，比較寬容、謙和，也較豁達，善於自我解嘲，有某種幽默感，比較重視文化素養等。傳統文化中的落後方面對北京人的思想束縛也較重，表現出一定的保守性、封閉性，接受新事物、新風氣比較緩慢，封建的宗法觀念倫理道德的殘餘較濃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旗風對北京人的心態習俗的影響不可低估，它使上述傳統中的長處和短處得以強化表現愈加鮮明。這一切使北京籠罩著一股比較濃厚的古氣，其中有古雅、古樸、古老，也有陳舊、迂腐種種味道。

三曰市井味。這是指下層市民身上體現出來的一種品格、氣質。這種下層市民，大體屬於小城市中的半無產階級和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例如小手工業者、小商販、小職員以及主要以體力謀生的洋車伕、搬運工、街頭藝人、匠人、傭人等，即舊社會所謂“引車賣漿之徒”。他們的生活環境比較簡陋，謀生條件又較艱苦。他們一方面保持著勞動人民的一些素樸美德，如勤勞、善良、寬厚、克己；同時又受到統治階級思想的侵染和傳統規範的影響，下層市民的許多弱質、缺陷，如自私、狹窄、虛榮、平庸等所謂“小市民”習氣也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最為鮮明。今天，我們所謂“老北京”，多半屬於這一階層。

以上三股味是互相滲透，融會一氣的。這三種味共同熔鑄成北京人傳統的心理習俗、精神氣質。當然，就具體環境和人而言，他們的側重有所不同。比如，在北京中上層的官紳之家所謂“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的四合院裡，傳統味就更濃些。而且往往被官氣、洋氣、書生氣等沖淡了原有的“鄉土味”和“市井味”。在京郊農民身上，“傳統味”、“市井味”就相對淡化，“鄉土味”顯得更濃。唯獨在北京市內，鐘鼓樓下，大雜院內的下層市民“市井味”最濃，而“鄉土味”、“傳統味”也以種種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現出來。所以“京味”在這部分人身上體現得最為鮮明、突出。京味的表現不但因人而異，還要隨著時代、社會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從歷史上看，封建王朝統治時期的京味，同民國以後就大為不同，解放前後的京味又不一樣(這從老舍的《茶館》可見一斑)。至於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新思潮、新風氣的湧人，久京味變化更大，不可—概而論。

二、“京味小說”與老舍。我同劉穎南同志在《<京味小說八家)後記》裡曾提出“京味小說”的三個標準：

(一)用北京話寫北京人、北京事，這是最起碼的題材合格線。

(二)寫出濃郁、具體的北京的風土習俗、人情世態。

(三)寫出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積澱在北京人精神、氣質、性格上所形成的內在特徵。

其實，這三條裡最主要的是第三條。甚至可以說主要就是第三條。只有第一條的作品，或許根本就沒有什麼京味，即便寫出了北京的風土人情，仍然可能京味不濃(比如張恨水的《啼笑因緣》、林語堂的《京華煙雲》)。必須具備了第三條，寫出了北京人的神韻、氣味，北京人的魂，這才夠得上有“京味”。所以，我認為只有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如《四世同堂》、《駱駝祥子》、《柳家大院》等，才是京味小說的真正代表。

老舍先生對於“京味小說”有三大功勞：

第一，老舍是“京味小說”的奠基人，有開創之功。在他之前，中國雖有寫京都生活、北京風情之作，但卻沒有顯示多少京味特色，比較突出的倒是京派的“官氣”。三十年代，沈從文等人曾提倡“京派小說”，但那與“京味”也完全不相干。老舍是第一個真正寫出“京味”的作家，無論就作品的數量和質量看都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

第二，老舍的京味小說有典範之格，在挖掘北京人的深層心態、傳達北京人的神韻、氣味上，迄今為止，尚無人能超越。人們不能不承認，老舍筆下的北京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具有無可置疑的真實性。這固然得力於老舍對於北京的深刻了解，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同時，也與他的取材物件有密切關係。老舍筆下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城區大雜院內的下層市民。在這些人物身上，“京味”所包含的“市井味”、“鄉土味”，乃至“傳統味”表現得最為集中、鮮明。

老舍刻畫小人物成功的原因，還在於他那深切的情感傾向和客觀的審美視角。老舍是用一種寬厚仁愛的胸懷和公允和善的眼光來看待北京發生的一切。他既痛恨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也讚揚下層市民身上體現的善良、豁達和淳樸。這使他筆下的人物往往閃爍出人性善惡的各種光彩，既有可憐、可卑、可悲，也有可敬、可愛、可貴，完整地、真實地反映靈魂的各個側面。

在駕馭北京語言的技巧上，老舍所達到的那種爐火純青的地步，是眾所公認的。他寫的北京話，既保持了民間口語的樸素、生動，又篩選掉那些粗陋的雜質，確實燒出了京韻的香氣，精妙傳神。這使他的京味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老舍的“京味小說”有正宗之美。老舍作品的京味一不靠描寫新異的民風民俗取勝；二不靠傳奇性的情節故事引人；更不靠獵奇搜異的野趣去逗人。老舍筆下的北京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院或四合院。老舍筆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常見的中下層市民。老舍所寫的故事也往往是日常生活，家長裡短。總之，他是完全以寫普通人、普通事，寫大眾心理來顯示出北京最普通存在的“京味”。不僅如此，老舍還以平民百姓的心態去描寫北京人，他如同生活在人物中間，同他們同命運、共呼吸，不是高踞於這群小民頭上，頤指氣使，指手畫腳，也不是以一副悲天憫人之態，賜舍廉價的同情。而是讓人感到一種融洽無間的親切感。當然，這決不是意味著降低作者思想高度。老舍對舊文化和舊市民意識的批判是鮮明的，只是這種批判隱藏於平易近人的描述中，而幽默風趣的筆調，又使這種褒貶不那麼鋒芒畢露而已。

三、“京味小說派”已經基本形成。一個文學流派的形成，大致需要具備三個條件：

(一)有一二位傑出的、眾所公認的著名作家為核心、為代表。

(二)有一批藝術特色相近的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代表作家的外圍或後繼。

(三)產生出一批題材、風格相近的、有影響的優秀作品。

倘若這三個條件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我以為，“京味小說派”作為當代文學中的一個流派是基本形成了。理由很簡單：

(一)“京味小說派”已有一位響噹噹的、卓越的代表作家——老舍。

(二)近十年來，在當代文壇上已湧現出一批擅長於描寫“京味”的優秀作家。他們有的自覺地師從老舍，有意識地學習老舍(如蘇叔陽)，有的吸取了老舍的神韻，寫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作品(如鄧友梅、韓少華、陳建功)，還有的因寫出過一些題材相近，京味特色濃郁的作品，而擴大了“京味小說”的影響(如汪曾祺、劉紹棠)。儘管這些作家各有自己的風格、特色和藝術追求，對“京味小說”也許存有不同看法，但都同老舍創作中表現的“京味”，有密切聯絡。人們有權利把他們結集在一起，看成一個流派。因為從文學史看，除了那些有綱領、有目的的自覺結成的文學流派外，大多數流派是由讀者和後人來歸併的。

(三)以老舍為代表的“京味小說”作家們，已經寫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優秀作品。除了有老舍的一批奠基作品外，這些年又產生了像鄧友梅的《那五》、《尋訪畫兒韓》，韓少華的《紅點頦兒》、《少總管前傳》，陳建功的《找樂》、《轆轤把衚衕9號》，蘇叔陽的《傻二舅》等優秀作品。老作家汪曾祺的擅長固然在於描繪他家鄉蘇北一帶的風情，但他在北京生活長達四十年之久，對北京生活的熟悉和把握不亞於自己的家鄉，因而他寫北京生活的作品，像《安樂居》、《雲致秋行狀》，無不具有濃郁的京味。熱衷於“鄉土文學”的劉紹棠，一向以寫京東運河風情著稱，京郊的“鄉土味”本身就染有京城的“傳統味”和“市井味”，所以劉紹棠筆下的鄉土風情其實也是京味的一種擴張。如果再擴大一點說，浩然的某些作品如《彎彎繞的後代》也屬此類。除此之外，顯示京味特色的優秀小說還很多，像劉心武的《鐘鼓樓》等，不一而足。

其實，“京味小說派”之所以能成為一個流派並非偶然。從歷史、文化、語言諸方面考察，北京者具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具備了產生流派的肥沃土壤。

一是“京味”的獨特性和影響力，如前所述，像北京這樣具有鮮明的民族標記、豐富的文化傳統和獨特的地域風貌的城市，在全國乃至世界都是十分罕見的。所以，“京味”本身就有著獨樹一幟的光彩。再借助於它作為首都的權威性，影響所及豈止於中國，實可謂名揚中外。

二是“北京話”的權威性和魅力。現今推廣全國的普通話，是以“北京話”作為基礎的，二者大同小異，這使北京話本身就有了走向全國的便利。北京話雖有一些方言土語，但大多是普通話稍加變化，如兒化韻、雙聲詞並不影響讀者的理解。即便偶然在小說中使用幾個生僻的俚詞(如“敢情”、“找樂子”之類)，往往正是體現京味色彩最濃之處，最富有鄉土氣息，作者必然會加以解釋說明，並巧妙運用，一般只會增添語言的魅力，“燒”出京味的香氣。所以，從總體來看，運用純熟“北京話”寫出的作品，在全國推廣是沒有多大障礙的。

三是北京有著一支強大的作家隊伍。當然，北京的作家未必都寫“京味”，但至少他們寫京味要比其他地方作家容易得多。可以說：“京味小說派”的後備隊伍是陣容強大的，這是“京味小說”的出現和繁榮的前提。

當然，所謂“流派，流動之派”也。它不可能凝固不變，更不可能永世長存，文學史上的任何流派都是一個形成、發展直至消亡的過程，有的壽命還較短。有人擔心，隨著時代的發展，“舊京味”將越來越淡泊以至消失，“京味小說”前途堪憂。其實，只要有北京存在，“京味”仍會存在，即便有一天“京味”完全融化於時代新潮中，那麼，“京味小說”作為一種歷史，仍將有它存在的價值。像鄧友梅的《那五》之類，寫的就是歷史，並不有損於它的審美光彩。

還需說明，我們認為“京味小說派”基本形成，並不意味它已經十分穩定、成熟，因為流派的發展趨向是難以預測的。文學史上的許多流派除了少數幾個代表人物外，大多數是不穩定的；有時甚至於主將都可能脫離(如聞一多之於“新月派”)。“京味小說派”也有兩種可能：或許寫京味小說的作家會持續不斷，日趨增多，蔚為大觀，使這一流派日益壯大；或許會逐漸冷落下來；但即從當前的情況，把它看作一個流派是完全夠格的。

老舍的創作基本都取材於北京市民生活，是京味小說的開創者。從一開始，老舍的寫作便是在中西文化的對比性視野中展開的，聚焦在文化批判和民族性問題上面，對轉型期的中國文化尤其是俗文化進行了態度複雜，既眷戀又批判的審視。這種文化批判，民族性問題思考是在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百科全書式的風俗描寫中進行並完成的。

所以概括起來京味大概體現在以下幾點

1.取材於北京市井生活，具有濃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2.對北京和北京文化具有深厚，複雜的情感。既有深入的批判和否定，又因為惋惜這種文化在現代中國必將衰落而渲染出淡而綿長的牧歌情調。

3.在描寫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時揭示北京文化心理結構。

4.諧而不虐，笑中帶淚，具有北京文化特色的幽默和趣味。

5.創造性地運用北京市民俗白淺易的口語。

這個真的好像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課後題。

“京味兒”作為一種風格現象，包括作家對北京特有風韻,特具的人文景觀的展示以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

首先，“京味兒”體現在取材的特別。老舍寫北京的生活經驗，寫大小雜院，四合院和衚衕，寫市民凡俗生活所呈現的場景，寫已經破敗卻不失氣度的文化情趣，還有構成古城景觀的職業生活和尋常世相，為讀者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北京畫卷。換句話說，老舍筆下的北京具有明顯的地域文化特色，他的小說不僅有文學價值，而且具有民俗學研究的價值。

其次，作家在描寫北京市民的生活時候注意對北京文化心理結構的揭示。北京長期作為皇都，逐漸形成了皇城底下特有的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習慣，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審美追求。老舍用“官樣”二字來概括北京文化特徵，包括講究體面、排場、氣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藝術”；講究禮儀，固守“規矩”，生活態度的慵懶、苟安，康和，問候等等。這類“北京文化”的精魂滲透於人物刻畫、習俗描繪、氣氛渲染之中。比如《二馬》中馬老先生到了英國，也要按照北京的“習俗”送禮，不惜賠本；又比如《四世同堂》的祁老太爺，日本人就要打進來了，還保留著那份“規矩”，要跟鬼子講道理。這不僅是一種習俗，更形成了一種“文化性格”。

最後，老舍小說的“京味兒”還表現在語言藝術上。老舍大量加工北京市民俗白淺易的口語，“把頂平凡的話調動得生動有力”，同時又在俗白中追求精緻的美，，寫出“簡單的、有力的、可讀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老舍成功把語言的通俗性和文學性統一起來，做到了平易而不粗俗，精緻而不雕琢。所用的語詞、句式、語氣乃至說話的神態氣韻，都是獨特的創造，有滲透著北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