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連觸碰底線的改革註定失敗

公元1046年，范仲淹寫下了名垂千古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因推行“慶政新政”共同被貶謫的知交好友們共勉互勵。也許直到這個時候，文正公都還沒有想明白：明明一個利國利民的新政，為什麼才推行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就中道失敗？

北宋仁宗慶曆年間，由於宋夏會戰失敗、契丹趁火打劫，宋朝再次提高歲銀。同時，國內矛盾也逐步尖銳，活不下去的農民反抗強烈。以范仲淹為首的一批仁人志士紛紛上書，要求進行改革，並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具體措施，重壓之下的宋仁宗急於改變內外交困的局面，很快就下詔推行新政，由此拉開了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的大幕。

這次改革的問題抓的是很準的。北宋開國皇帝上位以後，一直對如何保持趙家江山憂心忡忡，為此不惜代價地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削弱兵權，“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軍隊龐大卻戰鬥力低下，對外屢戰屢敗；加強集權，透過大興科舉、門蔭、納粟等多種徐徑，配置龐大的官員隊伍，以此分散官員權力；為了養軍、養官，財政入不敷出。由於軍事改革太過於敏感，這次改革核心是“吏治”。

把改革矛頭對向“吏治”確實很有必要。北宋官員隊伍已經可以用“臃腫”來形容了。北宋當官的途徑很多，從科舉看，它取士名額比例高的駭人聽聞，取士人數是唐朝的5位，元朝的30倍，是明清的4倍；推行“門蔭”，對宗室子弟、官宦後代封官封爵，用所謂的恩德籠絡人心；因為用錢過多，還允許富人通過出錢出糧買官。龐大的官員隊伍，素質參差不齊，權力分散相互制約，行政效力自然低下。

改革矛頭指向“吏治”，只管裁撤而不管安置，令裁撤官員們失去了生存的依靠，勢必觸及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底線，引發他們的猛烈反撲不足為奇。為了反對新政，這些人使盡了各種手段：汙衊改革地方的支持者貪汙，剪除范仲淹“羽翼”；栽贓中央改革副頭領要發動政變，拉皇帝下馬；言官在朝堂與范仲淹直接打擂臺、唱反調，制約新政推行。

在封建王朝裡，皇權至上，假如只是既得利益集團反撲、而有皇權堅定支援，並不足以讓“慶曆新政”夭折，但改革派以“朋黨”自居不可避免地觸碰了趙家皇權的底線。北宋自建國以後，為防止官員拉幫結派，影響皇權，對朋黨是絕對禁止的。宋太祖一上臺，就曾經下詔，禁止考官和舉人相互稱師生。而宋仁宗也下達過“戒朋黨”的指示。但改革派對此卻視而不見，自以為無私坦蕩，專門寫出《朋黨論》讓天下人傳閱，理直氣壯地承認結成了朋黨，這讓宋仁宗如何能夠忍受？於是一旨令下，範仲俺被免職，樹倒猢猻散，“慶曆新政”無疾而終。

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確實是為了當時國家政權著想，也找到了問題癥結，但卻因為觸碰皇家底線而失敗。警示我們不管做什麼事，都要不要觸碰底線。因為只有“能守底線原則，方能行穩致遠”。

宋朝，是中國古代經濟、文化發展的巔峰時代。但宋朝也是積貧積弱的朝代，重文抑武的國策造成文官系統人員臃腫、辦事效率低下，國家財政負擔沉重，官民矛盾日益加重、外來侵略不斷等危機。

面對國家體制中的種種弊端，大宋進行了兩次著名的改革：一是范仲淹的慶曆新政，二是王安石的變法。不過，可惜的是這兩次變革最終都失敗了。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一大原因是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的頑固反對。而范仲淹改革的失敗，最大原因則是原先支援變革的皇帝宋仁宗最後對范仲淹起了猜忌。

宋仁宗，是宋朝乃至中國著名的皇帝。仁宗執政時，原來的藩屬党項首領李元昊脫宋自立，建立西夏國，自立為皇帝。宋仁宗聞之大怒，隨即下詔削去李元昊官爵，並懸賞捉拿。

自此，大宋與西夏的戰爭全面爆發，一打就是三年多。戰爭久戰不勝，最後只能靠花錢買和平，宋朝的國力財力越來越緊張。

為了解決面臨的危機，慶曆三年（1043）四月，宋仁宗火速調任范仲淹為樞密副使，不久又任副宰相，對朝政進行改革。

范仲淹出任副宰相之後，立即根據自己多年的基層經驗和對朝政的思考，向宋仁宗上書《條陳十事》。范仲淹指出：宋朝從宋太祖趙匡胤立國到了宋仁宗，經過近百年的發展，積弊很多，官僚機構臃腫，國家財力薄弱、百姓生活困苦，外敵虎視眈眈，國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范仲淹以提高財稅收入、重新整理吏治、提升效能、增強軍備力量等為目的，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等十項新政綱領。

一、廢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論資排輩”舊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員，才能得到升遷。

二、減少官二代、官三代靠著“恩蔭制度”，不必參加任何選拔歷練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

三、科舉考試要公正、要加大選拔難度。

四、建立一套完備、公正的從中央到地方的針對官僚系統的監察、舉薦制度。

五、整頓官員名下的“職田”（用作俸祿之用，離職時交回朝廷），多的吐出來，少的補上去。

六、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七、恢復府兵制，加強國防力量。

八、合併行政區域、減少官吏的總量，進而減輕民眾負擔。

九、嚴格考察官僚對朝廷恩澤（赦書中及民之事）的執行情況。

十、嚴格考察官僚系統對命令（宣敕條貫）的執行情況。

范仲淹提出的這十項改革措施，除了第七條關於軍隊建設的建議之外，其餘全部得到了宋仁宗的認同。仁宗於是頒佈詔書，將這些舉措在全國推行，改革全面鋪開，史稱“慶曆新政”。

但是，宋仁宗對范仲淹改革的支援，只維持了短短一年的時間。宋仁宗發現，在整頓官僚的過程中，范仲淹等以“君子”自居，公開肯定“朋黨”，抱成了一團，這卻觸碰到了皇帝的底線。

宋太祖趙匡胤在立國之後的第三年，以唐朝的牛、李黨爭造成很多後患為鑑，對朋黨非常警惕，下詔書說：“但凡是及第的舉人，一律嚴禁稱主考官為恩師，也不許自稱為門生。”北宋的統治者最害怕的就是大臣之間互相結成派系或是朋黨，從而發展成對皇權有威脅的存在。

所以自宋太祖之後，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對朋黨都表現出高度的戒備態度。在皇帝眼裡，君子結黨比壞人結黨更可怕。壞人結黨是為了腐敗怠政，言行上往往迎合皇權的喜好。而君子結黨為了所謂的清高的政治理想，常常會要求制約皇權。

主持“慶曆新政”的范仲淹，因損害了官僚們的利益而被指責搞“朋黨”時，宋仁宗就問范仲淹：“小人多會結成朋黨，那麼君子有黨嗎？”

范仲淹說：“我在邊境帶軍隊的時候，好戰者會結黨，怯戰者也會結黨。朝廷中也是一樣，好人會結黨，壞人也會結黨。陛下只要用心觀察，自然可分辨忠奸。如果結黨是為了做好事，那麼對國家又有什麼害處呢？”

對於范仲淹的回答，宋仁宗很不滿意，也漸漸失去了對他的信任。

更讓仁宗皇帝惱火的是，支援范仲淹改革的歐陽修直接寫了一篇名為《朋黨論》的政論呈交給了仁宗，並在官員之中互相傳閱。

在《朋黨論》中，歐陽修對黨派的問題絲毫不加掩飾，認為“朋黨”是個很正常的東西。只不過小人是以利益為目的結交在一起的偽朋，而君子則是以共同理想結交在一起的真朋。皇帝應該做的，不是禁止“朋黨”，而是“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朋黨論》一文，成為了“慶曆新政”的決定性轉折點。對宋仁宗來說，朋黨是個極為敏感的政治問題，再加上朝堂上反對改革的聲音與日俱增，最終宋仁宗為了維護至高無上的皇權，將 范仲淹、韓琦、歐陽修等改革派相繼貶出朝廷中央，各項改革隨即廢止，“慶曆新政”以失敗而告終。

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奉命向宋仁宗“條陳十事”，列舉了十條亟需改革的問題，其中有八條，涉及到了對官僚的整頓。 第一條叫做“明黜陟”。簡單說，就是要廢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論資排輩”舊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員，才能得到升遷。 第二條叫做“抑僥倖”。簡單說，就是減少官二代、官三代靠著“恩蔭制度”，不必參加任何選拔歷練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公元1213的統計顯示，宋代靠著“恩蔭出仕”的官二代、官三代們，佔到了官僚總數的56.9%（在宋真宗時代，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條叫做“精貢舉”，簡單說就是科舉考試要公正、要加大選拔難度。 第四條叫做“擇官長”，簡單說就是建立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針對官僚系統的監察、舉薦制度。 第五條叫做“均公田”。簡單說就是整頓官員名下的“職田”（用作俸祿之用，離職時交回朝廷），多的吐出來，少的補上去。 第六條“厚農桑”，是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第七條“修武備”，主張恢復府兵制，是希望加強國防力量。 第八條“減徭役”，具體的做法是合併行政區域（比如合五縣為一縣），來減少官吏的總量，進而減少民眾負擔。 第九條“覃恩信”，建議嚴格考察官僚對朝廷恩澤（赦書中及民之事）的執行情況；第十條“重命令”，建議嚴格考察官僚系統對命令（宣敕條貫）的執行情況。 除了第七條，其餘九條全部獲得了宋仁宗的認可，“皆以詔書畫一，次第頒下”，被寫入詔書之中，成了“慶曆新政”的改革內容。 在帝制時代，要推動這樣一場以整頓官僚為核心目的、嚴重損害官僚利益的改革，毫無疑問，只能依賴皇權。 宋仁宗本來是願意支援這場改革的。 官僚是北宋王朝的統治基礎，但官僚的利益，與皇權的利益並不全然一致。皇權希望官僚“盡職盡責”，替自己運作人力物力的汲取，並維持統治的穩定，但官僚往往更在意“任內不出事”和“任內撈足錢”。 論資排輩、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這些規則很符合官僚的利益，但未必符合宋仁宗的利益。這些規則，帶來了“冗官”（人員嚴重超編）、“冗費”（財政不堪負荷）和翫忽職守（反正熬夠時間就可以升遷，反正有個好爸爸比努力工作重要多了），對宋仁宗所追求的統治穩定，顯然都是不利的。 所以，宋仁宗支援范仲淹的改革。 但宋仁宗對改革的支援，只維持了短短一年的時間。 他發現，在整頓官僚的過程中，范仲淹等以“君子”自居者，公開肯定“朋黨”，抱成了一團。 在皇帝眼裡，官僚中的“好人（君子）抱團”，比“壞人結黨”更有害。後者為了腐敗怠政，言行上往往選擇迎合皇權的喜好；前者則相反，為了所謂的“政治理想”，常常會走向要求制約皇權。 對“好人抱團”這件事，宋仁宗畢生存有極高的警惕。 早在寶元（1038~1040）年間，他就曾問過大臣張士遜： “君子小人各有黨乎？” 張士遜的回答是都有，不過“公私不同”，好人抱團為公，小人結黨為私。宋仁宗沒有正面評價張士遜的回答。他轉而強調“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所有的官僚都應該遵守、執行朝廷的法令。 宋仁宗 到了慶曆四年（1044年）四月，當主持“慶曆新政”的范仲淹，因損害了官僚們的利益而被指責搞“朋黨”時，宋仁宗對著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問題： “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 皇帝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真的在提問，答案早已在他心中——他希望朝中君子個個“退無私交”，一盤散沙。皇帝只是在以提問的方式，希望范仲淹體察到他心中的答案，並希望范仲淹按照這個答案，去修正自己的言行。 上個月，皇帝剛剛在邇英閣向部分官員出示了一份“御書十三軸”，裡面列有“治政要目”35項，其中之一正是“辨朋比”。 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他說： “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大意是：我在邊境帶部隊的時候，好戰者會結黨，怯戰者也會結黨。朝廷中也是一樣，好人會結黨，壞人也會。結黨做好事，對國家能有什麼害處呢？ 范仲淹覺得，朝中好人團結起來對國事無害；但宋仁宗覺得，臣僚們抱成一團，對自己是有害的。 同月，范仲淹的支持者歐陽修，又自詡為“朋黨”，公開撰文《朋黨論》，為“好人抱團”正名，還將文章送到了宋仁宗眼前。文章說，“朋黨”是個很正常的東西。自古以來，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皇帝應該做的，不是禁止“朋黨”，而是“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宋仁宗更加不高興了。 他決定終止改革。 這年六月份，改革的反對者捏造了一個流言，說范仲淹有意廢黜宋仁宗，另立新君。流言很蹩腳，毫無可信度，但宋仁宗已不願再表達對范仲淹等人的信任——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而非與人抱團的范仲淹。為求自清，范仲淹只好以防秋為名，離開中央，去地方做陝西、河東宣撫使，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也離開了中央，去地方做河北宣撫使。 這年九月，靠著恩蔭進入體制的官二代陳執中被宋仁宗任命為參知政事（大體相當於副宰相）。 限制官二代、官三代靠“恩蔭”上位，是“慶曆新政”的核心內容。皇帝如此任命宰相，等於變相宣告新政已死。 十一月，又發生了“進奏院事件”。一班官員用賣廢紙的公費，舉行進奏院賽神會，飲酒作詩，召妓相陪，席間的某些言辭（如“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被有心人記下，成了彈劾的罪狀。 宋仁宗並不在意這些酒後狂言，但參會者多有支援改革者，皇帝遂借題發揮，下了一份嚴厲的詔書，大談盛世之下，只應有君明臣哲，絕不該存在“朋黨”，痛斥了知識分子交遊往來、贊賢薦賢的風氣，命令相關部門“採察以聞”，對這些行為進行監視彙報。 詔書指向明顯，仁宗的立場已然明確。心領神會的范仲淹，隨即引咎辭去了參知政事一職。慶曆新政，至此遂徹底歸於失敗。

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奉命向宋仁宗“條陳十事”，列舉了十條亟需改革的問題，其中有八條，涉及到了對官僚的整頓。

第一條叫做“明黜陟”。簡單說，就是要廢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論資排輩”舊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員，才能得到升遷。

第二條叫做“抑僥倖”。簡單說，就是減少官二代、官三代靠著“恩蔭制度”，不必參加任何選拔歷練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公元1213的統計顯示，宋代靠著“恩蔭出仕”的官二代、官三代們，佔到了官僚總數的56.9%（在宋真宗時代，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條叫做“精貢舉”，簡單說就是科舉考試要公正、要加大選拔難度。

第四條叫做“擇官長”，簡單說就是建立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針對官僚系統的監察、舉薦制度。

第五條叫做“均公田”。簡單說就是整頓官員名下的“職田”（用作俸祿之用，離職時交回朝廷），多的吐出來，少的補上去。

第六條“厚農桑”，是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第七條“修武備”，主張恢復府兵制，是希望加強國防力量。

第八條“減徭役”，具體的做法是合併行政區域（比如合五縣為一縣），來減少官吏的總量，進而減少民眾負擔。

第九條“覃恩信”，建議嚴格考察官僚對朝廷恩澤（赦書中及民之事）的執行情況；第十條“重命令”，建議嚴格考察官僚系統對命令（宣敕條貫）的執行情況。

除了第七條，其餘九條全部獲得了宋仁宗的認可，“皆以詔書畫一，次第頒下”，被寫入詔書之中，成了“慶曆新政”的改革內容。

在帝制時代，要推動這樣一場以整頓官僚為核心目的、嚴重損害官僚利益的改革，毫無疑問，只能依賴皇權。

宋仁宗本來是願意支援這場改革的。

官僚是北宋王朝的統治基礎，但官僚的利益，與皇權的利益並不全然一致。皇權希望官僚“盡職盡責”，替自己運作人力物力的汲取，並維持統治的穩定，但官僚往往更在意“任內不出事”和“任內撈足錢”。

論資排輩、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這些規則很符合官僚的利益，但未必符合宋仁宗的利益。這些規則，帶來了“冗官”（人員嚴重超編）、“冗費”（財政不堪負荷）和翫忽職守（反正熬夠時間就可以升遷，反正有個好爸爸比努力工作重要多了），對宋仁宗所追求的統治穩定，顯然都是不利的。

所以，宋仁宗支援范仲淹的改革。

但宋仁宗對改革的支援，只維持了短短一年的時間。

他發現，在整頓官僚的過程中，范仲淹等以“君子”自居者，公開肯定“朋黨”，抱成了一團。

在皇帝眼裡，官僚中的“好人（君子）抱團”，比“壞人結黨”更有害。後者為了腐敗怠政，言行上往往選擇迎合皇權的喜好；前者則相反，為了所謂的“政治理想”，常常會走向要求制約皇權。

對“好人抱團”這件事，宋仁宗畢生存有極高的警惕。

早在寶元（1038~1040）年間，他就曾問過大臣張士遜：

“君子小人各有黨乎？”

張士遜的回答是都有，不過“公私不同”，好人抱團為公，小人結黨為私。宋仁宗沒有正面評價張士遜的回答。他轉而強調“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所有的官僚都應該遵守、執行朝廷的法令。

到了慶曆四年（1044年）四月，當主持“慶曆新政”的范仲淹，因損害了官僚們的利益而被指責搞“朋黨”時，宋仁宗對著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問題：

“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

皇帝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真的在提問，答案早已在他心中——他希望朝中君子個個“退無私交”，一盤散沙。皇帝只是在以提問的方式，希望范仲淹體察到他心中的答案，並希望范仲淹按照這個答案，去修正自己的言行。

上個月，皇帝剛剛在邇英閣向部分官員出示了一份“御書十三軸”，裡面列有“治政要目”35項，其中之一正是“辨朋比”。

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他說：

“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大意是：我在邊境帶部隊的時候，好戰者會結黨，怯戰者也會結黨。朝廷中也是一樣，好人會結黨，壞人也會。結黨做好事，對國家能有什麼害處呢？

范仲淹覺得，朝中好人團結起來對國事無害；但宋仁宗覺得，臣僚們抱成一團，對自己是有害的。

同月，范仲淹的支持者歐陽修，又自詡為“朋黨”，公開撰文《朋黨論》，為“好人抱團”正名，還將文章送到了宋仁宗眼前。文章說，“朋黨”是個很正常的東西。自古以來，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皇帝應該做的，不是禁止“朋黨”，而是“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宋仁宗更加不高興了。

他決定終止改革。

這年六月份，改革的反對者捏造了一個流言，說范仲淹有意廢黜宋仁宗，另立新君。流言很蹩腳，毫無可信度，但宋仁宗已不願再表達對范仲淹等人的信任——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而非與人抱團的范仲淹。為求自清，范仲淹只好以防秋為名，離開中央，去地方做陝西、河東宣撫使，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也離開了中央，去地方做河北宣撫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