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英法兩次革命相差一百多年，雖然革命爆發的原因相同，結果自然有差別。英國1640一1688的光榮革命，資產階級與新貴結盟，以清教運動為掩蓋，革命過程中，沒有外國武裝干涉，他們利用農民奪權，同時遏制民主運動的發展，迴避其革命要求，因此在社會底層沒有根本的改變，帶來的社會動盪也就不如法國那樣廣泛和深選。

革命的結果與核心人物克倫威爾1640年革命爆發時的願望相同:建立了代表資產階級同新貴族共同執政的君主立憲制，國王受議會節制，實施宗教信仰自由。經過不斷髮展完善，政體的基本穩定以及海陸並舉的政策，使英國率先開始工業革命，發展迅速，成為老牌資本主義大國。

而其後的法國大革命，作為世界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最典型最徹底的革命，摧毀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共和制國家，動搖了整個歐洲封建制度的基礎。相對於英國君主立憲制的保守和不徹底，法國大革命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更成功的。

但對於法國這個國家來說，結果似乎不如英國成功。

除去共和制和《人權宣言》，從1789年7月14日攻佔巴士底獄，到1830年七月革命，41年的大革命也給法國留下了階級關係緊張，社會動盪不安的遺產。

由於作為民主思想發源地的法國，有孟德思鳩，伏爾泰，盧梭等啟蒙思想家，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廣大人民積極參加革命，有改變自身處境的強烈要求。(多元的社會思潮，也可以說是法國文化的特色)雖然透過雅各賓派的土地立法，使廣農民得到土地，但這場革命所爭取的民主權利，卻最終為少數人擁有，"自由引導人民“的革命目標:民主，平等，自由並未真正實現，留下綿延不絕的社會動盪問題。

從地緣政治上說，法國位於歐洲大陸，不如英國革命，沒有國外的壓力。處死路易十六，使法國成為歐洲各國公敵，引起反法戰爭。

從七月革命，二月革命，普法戰爭，巴黎公社，中法戰爭，幾乎一直處於此起彼伏的復辟，革命和戰爭之中。由此導致的人口增長緩慢，也拖累法國經濟。

公認的看法，到1914年，法與英德相比，更像農民的國家。它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都相對滯後。

而作為兩國革命的靈魂人物，下場都差不多。克倫威爾死去兩年，復辟的查理二世仍將屍斬首示眾，僅存的頭骨，輾轉三百年後，才終於回母校劍橋大學收留。

法國的熱月政變，羅伯斯庇爾等雅各賓派22人被押上斷頭臺處死，觀眾竟歡呼十餘分鐘。在羅伯斯庇爾死後，據說幽默的法華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了這樣一段話:

“過往的行人啊！我羅伯斯庇爾長眠於此，請不要為我悲傷，如果我活著的話，那你就活不成。”

人間正道是滄桑，令人唏噓不已。

英國革命只是法律形式限制了英國國王的權利，確立了英國資產階級政權屬性，是新舊勢力透過內戰形式妥協的產物，註定了英國革命的不徹底性。

法國大革命是在資產階級啟蒙運動影響下，透過動員市民力量，暴力革命，對外戰爭，立法，思想輿論傳播等手段摧毀了歐洲封建機器，因而革命深刻。但由於啟蒙思想有著理論不成熟的一面，為理想中的平等自由，法國各革命派別為各自的施政理念相互血腥殘殺，因而遭到包括英俄在內歐洲封建君主恐懼，干預找藉口，進行了聯合軍事絞殺。法國大革命的失敗是法國曆史地緣環境，反法同盟干預，法華人革命思想不成熟內鬥搞大的必然結果。

啟示：革命要循序漸進，不能脫離現實國情，否則革命越徹底代價越高昂，就像法國大革命一樣，沒有最後贏家。

在《西方文明史手冊》中，威廉·麥克尼爾在探尋18世紀歐洲國家國內政治的組織時，重點敘述了法國的絕對主義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這兩種制度的差異幫助我們解釋了為什麼法國爆發了大革命而英國沒有，他說的這段話在編者看來特別重要：“在英國，地方政府的實際工作很大程度上由鄉紳和自由民所掌控，中央政府的政策一般反映的是地主和商業階級的利益。而在法國，政府的政策和行政則主要由一個宮廷派系和一個多少能自我維繫的官僚體系來控制，這兩個團體與絕大多數法華人相隔絕。”

法國的絕對主義

法國國內治理的歷史與那些更晚近的和更東邊的國家相反。在自己統治的前期，路易十四制定了許多在之後被認為是開明專制的政策。科爾伯特煞費苦心地為商人和實業家增加財富；另一位大臣魯瓦侯爵（Marquis of Louvois）也對法國軍隊給予了類似的關注。路易自己則向人們展示了政府這個巨大的產業，此外他還親自對他的大臣進行監督。正如我們所見，在這種管理之下，法國躋身為一流歐洲大國。

路易十四在科爾伯的陪同下參觀皇家科學院

在路易十五（1715—1774）統治下，法國政府效率的下降依舊沒有得到抑制。改變或改革制度的嘗試遭拋棄；一個程式化且經常出現腐敗的政府不是幫助而是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公開的批評不斷增多。然而法國的商業和工業在18世紀仍舊以極快的速度發展；但這種增長所帶來的影響僅僅是讓中產階級對管轄自己的公共行政越來越不滿。

中產階級最不滿的是一小部分貴族和高階教士享有特權，而自己卻被排除在外。許多貴族從國王那裡領取養老金；所有貴族都可以免除一些特定的稅收。政府和軍隊中的高階職位為貴族出身的人保留，晉升則常常依靠官場上的熟人，而不是看一個人的能力。這個充滿了風流韻事的國家在許多人看來是一個很好的享樂之所，但卻是不公正和非理性的。

中產階級的不滿還不止於此。由於國王有權在不給出任何理由的情況下逮捕某人，並根據自己的意願決定其關押的時間，所以司法機構有時候飄忽不定。法國沒有統一的法律體系。到了18 世紀，高階政府官員群體卻成了一個近乎隔絕的種姓，也就是穿袍貴族，他們只比中世紀封建階級的後代——佩劍貴族——少一些特權。

另一種不滿來自中世紀莊園體系的遺留，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法國農民和心存不滿的資產階級站到了一起。混亂的稅收體系和不平等的稅收負擔，不僅遭到農民，也遭到城鎮居民的憤恨；而政府的許多經濟規章的逐漸荒廢，也使國王最富有的臣民中的一大部分人越來越失去了耐心。

為大多數法華人的不滿代言的是眾多自稱哲人（philosophes）的作家和政論家；但他們的鼓動並未引起法國統治集團的注意，直到財政危機的到來，統治集團才被迫開始對政府體系進行重組。政府瀕臨破產的首要原因是對外戰爭的消耗，在特別的緊急情況下，效率低下的信用和稅收體系經不起對政府收入的輕易揮霍。增加新稅的嘗試受到國王自己的一些官員，特別是所謂的最高法院（Parlements）法官的抵制；中央政府缺乏擊垮反對者的決斷力，而反對者則得到活躍的民意的支援。

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1774年登基時進行了一些缺乏熱情的嘗試，試圖給陷入混亂的法國政府重新樹立秩序。但他同樣遭到宮廷勢力集團的憎恨，並於1781 年被解職。此後，政府的財政每況愈下。對英作戰（1778—1783）的花費和對美國革命者的援助耗盡了國庫。一系列緩解政府財政困難的補救措施均告失敗，1789年，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路易十六同意召開三級會議，指望它能夠解決政府的財政問題。但三級會議卻反而拉開了法國革命的序幕。

英國的立憲君主制

同歐洲大陸上的國家不同，源於中世紀的代議制度在17 世紀的英國仍然強勢。議會在這清教革命運動的早期階段擔任了領導者的角色，並於1640 年至1641 年通過了一系列的法律嚴格限制君主的特權。當查理二世（1660—1685）復辟了他父親的王位時，他承諾遵守議會之前所頒佈的法律。隨著查理二世的復辟，大規模的反清教運動席捲英國。英國國教被再次確立為國家宗教，人們的思想也普遍地從宗教轉移到了其他問題上。

查理二世

英國的貴族中包括了許多由商人階級躋身貴族之人，這種貴族制開始統治了政治生活。代表了土地紳士以及城鎮富裕階級的議會控制著中央政府。鄉紳和自由民則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地方政府，他們扮演著常常是沒有薪水的地方行政官的角色。因此，英國政府也得以免除統治著大陸國家政府的領薪的職業官僚體系。人口中的其他團體，包括國王和國王的宮廷，都只能透過在議會中贏得一些成員的支援來施加間接影響。

不只是查理二世，他的繼任者詹姆斯二世（1685—1688）同樣不喜歡議會對王權所施加的限制。在自己統治的末期，查理和議會陷入齟齬，他在沒有議會的情況下統治了四年。當查理的繼承人詹姆斯公開支援羅馬天主教時，宗教對抗再次出現。議會中的一個團體試圖將詹姆斯從繼承人選中除名。這個團體，也就是後來的輝格黨，沒有取得成功，原因在於議會中的大多數人（託利黨）擔心世襲原則的破壞會再次導致革命。從關於詹姆斯二世登基的爭論開始，議會分裂成兩個迥異且一定程度上是永久性的有組織的政黨。現在的英國保守黨便來自17世紀的託利黨，而輝格黨則發展成為今天的自由黨。

結果在輝格黨領導下，議會發動了一場密謀。他們從荷蘭邀請來瑪麗的丈夫奧倫治的威廉。1688年當威廉抵達英國時，受到了支持者的熱烈歡迎，詹姆斯則逃到了法國。倉促召集起來的議會將王位共同授予威廉和瑪麗，同時也小心地起草了一套新的條款——《權利法案》，兩位新的君主接受了法案。根據《權利法案》中的條款，議會成為絕對的、毫無爭議的英國政府最高權威，獨掌徵稅和授權維持軍隊的大權。

威廉和瑪麗接受《權利法案》

對詹姆斯二世的廢黜常常被稱作是光榮革命。1688年的這場革命除了幾乎沒有流血以外，還標誌著英國向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政府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這次繼承事件在接下來的三代中加快並深刻影響了英國特殊的政府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奧倫治的威廉的興趣主要在對外政策上，威廉對把英國的管理權交給議會感到滿意。他確立了任命議會多數黨成員擔任各個大臣來管理國家的慣例。在威廉看來，這一安排輕鬆地避免了與議會之間惱人的摩擦；然而這一慣例所帶來的影響卻是擴大了議會對政府行政權的控制。

安妮女王

1714年安妮女王逝世時，議會無視詹姆斯二世之子的繼承權，而將王位獻給了斯圖亞特王室的一位遠房表親—漢諾威選帝侯，也就是之後的英王喬治一世。喬治一世和他的兒子喬治二世都是德意志諸侯，兩人中沒有一人曾學會流利地說英語。和奧倫治的威廉一樣，他們主要的個人興趣在大陸的祖產上，他們十分樂意把對英王國的管理權留給議會。

因為喬治一世不懂英語，所以他一般會缺席與他的大臣的會議。因此大臣們（或按他們集合在一起時的稱謂—內閣）開始自己組織會議和決策；國王則定期批准他們的決議。一段時間後，這一先例具有了一種約束力，英國國王最終變成了一位有名無實的國王。

在漢諾威王朝的前兩位國王統治時期，出現了首相一職。羅伯特·沃波爾爵士（Sir RobertWalpole）在很長時間裡得到議會的支援。沃波爾擔任首相的時間已經足夠長到確立一種相對穩定的慣例，即由首相來挑選內閣大臣。最終，由國王詔令議會多數黨領袖組閣成為英國政府的一項原則，而國王選擇“他的”大臣的權力則淪為一種形式。

羅伯特·沃波爾爵士

所以政府內閣制幾乎是在偶然中建立起來的，內閣制的優勢是它具有顯著的靈活性，民意和政黨力量的變化幾乎都可以透過政府行政的適當變動得到自動錶達。然而我們不應就此認為18 世紀的英國政府代表了所有英華人。議會的許可權非常有限。一小部分被選舉人或者甚至是一個大地主控制了大量的議會議席，他們可以透過威脅或賄賂的手段讓選民投票給他們預定的候選人。因此，在17 世紀和18 世紀早期，英國政府實際上實行的是寡頭政治，立憲君主制只是形式而已。

喬治三世（1760—1820）在英國長大，從他的興趣點和關心的問題來看，與其說他是漢諾威人，不如說他就是英華人。他不滿於繼續做一個虛位君主，而是積極參與議會事務。在漫長的在位時期的早期階段，喬治三世就試著在議會中建立一個國王的政黨來實行真正的統治，而不僅僅是當一個國王，他的嘗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但國王在北美殖民地的政策的失敗，加上美國獨立戰爭局勢的逆轉動搖了喬治在政府參與中的積極角色；在其統治後期，因為喬治的間歇性精神失常，英王統而不治的先例更是得到了確立。

18 世紀下半葉，和法國一樣，英國國內要求改革的情緒也開始醞釀起來。在與殖民地的戰爭失利以後，一個改革派政黨要求對議會席位進行重新調整，以使其更符合人口分佈的情況。但這些努力還未見成效，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就使人們失去了對所有改革嘗試的信任，在接下來的四十年中，英國的政府機構組織沒有發生任何重大的變動。

18 世紀英國和法國的政治生活之間最明顯的反差，可能要屬兩國上層和中產階級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在英國，地方政府的實際工作很大程度上由鄉紳和自由民所掌控，中央政府的政策一般反映的是地主和商業階級的利益。而在法國，政府的政策和行政則主要由一個宮廷派系和一個多少能自我維繫的官僚體系來控制，這兩個團體與絕大多數法華人相隔絕。

同樣，英國貴族成員的資格也和法國的不一樣。在英國，商業和土地所有權之間的聯絡更為緊密：許多人在透過貿易致富以後，都以購買地產和將自己變成有土地紳士的方式來獲得社會地位。而與之相對應的是，許多土地所有者會將他們的一部分資本投入到工商業中。在法國，貴族中的血統傲慢和對商業追求的鄙夷更加根深蒂固；依靠自己獲得成功的人要進入貴族這個迷人的圈子也更為困難。即便是在一些為數不多的成功例子中，這些人也會很快斷絕自己與商業或工業活動之間可恥的聯絡。因此，作為一個整體的法國貴族傾向於淪為社會的寄生蟲；而從大體上來說，他們的特權和輕浮作風也使自己暴露在了知識分子領袖和中產階級的嫉妒和攻擊之下。

這些差異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法國爆發了革命而英國沒有。另外，這些差異還應該加上英國衛理宗（Methodism）的社會影響。18 世紀末的衛理宗的宗教復興和13 世紀的方濟各運動一樣，使傳統的宗教組織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英國的新興工業城鎮而言，衛理宗不僅教導人們要服從既定的權威，還要求人們堅定對上帝根據自己的好惡分配給每個人的人生道路的信仰；而且轉移了英國勞工階級（衛理宗的主要支持者即來自於這些群體）的精力，將其力量進行重組，把他們彙集到宗教渠道上。之後的事實是，每當法國爆發革命，許多英華人就會將愛國主義和保守主義等同起來，這扮演了強大的政治變革的剎車角色。

這要牽扯到兩國國情問題

首先說明一點，由於日不落帝國的強悍和光輝使得與其爭霸數百年的法國看上去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多方面都毫無建樹。這點認識本身是錯誤的，法蘭西總體來講是成功的，她的改變磕磕絆絆但卻完成了轉身------君不見西班牙不思變通淪落為二流國家，奧地利坐吃山空惡瘡滿身。無奈前有不列顛壓人一頭，再有普魯士後起之秀，法蘭西看似就不那麼耀眼了。

革命是一個貫穿整個近現代史的字眼，它如同烈火一般焚燒，將舊的帶走並孕育出新的。作為最廣大群體的底層人民，他們的訴求是徹底的改變，變天變地，將一切都抹去後重新去設計建造。而有產階級的目的是部分的改變，是妥協。因此對於英法兩國來說，領導革命的派系是兩國走上不同道路的關鍵因素。英國內戰乃至光榮革命的雙方是國王和議會，1789大革命乃至1848大革命的雙方是保王黨和共和黨-----貴族和平民。那麼區別就在這裡，引領變革的群體不同。

並不是只有法華人才會出現雅各賓派等極端勢力，英國內戰後，受限於當時人們的思維，國王即便被羈押也是國王，王室的神聖性不可侵犯，以克倫威爾為首的派系為自身安全及利益考慮必須處死查理一世，於是出現了一個“愚蠢大膽的普萊德上校”。查理一世被梟首示眾，而英華人悲哀的發現護國者克倫威爾比查理一世有過之無不及。然而他們無力去推翻這個統治者，只好迎回查理一世的兒子查理二世-------繼續做她們的國王。沒有國王的國家在當時不可思議，體制還是老一套，但觀念有了變化，你國王得守規矩否則議會不合作你就玩不下去。查理二世尚且明白然而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越界了，英華人趕走了詹姆士二世並邀請其女婿荷蘭的威廉成為其國王。相對弱勢的外來國王和較強勢的本土貴族之間終於形成了平衡，英格蘭半個世紀的內耗結束，英華人以英華人自己的方式完成了革命，貴族們發現一昧地抹殺過去便無法贏得未來，只要形勢允許，權衡之下的妥協比你死我活的競爭更可取。這點被大清帝國的官僚們貫徹的非常好

浪漫的法蘭西人在政治一事上絲毫沒有體現出一點浪漫情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在太陽王的手中登峰造極並稱為Continental各國君主爭相效仿的物件。極權體制下對國家資源的高度整合利用以及法國本身雄厚的國力使得法蘭西在與Continental各國的爭霸之中一度無敵。但勝利無法永恆，一旦危機失敗接踵而來，那麼改朝換代勢不可擋，政權對底層的高壓政策使得整個法蘭西的制度和階級對立迴旋餘地遠不如英國。三級會議是一個妥協的平臺但高層關閉會議的舉動使得這種協商最終失敗，大革命的爆發是歷史的選擇，但大屠殺的到來是革命瘋狂的體現-----如同曾經的英國。即便共和的理念相較於一百多年前已經有了長足發展，但法華人民習慣於有一個強悍的天才去帶領他們走向輝煌-----拿破崙·波拿巴的出現萬眾矚目。開明的君主制不失為一條可選擇的道路，但拿破崙窮兵黷武的國策耗盡了法國的國力，也耗盡了國運。滑鐵盧兵敗如山倒，普魯士的崛起和不列顛鼎盛時期的到來讓法華人意識到自己不再是最輝煌的那一個。最後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內耗讓法蘭西與一流國家漸行漸遠。競爭者們的成長髮展望塵莫及。等到國家終於大定，已經是1870年代。日不落帝國光芒萬丈，德意志帝國成為Continental第一，大洋彼岸的美利堅已經崛起。革命與復辟讓法國失去了與對手較量的實力。

籠統地講，英華人革命最後選擇改革不要人命，法華人每次革命都非常徹底，保王黨和共和黨對對手的殘忍甚於對他華人，但最後也選擇了妥協------1875國民議會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間投票，共和制以一票優勢確立，同時法蘭西保留所有貴族的權力土地財富，史稱“一票共和”。

細則上來講，英格蘭的貴族階級----包括日後的資產階級實力相較於法蘭西更強大，商業的繁榮使得貴族相較於國王實力差距更小，平民階層尚未在政治上有所動作時貴族階層已經開始運動。而法蘭西國家體制註定了貴族/資產階級這一中間階層勢力被限制實力不如英國同行。特別是路易十四等君主大力打壓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法國有產階級發展受到遏制。後期隨著工業化浪潮以及資本發展的大勢下法國資產階級在革命與復辟的大背景下艱難成長。穩定的政治環境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在英法兩國上體現的淋漓盡致，同時經濟文化的發展對政治的推動也不言而喻。

法蘭西並不是沒有過機會繼續強大，最好的機會來自於科西嘉的矮子------拿破崙執政時期。拿破崙戰爭時期法蘭西與她的敵人幾次合約，國內拿破崙法典頒佈，資產階級政策相繼出爐。相信此刻皇帝專注於治國，已經改頭換面的法蘭西能夠重回路易十四時代乃至更加輝煌。然而皇帝本人眼裡揉不得沙子，窮兵黷武的國策固然有皇帝本人的主觀因素在內，但同時國內黨派傾軋的矛盾需要戰場上的勝利去沖淡。總而言之，法蘭西永遠地失去了它再次成為歐洲第一的機會。

對法國而言，跌落神壇便是失敗，但磕磕絆絆國家走了過來並維持住了繁榮。大英帝國三百年榮光在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面。兩國的發展之中，革命是一個關鍵點，正如那句話所說，人的一生有很多選擇，但關鍵的也就那幾個，人生如此，國家亦如此，治大國若烹小鮮，如是也。

法國大革命雖然看起來比較徹底，但是其目的只是想為本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障礙，並且沒有喚醒廣大民眾的覺悟，從而失去了民眾的支援，一旦遭遇頑固派的反撲，失敗就是在所難免的。

法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很多，其中的一方面原因是，革命未能避免被民族主義情緒裹挾，最終走上暴力對外擴張道路，引來周邊國家的反彈和聯合壓制。

在民主化起步階段，政治精英們究竟有多大可能性，成功地向普通民眾販賣民族敵意和民族主義狂熱，取決於這個即將民主化或剛剛開始民主化的國家，在政治制度和社會發育層面為精英們的這種操弄提供了多大的空間。比如說，假設這個國家在民主化之前的官僚科層體系已經相對比較發達，但是公共辯論的空間非常狹小逼仄，那麼在民主化剛剛啟動、言論空間剛剛放開的階段，手頭積累了大量資源、壟斷了相當大部分媒體渠道的體制內精英，就可以趁對手立足未穩之際，在言論市場上形成壓倒性的優勢，完全主導公共議程的設定，隨心所欲地販賣民族主義迷思；相反，倘若在此之前，這個國家已經有了相對比較壯大的中產階級、相對比較成熟的公民社會、相對比較獨立和專業的記者與媒體網路，那麼精英們在販賣民族主義時，就會遭到不同立場觀點的更有力的批判與反制，相對比較難以形成氣候。

在法國大革命中，新興的精英集團伴隨著民主化過程本身而誕生、並引領著民主化的程序，如果把這個新興的精英集團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其切身利益其實並沒有受到民主化過程的太大威脅；但是由於在舊制度下，公民社會發育得太不健全，媒體從業者長期受到壓制而缺乏專業素養，因此在民主化起步階段，民眾蓬勃而出的參政熱情無法被有效地疏導和聚焦到恰當的政策議題上去，而精英集團內部的各個派別為了在權力鬥爭中勝出，紛紛倉促地試圖對這股熱情加以利用，爭著比同僚們表現得更加愛國、更加警覺、更加強硬。從1789年到1791年，關於周邊國家將如何合力顛覆新興的法蘭西共和國的陰謀論，在報刊媒體和議會辯論中，從一開始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勢，連精英們自己也深陷其中，欲罷而不能。這一波基於革命信念的陰謀論和民族主義狂熱，最終被拿破崙所利用，成為法國對外軍事擴張的動員手段。

與此相反，英國革命催生的“公民式的民族主義”，雖然也有可能引發衝突，但衝突的機率和幅度比另其它形態的民族主義都要小得多。為什麼英國的民族主義能夠以更公民化的形態出現？因為在此之前，英國已經有了執行很長時間的議會，和相對開放和成熟的媒體與公民社會，同時由於轉型過程相對平和，政治精英們並沒有感覺受到太多來自民主化的威脅。因此在議會權力逐步增強、選舉權範圍逐步擴大的過程中，雖然英帝國也在全世界四處殖民、英國內部也存在愛爾蘭獨立運動等民族衝突，但與同時期以及後來的許多新興民主化國家相比，英國的內政外交都表現出強烈的審慎特徵，偏重於透過斡旋而非交戰來解決爭端。

題目中的“徹底”說白了就是“暴力”。相比於英國革命後貴族階層保留了參與治理的權利，法國大革命經常是掃蕩式地對貴族階層進行清洗。只要跟舊的統治階層沾邊，一律奪命，更別提能夠參與治理。想起資產階級革命家羅伯斯比爾的一句話：路易十六必須死，因為共和必須生(Louis doit mourir, parce qu’il faut que la patrie vive)。

（路易十六畫像）

這個口號雖然聽上去很能激起鬥志，但是仔細推敲一下這種邏輯非常危險。如果說我們為了改革制度而要消滅某個階層的所有人，這犯了一種叫罪惡聯想(guilt by association)的錯誤。另外，想象一下，幾百年來，同一階層的人一直在治理國家，他們把好的或壞的經驗代代相傳。他們與被統治階層之間也缺乏溝通。於是，當唯一一批有管理經驗的人被殺，工人和農民也不懂得如何組建政府、管理國家，社會就出現了權力真空。短期內，若是沒有合理的權力過渡機制，就很可能會出現惡性競爭，舊勢力的復辟，乃至長時間的騷亂和動盪。

（法國油畫《自由引導人民》）

如此說來，“徹底”並不一定是革命是否能成功的標誌。

跑一下題：曾經有研究表明，許多前法國殖民地如今要比一些前英國殖民地要腐敗，經濟發展更落後。有學者認為，因為英國在殖民時，會在當地選拔人才並讓他們接受英式的管理培訓。當殖民結束後，這些當地人繼續留下做治理，權力更替更平穩。而法國在殖民時通常派法國官員到殖民地就任，當地獨立以後這些官員離開，就出現了權力真空，這被認為給日後的政府治理的混亂買下了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