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 大臣有文集和日記的很多啦

協辦大學士 紀曉嵐、協辦大學士徐桐、陝甘總督畢阮、湖廣總督林則徐、太子太師翁同酥、兩江總督曾國藩、閩浙總督左宗棠、北洋大臣 李鴻章，另有官名不祥，戴震、龔自珍、魏源等等 都有自己日記文集啦 一般來說 清代晚期大官僚都有文集日記滴

陶澍（shù）

（1779年—1839年），字子霖，一字子云，號雲汀、髯樵。湖南安化人，清代經世派[1]主要代表人物、道光朝重臣。嘉慶七年（1802年）進士，授庶吉士，任翰林編修，後升御史，曾先後調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使和巡撫。道光十年（1830年），兩江總督，後加太子少保，任內督辦海運，剔除鹽政積弊，興修水利，並設義倉以救荒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病逝於兩江督署，贈太子太保銜，諡號文毅”，入祀賢良祠。有《印心石屋詩抄》、《蜀輶日記》、《陶文毅公全集》等。

張之洞

　　張之洞其人“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為大言”，是晚清有名的清流，而最終成為一代重臣。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張之洞已經是當時的名臣了，1895年，張之洞積極支援康有為發起的強學會。1896年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曾發官方檔案要求湖北全省公費訂閱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　　但當他發現《時務報》連續發表批評朝廷的文章時，張之洞警覺了。1898年，張之洞開始撰寫《勸學篇》。此著作堪稱張之洞為自己後來的仕途危機預設的一丸“解藥”，此是後話。《清史列傳》卷六十四載：“是年刊佈所著《勸學篇》，以示天下學者。”

　　《勸學篇》共二十四篇，四萬多字，“……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所謂“本”，指的是有關世道人心的綱常名教，張之洞認為不能動搖；所謂“通”，指的是工商學校報館等事，張之洞認為可以變通、舉辦。他主張在維護滿清君主專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國家的技藝，並以這種新技藝“補”專制、舊制的“闕”。

紹英

紹英(1861-1925)，滿洲鑲黃旗人，馬佳氏，字越千。初入仕途，以廕生資格任職於工程處。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侵華前後，任職於步軍統領衙門，辦理警政。光緒二十八年(1902)任京師大學堂提調，次年授商部左參議，不久升任右丞。光緒三十一年(1905)奉派與載澤、端方等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臨行遇刺，未能成行。隨後署理商部左臣，擢任戶部右侍郎、度支部左侍郎。宣統三年(1911)七月，署度支部大臣。清帝退位後，在溥儀小朝廷中任總管內務府大臣。紹英政治態度平和，為官有清廉的名聲，處事謹小慎微，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稱紹英“恭順”，是“出名的膽小怕事的人”。他勤奮好學，畢生留下日記40冊，現存33冊。紹英長期位居清廷核心，親身經歷了晚清皇族內閣、五大臣出洋、清帝退位、張勳復辟等重大歷史事件，日記中對事件經過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述。

　　庚子事變前後，紹英任職於工程處與步軍統領衙門，他的日記中對八國聯軍在北京的暴行有簡略的記載。紹英《光緒庚子年避難日記》七月廿三日條記載：

　　闔家在西北小院暫避，日本兵八名來搜，索銀表等物而去。

　　滿族親貴紹英的家，在七月二十三日(8.17)遭到日本軍隊的搜查與搶劫。其他民居市肆，所受驚擾、劫掠與破壞，可以推知。

　　紹英雖然並不負責外交事務，但對清廷與各國交涉的情形多有所聞，在其1901年的日記中有多處相關記載。比如：

　　(二月)十四日。敬齋翁來，談及各國已將二次禍首單交出，共九十餘人，內有松鶴齡、俞廉三、榮伯衡、延錫之，又有胡廉訪、長繼超，皆革職，尚有發遣者、交中國檢視者。又洋界地段事已派瑞良、烏珍暨順天府派員會同查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