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穿插游擊隊
-
2 # 橫海聽泉
大洋是指民國錢幣,色括民國時期的袁大頭,孫小頭。印著老鷹和蛇的墨西哥銀元鷹洋,印著不列顛女神的英國銀元站洋。還有四川軍政府造的廠洋。
大洋在民國時期能買多少東西呢?
在1912年的北京,一塊大洋能買六十斤普通大米,摺合現在一百五六十元。
1914年,一塊大洋能買44斤大米。
1931年的廣州,一塊大洋能買25斤大米。
1937年的成都,能買16斤大米。
在當時城市糧價逐年走高,大洋的購買力逐漸變低,但不管怎麼變,大洋的購買力沒有劇烈變化,至始至終是硬通貨。
來看著大洋現在的價值,民國時期幾種大洋價值差異不大,主要是含銀量不同。現在進入收藏領域,鷹洋,站洋依品相在三四百之間,袁大頭普品八九百。小頭略低於大頭。
袁大頭普品十多年前八十,上漲了十倍。原光品相一幣一價,價值一千以上,多數進了評級盒子,市面上很少了。
-
3 # 上古泉藏
挺高的,1912年的北京,一塊大洋能買六十斤普通大米,摺合現在一百五六十元。
1914年,一塊大洋能買44斤大米。
1931年的廣州,一塊大洋能買25斤大米。
1937年的成都,能買16斤大米
-
4 # 霸級大狂風
我認為
在當時的北京下魯迅當了教育部的老師,這時候的月薪在350塊大洋左右,而胡適當了北大的教授月薪是240塊大洋,而那時候的毛主席只有8枚銀元,普通老百姓過生活一塊銀元足以溫飽。
那時候的袁大頭是含銀的,一塊大洋裡面含銀23.9克,按照當時的消費水平和購買力來看一塊大洋是能買到20斤米和8斤豬肉的,今時今日的比較來看這兩樣加起來需要200塊的。
當然了普通人不能和魯迅比,普通百姓沒有什麼別的大的開銷,一開始一塊大洋養活一家人一個月足夠了,民國後期,由於大洋的貶值通貨膨脹,所以一塊大洋只能養活一個普通一家人半個月的生活,由此得出結論,民國前期,一塊大洋相當於現在800至1000人民幣,民國後期一塊大洋,相當於現在200至500人民幣。
現在銀元價格
1、由於不同品相的銀元價格相差極大,本文所採用的參考價格為通貨品相的價格。(注:通貨普品指普通版式,品相一般,有些會有磕碰,綠鏽,戳記等現象,通貨非所列圖片)。
2、這裡的價格僅供大家參考,實際成交情況還得根據單枚銀幣的具體品相和版式而定。
袁大頭三、九、十年 通貨品相在830元左右,美品900元以上。原味精美品處於慢牛行情。 三年甘肅版通貨1000元左右。袁大頭九年精發:
普品1100元左右,美品1300元以上,原味精美品可多關注,強勢熱門有潛力。
袁大頭八年
普品2000元左右,美品2800元以上。一直保持良好的搶手趨勢,原味好品價格堅挺。
在以上的分享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都是個人的意見與建議,我希望我分享的這個問題的解答能夠幫助到大家。
回覆列表
作為民國時期的“硬通貨”,“大洋”在民國不同年月,購買力也有差異。
若論“民國初期”,那值得說說的,就是北洋時代(1912—1927)。
“北洋時代”的“一塊大洋”有多值錢?
經典民國劇《大宅門》裡,就有生動呈現:作為老北京土豪的男主角白七爺“縱驢行兇”,放任自家毛驢吃了包子鋪八籠包子,氣的包子鋪老闆哇哇大哭。
面不改色的白七爺,輕鬆一句“開眼吧小子,我這牲口就愛吃帶餡兒的”,接著甩出一塊大洋,果然叫包子鋪老闆破涕為笑:“那位爺,您這牲口什麼時候餓了就上我這兒來。”
以學者李開周的考證,在1914年的上海,一塊大洋可以買44斤大米。
對比現代大米價格的話,換算下來約等於145元人民幣。
論其購買力,在那時更是豐富:
在1914年的上海,拿一塊大洋下館子,可以吃四五道菜的套餐,全是牛扒、燒雞、火腿等“硬菜”。
1917年時,北大新入職的青年教授,哪怕每頓都吃“兩碟菜一碗湯”的精品餐,每月也花不到九塊大洋。
甚至北洋時期的北京,六個人去東來順涮頓火鍋,也就花一塊大洋。
所以也就能明白,為什麼《大宅門》裡,收了白七爺一塊大洋的包子鋪老闆,為什麼立刻樂得滿臉開花:
八籠包子賣出一頓“精品套餐”的錢,擱誰不得樂?
如此購買力,也造就了許多民國名流筆下,與“大洋”有關的幸福生活。
以民國曆史學家顧頡剛的話說:“那時(北洋時代)北京的生活費用真便宜”。
而北洋時代的各位“大師”“文豪”們,也常妙筆生花,精緻刻畫當時衣食住行的生活趣味,叫百年後的讀者讀起來,都是滿滿民國優雅風情撲面。
再參考一下他們的工資,就更能體會在民國初期用大洋,是怎樣的“幸福”:民國的正教授,月薪三百到四百大洋,普通教授月薪一百八至二百八大洋。
報館的名家主筆們,月薪也在二百大洋左右,1918年初出茅廬的茅盾出版一本暢銷書,稿費四百塊大洋起。
1917年入職的胡適,拿著到手的每月二百八十塊大洋,激動的給家裡寫信報喜:“適初入大學便得此數,不為不多矣。”
而日常消費呢?
除了吃飯之外,1918年在北京租一座有十七間房且黃金地段的四合院,租金只需二十塊大洋。
就算是買房,1925年在北京西直門大街買一套有四十間房,且“帶電燈、電話、花房、車馬”的豪宅,全款也就五千五百大洋,相當於大學正教授最多十八個月的薪水。
對於北洋時代的精英們來說,就算不賺外快只吃“死工資”,這大洋,也是躺著花都花不完。
如此“躺著花都花不完”的幸福生活,也變成了多少“民國劇”裡的風花雪月,更叫多少票友們熱情憧憬:這民國的風情生活,真是這麼“工資高物價低”?
別忙,瞅瞅其他人的收益。
就比如同為教師,比起高工資的大學老師們來,佔北洋教師數量百分之九十的小學教師們,又有多“富裕”?
學者裴毅然考證,在北洋時代教育發達的河北省,小學教師“法定最低月薪”是十六塊大洋,實際大多四五塊大洋。
在經濟發達的浙江等東南省份,小學教師月薪七、八塊大洋都是常事,還常被政府拖欠。
這鮮明對比,也就造成了咄咄怪事:一邊是“大師”雲集,另一邊是文盲遍地,中國的文盲率,長期保持在80%的“高水平”。
教師收入都如此懸殊,那麼其他行業呢?
一位新中國戰功赫赫的元帥,就曾在回憶錄裡寫下辛酸的一幕:1917年,16歲的他在河北阜平縣一家小店裡,當了一年學徒工。年尾拿到了三塊大洋。
當時的他十分高興,因為“我從來沒有拿到過這麼些錢”。
小學徒工辛苦一年,也就能掙出年輕教授們十天的飯錢。
那工人們呢?
就以北洋時代工人裡“高收入”的北京鐵路工人來說,以民國《交通史路政編》的統計,北洋時代北京鐵路工人的平均年工資,約為127塊大洋。
而1918年清華教員狄登麥調查:當時北京城的五口之家,每年的最低生活費是100塊大洋。
這“年薪”,真不富裕。
而放在北洋時代作為“冒險家樂園”的上海呢?
對於上海工人們來說,這“不富裕”恐怕都是奢求:以《上海市政府公報》的統計,上海工人的工資,多在10至25塊大洋左右,開支卻大得多,租房等開支都各種貴。
比如工人租的“上等住屋”,都是四五家合租一套,四五口人擠一屋,衛生條件“汙水垢物…狼藉滿地”。
這還是“上等”的。
如此環境,怎能不疾病叢生?
可看一次門診就要花一塊大洋,急診要十塊大洋。
大多數時候生病,工人都是硬扛。
以當時“社會局”的調查:當時上海的公認家庭,三分之二都是入不敷出。每個工人家庭每年的藥費開支,只有不到兩塊大洋。
一塊大洋對於他們來說,有時真能救命。
而要論更艱難的,莫過於那個時代人口占大多數的農民們。
就以河南的佃農們來說,北洋時代的河南,每畝地的地租在三塊大洋至十二塊大洋之間。放在“大學工資”裡,這錢不算啥。
可對於佃農們來說,這卻是筆沉重負擔。
而且當時河南流行“死分收”,就是別管收成如何,租金必須要提前交。
苦佃農們辛苦一年,基本就剩不下什麼錢。
那就外出打零工?當時各地的農村僱工,工錢最多就是每天一角大洋,比起城市產業工人來,都是差距巨大。
當然,對於北洋時代的那些常在文學作品裡“開明”“愛國”的“大帥”們來說,一塊大洋當然不算什麼錢。
以曹汝霖《民初外交回憶》記載,當時北洋政府每月開支兩千萬元,但月收入只有1200萬元。
除了拉饑荒,還拼命擴充軍費:一九一九年的民國軍費,就高達二點一七億大洋——主要是老百姓買單。
所以,就是在號稱“民族工業短暫春天”的北洋時代,“大帥”們的橫徵暴斂也從沒停:江蘇的田賦七年增長一倍,附加稅增加五倍。
河南的捐稅多達五十四種,田賦從1920年起開始“預徵”,每年都把後幾年的田賦一併徵完。
吳佩孚還在河南強制種鴉片,每畝收稅八塊大洋。
那正處於“春天”的民族工商業呢?
單是天津曾經發達的麵粉業,就在北洋重稅下大半倒閉。上海菸酒總會還算了筆賬:
一罈燒酒從上海運到北京,一路要收三倍的附加稅。
一擔菸絲從福建運到浙江,就要被壓榨三十多元捐稅。
這“春天”有多繁華?
可以想。
當然,在這“春天”裡,民國“名流”們的財也不少發,1920年旱災,直係軍閥曹錕親手摟走了300萬大洋的救災款。
軍閥趙倜禍害河南八年,摟走的錢款就有四千多萬大洋。
對於他們來講,一塊大洋雖然不算多少錢,但也絕不會輕易花到老百姓頭上——北洋時代以城市汙穢著稱,要改善城市環境,平均給每個老百姓每年花一塊五毛大洋就可以。
可實際上,這麼一筆“小錢”,北洋政府都捏著荷包——民國各城市的公共衛生開支,最多隻佔政府開支的百分之七,均攤到每個市民身上,竟不到一元錢。
以這個意義說,軍閥們看不上眼,“大師”們“當小錢”的一塊大洋,對於民國絕大多數普通百姓來說,實在是一筆無比重要的錢。
看懂這筆錢的價值,也就看懂了那個落後捱打的時代裡,多少值得深思的,繁華與苦難下的民生。
參考資料:李開周《一塊大洋能買什麼》、裴毅然《民國初年文化人的收入與地位》、徐向前《徐向前回憶錄》、李文樓《民國時期河南土匪研究》、裴長洪《西原借款與寺內內閣的對華策略》、趙豔萍《民國時期蝗災與社會應對》、孫自儉《民國鐵路工人群體研究》、嚴奇巖《民國時期教師生活待遇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陳宇《西原借款問題新探》、胡紅梅《民國公共衛生體系及其與疫災的互動》、謝廬明、蔡宇龍《民族主義與文化運動:1930年代的強迫識字運動》 、陳明遠《胡適的經濟生活》、舒同《民國時期的房價》、唐博《清末民國北京城市住宅房地產研究》、劉秀紅《民國時期的疾病與工人的社會保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