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為低等級的貴族，是貴族中的末流，同時社會等級又高於庶民。春秋至戰國，社會激烈動盪，作為貴族末流，士的身份也不是一層不變的，有計程車往下流成為庶民，而庶民中優秀的分子透過學習文化知識，取得社會地位，又上升為士。在社會大變局中，士對社會影響是多方面的，在文化上，士承載道統，著書立說，是文化學術的主要傳承人，是學術繁榮的主要推動者，在社會實踐上，士是各諸侯國爭取的主要物件，深刻的影響了諸侯國的興衰成敗。士的主要資本就是其知識資本，不仕則收聚門徒，講文論道，出仕則為國君建言獻策，富國強兵。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諸侯為其臣下制定的爵位,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中士、下士，總共分為五等。因此，士雖然分為上中下，其實在封建制裡面已經處於末流。

我們從士的社會地位也可以看出:

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

根據《左傳》裡面的記載，可以看出，在封建等級中，士的僕從僅僅是身邊的諸子弟，但是社會地位高於庶人，工商業諸人。因此，士就其地位來說處於末流貴族與平民之間。

當然，春秋戰國戰亂頻繁，有的諸侯國被滅國，有計程車大夫被滅家，因此諸侯，大夫身份遭到鉅變，士的身份也遭遇鉅變。士逐漸由有身份有產有業的人變為僅僅是具有特殊知識的一類人的自我認同。諸侯國的兼併戰爭加劇了禮崩樂壞，失產失業計程車的數量越來越多，士有的專事於傳道受業，有的遊說君王。他們憑藉知識資本或以此著書立說，廣納門徒，或遊說君王，在民間或者在各諸侯國發揮著巨大影響。

王官之學至道術為天下裂，作為知識載體計程車

夏商周三代一切文化典籍都藏之於官府，官職不僅世襲，而且兼具師這一層身份，諸子百家學術的源頭是一官所任職的某一部門專門的知識。比如，司徒掌教化，理官負責刑法，禮官掌禮儀，也就是說三代之官，其實掌握著某一領域的專門之職，所謂王官。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裡面對各學術的淵源說的很明白，謂: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

從司馬談的論述可以看出，儒家出於掌管教化的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自於掌管天文的羲和之官，法家出於主管刑罰的理官，墨家出自於掌管宗廟祭祀的廟守之官，縱橫家出自於主管外交之官。百家學術其源頭本來在三代專門之官，春秋戰國戰爭頻仍，禮樂制度崩壞，封建制度解體，貴族集團的諸侯，大夫，士喪失原來的土地和爵位，隨著這些貴族散落到庶民中間，百官的學術思想也因此而傳播到庶民階層，也就是私學的興起，當然這肯定離不開士的推動。這些落魄的貴族靠某種技藝或向別人傳授學術為生，出現了職業的教師。比如孔子就是商王室的後裔，祖上是具有爵位的貴族，他更是中國第一位私人教師，廣收門徒。

僅從孔子一人一派可以看出士至少有三重作用，一是承王官之學，開創新學派，促進了思想的繁榮，二是將由少數人掌握的王官之學，普及到庶民階層中，起到了普及文化知識的作用，三為競爭的各諸侯國培養了各方面的人才。士對於學術思想的貢獻，可以從春秋戰國各派學說的興起看的非常清楚。孔子廣收門徒提出有教無類的主張，極大的推動了學術思想的普及，他的學生中有貴族南宮室，有貧窮的原憲，身份低賤的子張，商人子貢。其它學派的傳播發展繼承，如鬼谷縱橫家的有蘇秦，張儀，孫臏，龐涓。開創墨家的墨翟及弟子禽滑釐等。從儒家田子方的莊周，從儒家荀子的李斯，韓非等等。學術思想的開創，普及與發展，自然士處於舞臺中心的地位。而對於春秋戰國政局產生巨大影響的，莫過於遊士的興起。

遊士的興起，深刻的影響了國家之間的強弱格局和天下運勢

遊士的興起前面已經進行了陳述，用易中天先生的話說，戰國是士的時代。遊士對時代的影響有多大，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一是遊士對於獵取功名，渴望出門頭地的慾望，二是各國諸君對於遊士的態度，三是遊士對於政局的實際影響。遊士對於政局的影響首先來自於他們強烈的施展個人抱負，建立功業的渴望。

從史記《吳起傳》來看，“其少時，家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意思是說，吳起年少時，本來是富裕人家，可是即便這樣，他也不安於做富家翁，而是其實奔走，渴望建立功名，甚至因此弄到傾家蕩產，被同鄉人恥笑，吳起更是殺了那些嘲笑自己的人多達三十多人，跟他母親訣別，甚至咬著手臂發誓，如果不能位列卿相，絕不回魏國。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這些遊士是積極渴望建立功名，一展個人懷抱的。當然吳起的事蹟不是孤例，蘇秦所謂: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蘇秦的意思很明白，讀書就是為了獵取功名，不為獵取功名，讀書又有什麼用，還有李斯所謂: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從以上可以看出，這些士身處亂世，對於天下局勢並不是置身事外，而是積極奔走，渴望有所作為。

與士的積極奔走相對的是君王的求士若渴。各國君主都充分的認識到士的巨大作用。所謂: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也就是說各諸侯國相互攻伐，為了在殘酷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諸侯都招攬各地英雄，甚至作出得士則國家昌盛，失士則有亡國之憂的論斷。比如秦孝公渴望恢復霸業，出求賢令曰: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秦孝公的求賢令說的很清楚，只要能使秦國強大，不僅給以高官，而且願意與之分疆裂土相贈，可見對於人才的重視程度。與各諸侯國對人才重視的則是養士風的興起，比如: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鹹作書刺世。從這裡可以看出，齊威王，齊宣王時齊國設學宮於稷下，而聚集天下賢士。戰國中後期有四大公子，謂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信陵君魏無忌，孟嘗君田文，他們門下的食客竟多達三千人。從這些都可以看出養士的風氣之盛。

各諸侯國養士，根本原因就是這些士對於諸侯國國勢強弱的巨大影響。以秦國的商鞅，李斯為例，我們看士是對於諸侯國的巨大影響。借用秦相蔡澤之言，蔡澤說: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從蔡澤對這位前輩的功績可以看出，他認為商鞅是使秦國無敵於天下，立威於諸侯的關鍵性人物。而李斯是助力秦始皇一統天下，結束戰國亂世的關鍵性人物，晚明思想家李贄論說李斯謂：“秦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個世界。”這可以看出遊士對於政局的莫大影響。

結語

士本是貴族末流，隨著諸侯國之間兼併戰爭的加劇，士的社會地位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把本由王官掌握的學術思想帶到庶民中間，起到了發揚學術，普及知識，培育人才的巨大作用。當然，士並不是只有醉心於學術教育一途，他們更是在亂世積極奔走，不僅自身渴望一展抱負，建功立業，更是各諸侯國君主積極爭取的物件，對於改變各諸侯國的強弱形勢發揮了巨大作用。

（本文完）

第一個問題，其實士分為很多類，就史書記載種類就包括文士，謀士，武士，死士，雞鳴狗盜之士，純粹打卡混吃喝之士等等很多類，比如孟嘗君養士3000，這裡面就魚龍混雜，可以說當時凡事不從事工農商正業生產的，混跡於達官顯貴之中的所謂吃閒飯的都是士，總之有人養，就肯定有人去，所以其他回答說都來源與地主小官僚小富農階級就狹隘了，而是啥都有，比如屠狗之輩大鐵錘，比如少年殺手秦武陽，還有那些個賺開城門的，未必上過學讀過書，即使讀過書的，比如被打的問老婆舌頭還在不在的張儀，家裡不也是窮的叮噹響，所以有人說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第一個庶民的黃金時代，是一個有才能就有機會的時代，所以士，是來源於當時社會各階層的有想法愛折騰的人。

第二個問題，起到多大作用呢，可以說，起到了奠定歷史，導致有今日之中國的地步，因為當時統治者就那幾個國家的君主，出謀劃策和參與國家社會管理的幾乎都是來源於士這個階層，比如秦法治奠基人商鞅，比如諫逐客書的李斯，沒有這些士的參與，傳統軍事貴族是無法完成統一大業的。

所以，歷史，由士，奠定。

這是周朝的嫡子繼承製和分封制構成的周朝宗法制度逐漸發展的結果。

西周等宗法制度，等級制度分明，國家的統治階層由周天子，各國諸侯，周國和諸侯國的卿大夫組成，被統治階層這是平民和奴隸。而“士”則是個例外，他們出身於統治階層，但是卻既是統治階層也是被統治基層。

西周的嫡長子繼承製度，在周王室、諸侯、卿大夫的諸多子嗣之中，只有嫡長子才能成為繼承人，這些構成了所謂的大宗，周王室的庶子，只能成為諸侯或者卿大夫；諸侯的庶子只能成為卿大夫，而卿大夫庶子就成為了“士”。

這些“士”出身很高，所以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因為宗法制規定嗎，他們在國家事務中卻沒有任何權力和經濟利益，生活上也基本上等同於平民，不過他們的知識和想法遠比平民要多得多，所以他們成為春秋戰國時期一群最願意思考的人，最願意用知識改變命運的人，也是對現狀最不滿意的人，於是他們或者著書立說，還是奔走於諸侯之間兜售治國之道，他們有的平步青雲，有的身死族滅，有的名垂青史成為萬世楷模，他們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雛形。

春秋戰國時代的“士”是貴族，真正的貴族，類似西歐中世紀的騎士。春秋戰國時代也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封建時代，而士則是最底層的貴族。

實際上當代對於古代中國歷史的分法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結果，馬克思主義理論裡把社會發展五等分法。也就是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實際上是從西歐的歷史出發的，西歐的歷史上剛好是封建時代直接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而這套理論到了中國，為當時的革命者所用，直接複製到了中國的歷史，這就導致了從西周滅亡之後到清朝末年一直是被認為封建時代，而實際上中國歷史上真正類似西歐社會封建社會發展時期的恰好是從西周開始到秦朝為止的封建時代，也就是西周之後的春秋戰國時期。

在春秋戰國時期，周王朝從西周開始建立了宗法制，所謂：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

這是一種權利繼承製度，將天子之位的傳承用嫡長子繼承製的形式確定下來，天子的嫡長子繼承了天子之位，再分封天子的其他兒子為諸侯，諸侯的嫡長子繼位諸侯，諸侯的其他兒子被分封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長子繼位卿大夫，再分封卿大夫的其他兒子為士，士的嫡長子可以繼承士的位子，但是其他的兒子卻只能成為庶人，也就是平民。

這種權利繼承製度完善和鞏固封建分封制，防止貴族之間因為權力的繼承問題發生紛爭。宗法制下的等級尊卑觀念非常嚴格，等級森嚴，尊卑有序，它以血緣關係為紐帶，以君臣關係為綱紀，保證了貴族在政治上的壟斷和特權地位，維護貴族統治貴族集團內部的穩定和團結。

而題主所說計程車則是最底層的貴族，有點類似西歐貴族體系的最後一等騎士。

那麼作為最底層的“士”為什麼在春秋時代可以如此活躍呢？這其實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係，在西周時代戰爭雖然有發生但是基本上發生的很少，西周的六師基本能夠解決，但是犬戎滅亡西周以後，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的發生了，那就是戰爭的急劇擴大，戰爭的頻率不斷提高，幾乎是“無歲不戰”，也就是基本每一年都在打仗，打仗需要貴族參軍，需要平民參戰，這就使得貴族的底層“士”開始大量活躍在戰場和軍隊之中，同時有部分平民進入貴族的社會，這些人是在戰爭中鍛煉出來的，生存能力和智慧自然超脫一般的貴族，他們進一步的開始活躍在政治舞臺上，春秋時代正是這樣，雖然卿大夫們掌握著朝政，但是面對日益崛起計程車階級，開始變得疲軟，比如魯國，卿大夫三桓-孟孫氏與叔孫氏，季孫氏.這三家卿大夫，居然被季孫氏的家臣陽虎掌握了政權，而孔子也是出生士階級，在魯國一度執掌朝政的大司寇。

到了戰國時代，大量的貴族被消滅，士人已經是時代的浪潮兒。縱橫家，儒家，法家，墨家都是是士人組成的，同時士人開始逐步平民化，吸納大量的平民進入士階級，而貴族則是適應不了變化開始被時代拋棄。

如果單指春秋初期的“士”階層，其實來源相當單一。

早在西周初，周人建立了分封制與宗法制兩大制度，確立了西周社會的社會階層體系。在當時整個西周社會從上到下，大致是“卿大夫、士、庶人、工、商、人臣（妾）、皂隸、圉人”。其中自士以上，不但享有人身自由，還享有政治權利，地位最高；庶人、工、商，代表了從事農業、手工業、商業的三類人，雖然享有人身自由，但不享有政治權利；人臣（妾）以下，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不享有政治權利，社會地位最低，基本上就是奴隸。

底層計程車人，其實身兼兩重身份：既是農業生產者，也是周王國軍隊的兵源。通常而言，士人需要“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士人家庭中，可能存在庶人或奴隸幫工的現象；但底層士人家庭的庶人幫工，大部分可能是庶子或庶弟，這就是所謂的“士隸子弟”——士以兒子或弟弟作為服侍者。

依據宗法制，這一社會人群體系，自庶人以下，向上爬升的機率極小；自士以上，往下降級的機率極大。宗法制，就是嫡長子繼承製：兒子們中，嫡妻生下來的最大兒子擁有第一繼承權；如果嫡子沒剩下兒子，則庶子中年齡最長者擁有第一繼承權。

對於家庭中其餘的兒子，宗法制也規定了去處：天子之位，由嫡長子繼承，其餘兒子則被封為諸侯；諸侯之位，由嫡長子繼承，其餘兒子則被封為卿大夫；卿大夫之位也是由嫡長子繼承，其他兒子則成為士人；士人職位由嫡長子繼承，其餘兒子就不再分配土地，降級為庶人。

如此前提下，為避免後代捱餓受窮，一些社會地位較高的家族，就想出了一個規避宗法制的辦法——讓子孫後代投奔其他諸侯國，以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比較出名的人物就如曹劌，其祖上是曹國諸侯，但到曹劌或他父輩時，因為是庶出，為避免社會階層的劇烈降低，被迫從曹國投奔到魯國，成為普通士人。

這種因為宗法制限制而轉投別國的現象極為普遍。這類士人本身出自貴族家族，從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知識面及能力未必比嫡子低，甚至還可能強於嫡子。但由於宗法制限制，無法在本國有發揮的機會，被迫投奔了別國。曹劌投奔魯國後，雖然只是普通士人，但由於他所具備的知識和能力，讓他能夠在魯國脫穎而出：在長勺之戰中助魯國戰勝齊國後，他就從不能吃肉的底層士人登堂入室，一舉成為魯國大夫！可如果留在曹國，他的命運可能就只能降級成庶人，連參與議政的機會都沒有。

這也許就是宗法制的殘酷和壓制人才的一面。

除了曹劌，典型案例還包括千古第一相管仲。管仲祖上是周穆王，到了管仲父親一代時，就被迫離開周王室跑到齊國來當大夫。管氏這一支之所以要到齊國謀發展，很可能也是由於宗法制限制，無法在本國發展，被迫到齊國謀生。結果，到管仲時他就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第一霸主，一舉天下聞名。

當然，當時士人還有因為政治鬥爭失敗而投奔別國的，典型就是孔夫子之祖孔父嘉在國內政治鬥爭中被殺，孔父嘉後人被迫逃離宋國，逃到了魯國。後來，孔夫子在魯國成為一代宗師，名聞天下。

典型案例如晉國在平定欒盈之亂時，就徵召了原來的奴隸斐豹。斐豹在殺死欒盈信任的大力士督戎後，其奴隸身份被解除。以斐豹的個人能力，從奴隸升為士人而為當權者賣命的人生軌跡已清晰可見。

不光是斐豹，為了擴充兵源，春秋時就有諸侯國就開始向庶人徵兵。庶人一旦有了服兵役的義務，那麼他們擁有政治權利也就成為必然。也就是說，很多原來的庶人，政治地位也從此上升，成為了新一代“士人”。

最早對徵兵制度進行改革的是晉國，韓原之戰敗於秦國後，晉惠公親信呂詒甥推行了“作爰田”、“作州兵”改革。這兩項改革中，“作州兵”的改革，就是將晉國兵源擴大到了庶人。在別的諸侯國都只向士人徵兵之際，晉國卻默默地將兵源擴大了——難怪晉文公回國才五年就能戰勝楚國而一舉稱霸，早在他回國前九年，晉國軍事實力就已默默地增強數倍了！庶人既然服了兵役，相應的他們就應該享有政治權利，成為新“士人”。不過，由於他們的根基遠比老一代“士人”淺，因此鮮有機會走到歷史前臺。

不管如何，隨著社會動盪程度不斷加大，不斷地對西周舊有的社會人群架構體系造成衝擊，原本不屬於士人階層的人物也紛紛冒頭，因各種機遇而成為士人。除了斐豹之外，鄭國商人弦高、齊國寺人夙沙衛、晉國寺人披等等也是典型例子。這些人物的出現，無不對當時各諸侯國的政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總而言之，春秋早期計程車人，都是源於西周的貴族階層；但到中後期以後，隨著東周諸侯互相侵伐的力度不斷加大，各諸侯國為加強本國綜合實力，不由自主地放開了底層人群上升的渠道，使得士人階層來源更加多元化。

這就禮崩樂壞的大格局下，舊有社會階層體系開始崩潰的必然。

瞭解春秋戰國時期的“士”，可從“士”的起源說起。

“士”的釋義：

上古時期：“士”，上古掌刑獄之官。

商、西周、春秋時期：貴族階層，多為卿大夫的家臣。

春秋末年以後，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統稱。戰國時期，古代“士農工商”四民實際成立，即指士族、農業、手工業、商業。

綜上而述，我們可以把“士”理解為：先秦時最低階的貴族階層，即古代四民（士、農、工、商）之一。（注：春秋時，士大多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以俸祿為生，有的有食田。戰國以後，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通稱，是脫離生產勞動的讀書人。）

春秋戰國之前為西周，西周的統治者為天下“共主”，他和他的統治階級利用宗法制和分封制來進行統治。宗法制的核心為嫡長子繼承製，分封制分為同姓王、異姓王（功臣、前朝後裔），它們共同構成西周統治階級的主要內容，可以簡單地看作為：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血緣和嫡庶關係進行層層分封，形成“大宗—小宗”的宗法統治，捍衛以周王室為核心的西周。這個時候的“士”，基本上都是貴族階層，平民一般不能夠打破階級成為貴族階層。

春秋時期，周王室已經衰弱，無力約束諸侯國的野心。再加之，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破壞（即“禮崩樂壞”），諸侯國做大，周天子淪落為諸侯國爭霸的工具。這個時候的權柄一直握在諸侯手中，權利還未極大程度上下放。隨後，卿大夫權利日益擴大，如：三家分晉，田代齊姜，都表明卿大夫手中權利大於諸侯國君，導致國家政權的更迭。與此同時，“私學”的出現和發展，使一大批平民成為有知識的平民，平民中還有資本雄厚的商人。從“學在官府”的破壞，再到階級劃分的模糊，這個時候的“士”已經成為脫離勞動生產的讀書人。戰國時期是帝王專制的政治制度和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實際成立時期。這時候計程車，可貴可賤。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春秋末期到戰國時期，原來計程車族逐漸衰弱，平民開始漸興。物質生活的滿足，使原來的“庶人”想要進入國家特權機構，而國家特權機構又物力維持社會的上下有序，隨著士族的衰弱和平民的漸興，國家特權機構的下移成為不可改變的趨勢。士，無論是對國家統治還是文化發展，都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如：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春秋“百家爭鳴”可以看做是對國家統治和文化發展的雙重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