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談其中文學作品，個人認為譯者的學識、人文素養對文章的文章的影響不亞於原作者，而譯者的外文水平倒在其次。一份優秀的譯文(文學類)作品的產出，原作者和譯者的作用至少五五開。

外文翻譯書經常看不懂，看不懂就是譯錯了

思想的傳播與溝通從來離不開翻譯。本文中，香港中文大學李連江教授從王太慶先生“看不懂，就是譯錯了”這句平淡箴言起筆，既分層列舉分析了諸多讓人“看不懂”的誤譯，也坦承譯事的繁瑣與艱難，文章筆談行文認真嚴肅，卻又不失幽默輕鬆，體現了一位譯者“入情入理”的多年感悟，其節選本發表在《中國青年報》2015年02月17日07版。

看不懂就是譯錯了

王太慶先生1981年到南開大學哲學系講西方哲學史史料學，談到外國哲學著作的漢譯本看不懂，說：“看不懂，就是譯錯了。”先生說得平平淡淡，但我記得格外清楚，原因有兩個。第一，我當時大三，讀不懂譯本，總是怪自己水平低，既不敢懷疑作者，也不敢懷疑譯者。第二，先生舉了幾個西方哲學史界“謬種流傳”的翻譯例子，“始作俑者”居然都是他自己。

王太慶先生

王先生仙逝15年了。他30多年前說的話，對我們閱讀哲學社會科學譯本仍是最有智慧的提醒。當然，看，不是隨便翻翻。一目十行，體會不到“不懂”。

“不懂”也有幾個層次。最淺的不懂是覺得奇怪，比如發現書中有個人叫邁斯特·艾克哈特，碰巧讀過哲學史，記得歐洲中世紀有個艾克哈特大師，是不是就是這位？如果碰巧還學過德語，就知道譯者錯了，“邁斯特”者，大師也。譯者如此處理人名，相當於這樣介紹孔丘先生：姓孔，名夫子。

深層的不懂就不這麼輕鬆了，遇到了關鍵段落，橫豎看不懂，反覆看還是不懂，可是因為要交作業，要寫論文，不懂不行。

最深層的不懂最悲哀：讀者覺得懂了，可是譯者沒有真懂。“難道我們德華人從自己歷史中所獲得的教訓還不夠嗎？”懂不懂？當然懂，反問句嘛。可是，“從自己歷史中所獲得的教訓”是什麼意思？客觀的歷史教訓？還是從歷史汲取的教訓？原文是個嚴肅的疑問：“我們德華人從自己的歷史中汲取到足夠教訓了嗎？”作者認為德華人反省得不夠，譯者大概很欣賞德華人二戰後的反省，無意中把自己的想法讀進了原文。

魯迅先生

凡是認真做過翻譯的，都深知譯事艱難，無論多麼小心翼翼，都難免出錯。

楊絳先生是大翻譯家，對誤譯有很生動的比喻：“平心說，把西方文字譯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項極繁瑣的工作。譯者儘管認真仔細，也不免掛一漏萬，譯文裡的謬誤，好比貓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淨盡。”

魯迅先生用十個字總結他的翻譯經驗：“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但是，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先生譯尼采的《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就因為看錯一個字母，把絆住一條腿誤譯為偷去一條腿。針對文藝界重創作輕翻譯，先生說翻譯並不比隨隨便便的創作容易，是公平之論，更是經驗之談。

錢鍾書、楊絳夫婦

關於誤譯難免，錢鍾書先生說得更透徹：“翻譯總是以原作的那一國語文為出發點而以譯成的這一國語文為到達點。從最初出發以致終竟到達，這是很艱辛的歷程。一路上顛頓風塵，遭遇風險，不免有所遺失或受些損傷。因此，譯文總有失真和走樣的地方，在意義或口吻上違背或不很貼合原文。”

針對學術界重研究輕翻譯，錢先生特別指出，翻譯並不比冠冕堂皇的研究容易：“我們研究一部文學作品，事實上往往不能夠而且不需要一字一句都透徹瞭解的。對有些字、詞、句以至無關緊要的章節，我們都可以‘不求甚解’，一樣寫出頭頭是道的論文，因而掛起某某研究專家的牌子，完全不必宣告對某字、某句、某典故、某成語、某節等缺乏瞭解，以表示自己嚴肅誠實的學風。翻譯可就不同，只彷彿教基本課老師的講書，而不像大教授們的講學。原作裡沒有一個字可以溜過滑過，沒有一處困難可以支吾扯淡。一部作品讀起來很順利容易，譯起來馬上出現料想不到的疑難，而這種疑難並非翻翻字典，問問人就能解決。”

由此可見，與創作和研究相比，翻譯有天然劣勢。創作可以盡情虛構，研究可以自由發揮，都有犯錯的權利。出了錯，還可以抵賴，可以狡辯，還可能歪打正著，敗筆成為妙句，誤解變成新解。

翻譯則沒有犯錯的權利。出了錯，鐵板釘釘，不容爭辯。創作與研究，成好名難，成惡名也難；翻譯，成好名難，成惡名容易。比如，提起趙景琛先生的劇作，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了，但提起他把銀河譯成“牛奶路”的疏忽，聽說過的人仍然很多。所以，翻譯其實是高風險工作。

承認誤譯難免，不意味著對誤譯聽之任之，也不是要對所有的誤譯同樣對待。一類誤譯是無心之過，應該原諒，也必須原諒。這類錯誤，多數是因為譯者一時懶惰，或者一時疏忽。原作就像名貴的古磁器，譯者必須小心侍候，稍微犯懶就會碰出硬傷。

懶惰有輕有重，硬傷有小有大。最輕的懶惰是照貓畫虎，對原作不求甚解，看一句翻一句，不讀上下文，不求精當表述，就難免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尷尬。

例如，歐洲民間有句格言，意思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相同，但因為是演繹《聖經》的教訓，不是受到孔夫子啟發，一般照字面譯作“你願意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應當怎樣對待別人”。這句話，有人譯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還有人譯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再例如，資本主義的公平交易原則是“你給我多少，我就給你多少”，有人譯為“以物換物”。

最嚴重也最常見的懶惰是望文生義，強作解人。這樣的例子就多了，平淡無奇的，把“箭術”譯為“劍術”，把“彈音階”譯為“學音階升降”，把“一夜之間”譯為“日復一日”或者“一天天過去了”；三分離奇的，把“箭術中的禪”譯為“合掌坐禪藝術”或“禪宗射箭術”，把擺脫血緣紐帶譯成“從與低等血液的結合中顯露自身”，把“群體暗示”譯為“批次建議”；還有不可思議的，把“刨平木頭”譯成“種樹”或“放好木樣”，把“心理陽萎”譯成“心理無知”，把“營養良好”譯為“長得肥胖”。

最離奇的是指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原文意思是“傳授知識不是教師的唯一職責，甚至不是主要職責，他的責任是傳授作人的態度”，一經翻譯，變成了“即使是教師，不僅他是，或者說，甚至主要是，一種資訊來源的傳授者，而且，他的職責也是給學生傳授某些關於人的看法和知識。”

懶惰是頑疾，更難治的是傲慢。很多時候，懶惰是病症，傲慢是病根。翻譯很難，仍有人大翻特翻，往往不是他們知難而進，而是他們目空一切，不知道翻譯的風險，甚至以為翻譯可以兩頭騙，是名利雙收的捷徑。有的人外語學個半通不通，就膽大妄為，什麼學科的書都敢翻譯。因為傲慢，也就不在乎自己的名譽。所以，源於傲慢的誤譯，是明知故犯，最難糾正。讀者指出了錯誤，譯者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繼續埋頭濫譯。

王太慶先生有幾篇關於翻譯的遺稿，念念不忘提高西方哲學著作的翻譯質量。不止西方哲學，西方社會科學著作的翻譯質量也需要提高，甚至更需要提高。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兩個條件。

首先，譯者要有職業精神。職業精神，首先是敬業。敬業，是因為服務物件是衣食父母，也是因為任何職業都有競爭對手，不敬業端不穩飯碗。譯者敬業，還意味著有良心。譯者要尊敬原作者。初學翻譯，不妨甚至應該拿名家名著練刀，但是否應該把習作發表，彷彿自己已得原作神韻，就值得三思。

譯者還要尊敬讀者，特別是掏自己腰包甚至節衣縮食買書的讀者。有的譯者自稱譯書雖不賺錢，但樂在其中。不介意賺不到大錢，可敬。以翻譯為賞心樂事，佩服。但是，萬萬不可以找樂兒的態度譯書，否則就是拿不懂中文的作者找樂兒，也拿只懂中文的讀者找樂兒。創作和研究可以獨樂，譯書不能獨樂。譯者樂還不夠，還要作者樂，讀者樂。否則，譯者樂了，作者哭了，讀者懵了。

職業精神，再進一步是專業精神。治學貴有專長，翻譯也貴有專長。認真嚴肅的譯者，都深知隔行如隔山。只有半瓶子醋，才偏偏喜歡誇耀自己譯著跨越若干學科。這些人以越界為榮，其實是自曝其短。不願上當受騙的讀書人，要高度警惕這類不打自招的“騙譯家”。

不言而喻，要求譯者有職業精神和專業精神，先決條件是翻譯成為一個體面的職業，也就是譯者可以憑翻譯謀生，翻譯大師可以有大師的生活。現在的環境下，靠譯書活不了，至少是活不好。沒有法治的圖書市場，不能保護譯者的權益，也不能保護讀者的權益。沒有公開公平的專業批評，拙劣的翻譯不僅永遠不會杜絕，還可能劣幣驅除良幣。在目前這個情勢下，如果效法傅雷先生，以譯書為生，慢工細活，恐怕得飢寒交迫。

話說回來，拙劣的翻譯也不是全無用處。錢鍾書先生說：“一個人能讀原文以後，再來看錯誤的譯本，有時不失為一種消遣，還可以方便地增長自我優越的快感。一位文學史家曾說，譯本愈糟糕愈有趣，我們對照著原本，看翻譯者如何異想天開，把胡猜亂測來填補理解上的空白，無中生有，指鹿為馬，簡直像‘超現實主義’詩人的作風。”

拙劣的翻譯還有更積極的作用，它能刺激不甘心上當受騙的讀者下功夫學外語。有人靠懂點“小語種”搞投機，也能刺激要強的讀者攻克小語種。立志揭穿翻譯界有意無意的騙子，學外語會變得很好玩兒，很有成就感。不信你就試試。

傅雷夫婦

影響當然很大。在翻譯界，我們通常會把翻譯書籍看成是二次創作。

為什麼這麼講？因為翻譯其實就是靠自己的理解，把原作者的意思用自己的母語表達出來。但是，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特殊的語境，和自己的文化背景，在翻譯的同時，必須要結合自己的母語背景來進行翻譯，所以翻譯真的是難上加難。翻譯界常說，一個翻譯者的水平並不是看它的外語能力有多好，而是要看他的母語水平有多高。

所以說，翻譯其實就是在創作，人們對於作者原意的理解就要靠翻譯者。我是學日語出身，比較關注日文書籍的，同時，我從事的又是與歷史、哲學相關的寫作工作，因此也比較關注西方的歷史學著作。我在這裡不妨舉幾個相關的例子。

眾所周知，晚清時期，嚴復翻譯了很多西方的著作，比如《原強》、《原富》等等，還提出了翻譯的三個原則，即信、達、雅。信就是要真實，即符合原作者的意思。達就是通達，即要容易閱讀。雅則是雅緻，使用的詞語要典雅。前兩個沒有問題，但是第三個，雅現在卻可商榷。

嚴復翻譯很注重雅，常常會使用中文詞與其對應，比如社會學，嚴復就翻譯成群學。但是這種翻譯，把很多新的事物失去了陌生化，會被傳統語境所幹擾。比如群學，很多人就理解成了是一種群體的學問，忽略了社會學的本質。這樣會對人們理解新學問造成隔膜。

翻譯村上春樹的林少華就是這樣，他把很多小說裡面，原本是日本文化背景的詞語變成了符合華人習慣的內容，但某種程度上，這對人們理解日本文化產生了障礙。

再看西方，西方有個漢學家叫史景遷。他寫了一本書是研究中國張岱的，書名叫《前朝夢憶》。這本書裡面，有很多錯誤的翻譯，比如把“仕女星星自散”，是說宴會之後，仕女離開宴會場所。但是，中文翻譯卻寫成了仕女如天上的星星一樣，簡直驢唇不對馬嘴。

《前朝夢憶》中文版

現在，我們雖然有很多翻譯的書籍，但因為翻譯稿費頗低，很多外語高手不願意翻譯，經常是很多二把刀做，所以翻譯差的書比比皆是。

我們應該改變這種現狀，不能誤人子弟。

我認為翻譯的水平直接影響書籍的質量。畢竟中西方存在文化的差異，有些直接翻譯過來我們也不理解，所以譯者應該從實際出發，結合中國的文化，必要的情況下應該潤筆一下，能讓廣大讀者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