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好比開車，不可超之過急，否則會翻車，王安石變法脫離了北宋社會的實際，當然不可能成功，反而造成社會的分裂，加速了北宋的滅亡

王安石變法的惡劣影響，學界其實是很清楚的，很早就有學者總結——

在政治體制上，宋初確立的文明體制雖有侷限性（例如事權分散、效率低下），但仍有其合理性（分權制衡、權力制約等），變法改革卻在某種程度上發展了局限性而遏制了合理性。例如，變法中君權反而強化，元豐改制以《唐六典》為藍本，則是退到唐代文明體制上去，不僅看不到宋代開國體制中蘊涵的合理性因素，官員素質的“劣化效應”反而進一步制度化、合法化。而保甲法的負面影響也確實深遠，直到近現代還被專制政府奉為至寶。

總體上說，熙豐變法在政治、經濟與思想文化上都強化了國家行為的集中管制，把宋初至仁宗朝相對開放與寬鬆的社會體制又逆轉了回去。

用大白話說，就是王安石變法導致北宋傳統君權不振的現象得到逆轉：因為很多人反對王安石變法，所以王安石就與宋神宗合作，破壞宋代以來形成的種種政治“潛規則”，而這些被集中起來的權力是誰的呢？不是王安石，而是皇帝的。

宋神宗有一個小故事，這個故事一直用來表現宋神宗的大度，但是我覺得這個故事更多是表現王安石變法前皇帝權力是受到相權制約的。

宋神宗想誅殺一名大臣，被某宰相以祖宗法度頂了回來，他又想改為從重懲處，被一句士可殺不可辱頂了回來，他只好當堂感嘆“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卻收穫了宰執大臣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當然，宋神宗肯定不是一開始就打著變法的招牌收權，但是毫無疑問，他在變法過程中逐漸發現了“收權”對於皇帝本人的好處，在“收權”這件事情上，宋神宗無疑學得很快，所以他很快就把王安石一腳踢開，自己主動了整個改革。

宋神宗打著恢復前朝（唐）規整的三省六部制的名義之下，徹底在制度上摧毀了仁宗時代定型的宰相對皇帝最高決策和行政權的分享和制衡，而將宰相機構變成君權完全的下屬，從而在制度上將他從王安石手中接過的權力固定化。

家居的王安石得到元豐改制訊息的第一時間發出了驚訝的感嘆：“上平日許多事無不商量來，只有此一大事卻不曾商量”，這一聲嘆息的背後，其含義是不言自明的。

可以說王安石變法徹底改變了宋代以來的政治面貌。

從制度層面上說，這是大倒退，歷史無情地證明了這一點。一種比較好的制度遭到破壞，要想再修復是很難的，北宋王朝只能繼續沿山坡往下滑去。如果是比較能幹的皇帝在位，獨斷的副作用稍小一點，下滑得慢一些，遇到政治上糊塗的皇帝，局面就完全變了。缺乏政治眼光的徽宗上臺，先後重用蔡京、王黼為相。他們進一步鼓吹獨斷，童貫、梁師成之流時時假借御筆弄權，與奸臣裡外勾結，弊政橫生，最終亡國亡身。

論其原由，是王安石變法破壞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體制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