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適繼位後，採取一系列措施如抑制宦官專權，採用兩稅法，罷貢獻等，使得唐王朝中央的財力的到恢復，邊境比較和平，宦官專權得到抑制，為削藩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但從涇原兵變後，德宗認識到唐王朝的經濟、軍事力量還不足以消滅盤根錯節的藩鎮勢力，於是

1）他採取不積極削藩的妥協政策，尤其是對河北藩鎮，只要其名義上承認中央政府，朝廷就不干涉他們的內部事務。

2）轉而親信家奴，使得宦官勢力再次抬頭。兵變後認識到由自己掌握一支軍隊的重要性，貞元十二年唐德宗李適設左右神策護軍中尉，由宦官竇文楊、霍仙鳴二人充任，將禁軍統帥權交給了宦官，

造成影響：

1）這種緩慢的削藩，使得唐王朝以後的帝王雖努力逐步削奪藩鎮權利，但問題並未徹底解決，造成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在中晚唐之時始終存在，且隨著唐王朝的漸趨衰落，中央影響力也日益縮小。

2）宦官勢力恢復，帝王中央的影響力減弱。

藩鎮割據之禍與宦官專權之害並存，加速了唐王朝的滅亡。

唐德宗帶著皇妃、太子、諸王等倉皇出逃，由咸陽到奉天（今陝西乾縣），護駕只有宦官霍仙鳴及寭文場。

涇原兵變後，大唐皇帝的威嚴完全掃地，中央權力進一步削弱， 唐德宗也成為第三個逃離長安的皇帝，德宗即位之初，本來對宦官預政十分警惕，但經歷了涇原兵變後，他又開始重用宦官！

所謂涇原兵變是指唐德宗時期建中四年（783年），涇原士卒因待遇不公發生兵變，繼而攻陷長安，唐德宗被迫倉皇出逃至奉天（今陝西乾縣），並被叛軍包圍一月多，史稱“奉天之難”。

這次兵變是唐王朝在安史之亂後，面臨威脅最大的一次兵變，差點導致唐王朝提前150年滅亡。

下面我們從三個方面來了解分析一下這次兵變的過程以及影響。

一、涇原兵變的歷史背景

唐德宗李適是唐玄宗李隆基的重孫，唐朝的第十位皇帝。“安史之亂”爆發後，時年二十歲的李適臨危受命，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負責討伐叛軍。“安史之亂”平定後，李適於779年即皇帝位，史稱唐德宗。

李適上位之初，大膽提拔任用了一批文武官員，打壓宦官干政，頗有一番中興氣象。

“安史之亂”後，黃河下游各節度使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並且不經過中央任命，就擅自世襲相傳，根本不把當時的唐朝中央政府放在眼裡。

即位後第三年，李適便大刀闊斧開始削藩，結果操之過急，引發了山東各地節度使的反叛。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嶽要求德宗任他為新任成德節度使，但被德宗拒絕。李惟嶽於是聯同魏博節度使田悅、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及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三鎮節度使一起舉兵謀反。

782年秋，唐德宗任命李希烈為檢校司空，兼淄青節度使，讓他討伐叛軍。沒想到李希烈此時已經暗中與叛軍私通，別說去平叛，不久後也自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黃河下游的於是藩鎮叛亂越演越烈。

公元783年，唐德宗命令李勉、哥舒曜前去鎮壓李希烈。沒想到李希烈在軍事上很有兩下子，幾仗下來，唐軍損兵折將，差點被李希烈打了個全軍覆滅。

無奈之下，唐德宗又重新調整了帶兵將帥，並命令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帶5000士兵經長安轉道去援救被李希烈叛軍圍困的襄城。

二、涇原兵變的起因及過程

問題就出在了這節骨眼上。當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卒抵長安後，唐德宗下詔命令京兆尹王翃前往犒賞，王翃一個文官，對危難時刻勞軍這件事的重要性認識程度不夠，招待工作

漫不經心。王翔到軍營後只賞賜了粗茶淡飯，結果引發了士兵們的憤怒。

涇原士卒們冒雨而來，大多攜帶子弟，希望得到優厚賞賜養家，但朝廷一文賞錢沒有，連一頓飽飯也沒吃上，隨之軍心大亂，喧躁著要佔據京城長安。

士兵們紛紛揚言大罵：“我們離開家中老小，要去與叛軍死戰，但是卻吃不飽，怎麼能以草命對抗白刃呢！國家的瓊林、大盈兩座倉庫，寶貨堆積無數，不取此以自活，又去哪呢！”

節度使姚令言勸阻道：“到了東都洛陽就會有厚賞，你們不要魯莽行事，這不是一條活路”。結果士卒不聽，反而用長戈把姚令言架出軍營。

情急之下，姚令言派人火速報告了唐德宗。唐德宗聞訊大驚，立刻命令賞賜布帛二十車，再次前往安撫。沒想到士卒們看到布帛，更加是義憤填膺，立馬用亂箭射殺了使者，隨之全軍譁變，攻入長安。

唐德宗在涇原兵破城之際，帶著皇妃、太子、諸王及宦官等倉皇出逃，前往長安不遠的奉天（今陝西乾縣）躲避兵災。

涇原兵湧入長安後，開啟皇宮府庫，搶運金帛，並將因其弟朱滔叛唐而被免去盧龍節度使的前太尉朱泚請出，奉為首領。朱泚進入宣政殿自立為帝，國號大秦，年號“應天”，繼而親率大軍進攻奉天。

隨後唐德宗在奉天下詔徵發附近諸道出兵勤王，諸路援軍很快陸續聚集長安附近，前來救駕勤王。與其同時唐德宗以封官加爵的承諾，招募城內敢死勇士禦敵。朱泚率叛軍圍攻奉天一月有餘，幾番鏖戰，損失了數千人，眼見前來勤王的唐軍越來越多，無奈之下只好退回長安固守。

不久，唐德宗以李晟為岯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與屯奉天的朔方、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副元帥渾瑊東西相應，進逼長安。在唐軍的強大攻勢下，朱泚和姚令言棄城向西奔逃，抵達彭原的西城屯（今甘肅省鎮原縣東），兩人在途中被部下樑庭芬、韓旻等殺死，其餘黨源休、李子平奔鳳翔，被李楚琳斬殺。不久唐德宗返回長安。

至此，涇原兵變以失敗告終，唐王朝在風雨飄搖中又得以苟延殘喘了150年，直至滅亡。

三、涇原兵變對唐王朝的重要影響

涇原兵變後，大唐帝國的威嚴幾乎完全掃地，中央權力進一步削弱，應對地方藩鎮割據更顯得無力從心。但是唐德宗以及此後唐朝各代帝王們不思如何從根本上解決藩鎮問題，反而一直對藩鎮採取了姑息綏靖的政策，導致晚唐積重難返，無力迴天。

同時，逃難的經歷及地方軍將勢力的日益壯大也影響到德宗對武將的信任。面對皇權受到的衝擊，唐德宗轉而親信宦官，使得宦官勢力再次登上唐王朝的政治舞臺。返京後，唐德宗深感擁有一支由自己掌控的禁軍的重要性，遂不斷擴大神策軍，並於貞元十二年設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將禁軍統帥權交給了宦官，遂使得唐代藩鎮割據之禍與宦官專權之害並存，最終加速了唐王朝的滅亡。

安史之亂後，唐朝廷的權威下降，各地節度使擁兵自重，不受中央節制。唐德宗即位後，企圖改變這種狀況，進行削藩操作。涇原軍在奔赴戰場的過程中，因為沒有得到想要的賞賜，發生兵變，迫使唐德宗逃往奉天。

涇原兵變

建中三年(公元 782年) ，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聯盧龍節度使朱滔、魏博節度使田悅、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和淄青節度使李納，五鎮分別稱王，聯兵反唐。唐德宗調撥關中諸鎮平亂。

次年八月，李希烈出兵三萬圍困哥舒曜於襄城，東都岌岌可危。

十月，無計可施的唐德宗只得下詔讓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50000將士到馳援襄城，涇原軍大多是攜帶子弟而來，原本以為到京師後，可以獲得朝廷的豐厚賞賜作為養家之資，不料朝廷是一毛不拔的鐵公雞。

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寇陷汝州，詔哥舒曜率師攻之，營於襄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十月，詔令言率本鎮兵五萬赴援。

大軍到達滻水，京兆尹王翃奉詔犒賞涇原軍將士，所給予的也只是粗茶淡飯。將士們大怒，紛紛揚言：“我們拋家棄子，為朝廷賣命，現在連飯都不能吃飽，怎麼能以賤命對抗白刃呢？國家瓊林和大盈兩大倉庫，寶物堆積如山，何不取來用以活命呢？”，涇原軍自滻水倒戈而還。姚令言勸說軍士們，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到了東都就會有豐厚的賞賜。群情激憤的軍士此時已經聽不進去姚令言的勸阻，用戈將他架了出去。

姚令言趕緊上疏，唐德宗也慌了手腳，令內庫調撥二十車繒彩用於犒賞涇原軍。可惜為時已晚，涇原軍已經兵臨丹鳳樓下。當日，唐德宗倉皇出逃，涇原軍將府庫劫掠一空。

奉天之難

太尉朱泚是盧龍節度使朱滔的兄長，因為弟弟謀反，朱泚向朝廷請罪並交出了鳳翔隴右節度使的職務。涇原軍在姚令言的建議下，將朱泚奉為主上。朱泚登基，建立大秦，改元應天，並對前往奉天（今陝西乾縣）的唐德宗展開追殺。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前往救援，暫時解了奉天之圍。

唐德宗聽取宰相盧杞的讒言，讓李懷光屯兵便橋，唐德宗的刻薄寡恩，讓李懷光十分憤怒，於是投靠了朱泚，唐德宗不得不逃往梁洲。神策軍在李晟的帶領下收復長安，朱泚西逃，被韓旻所殺。在逃離長安十個月後，唐德宗被迎回京師。

涇原兵變的影響

涇原之變對唐朝產生了兩大負面的影響

其一：涇原之變和奉天之難，兩場戰爭，削弱了唐朝在西北佈局的軍事防禦力量，給了吐蕃可乘之機。

其二：神策軍的指揮權重新回到宦官的手中。這一點有點類似於朱瞻基開禁的宦官學堂，如果皇帝是勢強，可以充分利用宦官，如果皇帝是勢弱，皇帝就會成為宦官手中的傀儡。

唐德宗時期是唐代政治變動的一個關鍵時期，以唐德宗為首的中央政府鑑於安史之亂後藩鎮跋扈的局面，力圖重建中央集權，打擊藩鎮跋扈勢力。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唐廷的削藩之策不僅沒有取得預先的效果，反而釀成了巨大的失誤，涇原兵變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案例。

以涇原兵變為分水嶺，唐代政治再次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唐廷的藩鎮政策。一方面中央不得不以審慎的態度，採取溫和的手段對待藩鎮。另一方面唐廷也沒有放棄使用武力，只是在此過程中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了區別對待。同時德宗也在經歷了涇原兵變和李懷光之叛後猜忌之心日益增強，從而導致其為政之風的變化。

一、涇原兵變過程

安史亂後，唐王朝力量逐漸衰落，那些“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的方鎮，紛紛割據。先是成德、魏博、盧龍的“河朔三鎮”專橫跋扈，不用唐王朝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繼而其他地方的藩鎮，也起而效尤，他們根據各自的利害得失，或者聯合反抗唐王室，或者彼此拼鬥不休。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盧龍朱滔、魏博田悅、成德王武俊和淄青李納，分別稱王，聯兵反唐，並取得自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的淮西李希烈犄角相應。德宗派關中諸鎮軍前往征討。建中四年八月，李希烈兵圍襄城，十月，涇原兵五千人受命赴援襄城路經京師，至長安城東的滻水，不滿唐朝“糲食菜啖”的“犒賞”憤而暴動。

回攻長安，擁立前幽州節度使朱泚為主，建立政權，國號秦，改元應天，次年正月改稱漢，元為天皇。德宗倉惶逃至奉天。暴動者跟蹤追擊，圍攻奉天一個多月，斬唐大將呂希倩、高重捷，敗唐靈武、鹽州、夏州、渭北援軍，打得奉天“城中資糧俱盡”，唐政權只得夜間派人偷出城外，挖蕪菁給皇帝度日，德宗也感到危在旦夕，召集公卿將吏，叫他們“宜早降以救室家”，甚長還數次鬧著“請從禪代”。

暴動者又利用唐王朝內部矛盾，與前來鎮壓的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聯軍反唐，迫使德宗再逃梁州，使唐政權重陷困難境地。直至興元元年六月，唐依靠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等人，費了不少周折才收復長安。朱泚被逼北走，企圖投奔吐蕃，為部下所殺，歷時九個月的涇原之變，就此結束。

二、涇原之變原因分析

關於涇原之變發生原因，許多人已經討論過，按照正史的記載，德宗以涇原兵南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至京師長安使，由於京兆尹王滬犒師太薄，遂引起眾怒，擁姚令言而反，反攻瓊林、大盈二庫，求取錢財，史言姚令言曾大聲疾呼“諸君失計”，並不想反叛，而是在被逼無奈下才反。乍一看，好象是因唐王朝的犒賞不厚而激發起來的，實際上其深刻的根源是這些被迫穿上軍裝的農民反對頻繁戰爭帶來的飢餓、反對無休止的賦稅剝削而引起的。這就涉及到兩個問題：涇原兵卒構成和沉重賦稅盤剝。

1、涇原兵卒構成

涇原兵的組成比較複雜，其來源主要有二：一是至德年間（公元756-757年）由四鎮、北庭開來中原，協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亂的軍隊，他們分別進駐河南、河北、山西的一些地方，最後來到了陝西鳳翔、邠寧一帶，“久羈旅，數遷徙”，“頗積勞怨”。大曆三年（公元768年）因再徙涇州，“眾皆怨誹”。曾醞釀反抗遭鎮壓之後，才被迫遷來涇州。

一是大曆八年（公元773年），當時任此州節度使的朱泚，派來涇州防秋的“五千精騎”。第二年，他也又親自率領“步騎五千”入朝防秋。這些兵也分另部署在涇州、奉天、鳳翔至京城一帶。這些防秋兵，“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鬥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因此很少能安心職守、重視敵情的。

由可見，事變的發動者和加入者，多是邊庭赴難的戍卒或來京西防秋計程車兵，他們對“久羈旅，數遷徙”，日夜艱苦，戰事不息，“永無休暇之娛”本來就十分“怨誹”。

2、沉重賦稅盤剝

德宗時期戰亂頻繁，對外多與邊境之外的吐蕃貴族交戰；對內諸藩連兵，“連年不解甲冑”。軍費開支過大，導致國庫空虛，為了籌措軍費，德宗只能在原兩稅法的基礎上頒佈實施一些雜稅。

（1）首先是兩稅法術身流弊的發展。

兩稅法雖然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和進步意義，但流弊不少，其中如“量出制入”的規定，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謂量出制入，就是“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一於人”，但在實際實施中倒給封建統治者任意增加稅額，大開了方便之門，往往“計奏一定，有加無除”。

建中三年（782年）即兩稅法頒佈後的兩年，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就“請於本道兩稅錢每千增二百”，唐王朝不僅認可，而且還“召他道悉如淮南”，在它能控制的州、縣，普遍加稅百分之二十。結果，弄得“黎人重困，軸杼猶空”。涇原在長安西北，為關中之要鎮，是唐政權勢力一可及的地方，唐王朝既能調涇原之師以赴援，當然也就更能增該地之稅以餉軍，兩稅法的這一流弊帶來的痛苦，涇原人民是飽嘗到的。

（2）其次是兩稅外的苛斂。

左拾遺沈濟既曾經對德宗說“臣嘗示於天下財，耗之大者唯二事焉”，一是兵費，一是官費用，“其中最多者兵費”。軍士出征或奉調“出其境者”，除了“本道之糧”留給家屬之外，又有“出界糧”、酒肉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政府用這種不同尋常的待遇，誘使應募從軍的百姓去為它們賣命，如此一來，“常賦不能供”，“用益不給”，於是兩銳之外“敢有加斂，以枉法論”的規定不作數了，新的苛雜一天天地多了起來。

建中二年（781年），把兩稅法中的商稅，從三十稅一的規定改為什一，第二年又來了個“借商錢”，名義是借，實際強奪，官吏“督責頗峻”，“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輒遣榜答”，搞得“京師囂然，如被盜賊”。隨後“又括僦櫃質錢”，凡積貯的錢貨、粟麥等，“皆借四分之一”並“封其櫃窖”以備查索，“百姓為之罷市”。這一年還對茶、漆、竹、木開始徵稅，並提高了鹽價。建中四年（783年）六月，又制定了間架稅和除陌錢。

這兩種稅實行之後，“怨黷之聲，囂然滿於天下”。從人心搖動“多入南山為盜”，到天下“囂然”，類似涇原變故的出現，是當時人們預料到的鬥爭發展。

3、京師空虛為兵敗提供了可能性。

唐德宗為了征討河北淮西叛鎮，將西北邊防兵、神策兵悉數調往南北戰場，不僅造成了邊防的空虛，也讓京師沒了守衛之軍。陸贄曾在上奏德宗《論關中事宜狀》中寫道：

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榷之科．關輔之間，徽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李）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

但是德宗沒有放在心上，畢竟誰也沒有料到涇原兵有如此大的膽子，竟然在天子腳下叛亂。可惜當時由於長期以來制度上的破壞和闕失，白志珍所招募計程車兵皆為市井之徒充數，致使在涇原兵卒叛亂的時候，竟然無人救駕。

以上所講的三點，大致是涇原兵卒發生的原因。傳統觀點認為涇原兵卒的叛亂是因為王雄犒賞太薄，是德宗吝於錢財，但這一說法過於表面。通過了解涇原兵變發生的前後史實，可知德宗的主要失誤在於忽視內部叛亂的可能性，陸贄雖然看到了這一點，但是德宗沒有接受。反而寄希望於集中優勢兵力打敗叛鎮，可惜由於各節鎮之間的不和以及利益爭奪等問題，反而喪失了優勢。

涇原兵變對唐德宗以及中唐政治的影響

（一）對唐德宗的影響

涇原之變，對於唐德宗而言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德宗執政之初立志解決肅代時期藩鎮跋扈的狀態，力圖重建中央權威，於建中二年至三年開始了對河朔藩鎮大規模的用兵，並在河北和淮西同時開闢兩個戰場，中央直屬的神策軍幾乎全被調往前線，最終釀成了涇原兵卒的叛亂，唐德宗倉皇逃亡奉天。雖然德宗最後重返長安，但是已經深受重創，自此之後德宗的執政風格一改往日，也放棄了對河朔藩鎮的武力，而是採取了姑息之策；另一方面對群臣的猜忌之心日益加重，將為政重點轉向內部加強個人權力。

第一、 陸贄罷相之後，德宗不再任相

“陸贄免相後，上躬親庶政，不復委成宰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已。除守宰、御史，皆帝自選擇．然居深宮，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洎渠牟，皆權傾相府。”

德宗在涇原兵變和李懷光叛亂之後，其對將帥的猜忌之心本已加重，而李晟、張延賞，陸贄、竇岑之間的爭鬥，更加劇了德宗對宰相的猜忌和不信任，故，德宗在貞元年間對陸贄的信任已經遠不比在奉天興元時期，對陸贄的很多奏議都沒有聽取，這固然是由於形勢改變的原因，但是在另一方面陸贄本人牽涉到黨爭的問題也更加劇了德宗的猜忌和不信任。於是竇岑獲罪，本不至死，遂陸贄上奏求免，然德宗仍想盡辦法將其處死，而陸贄罷相之後，德宗索性不再任相，大小事情均自己處理。

第二、 以宦官來統領禁軍

自魚朝恩罷免之後，不再以宦官為禁軍之首。德宗時，以軍權委白志貞，但是涇原兵變起，德宗詔之競無人救駕。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御賊，競無一人至者。”相反，“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

於是德宗在回到京城之後，重新啟用宦官掌禁軍。

“涇師之亂……唯文場、仙鳴率諸宦者及親王左右從行，志貞貶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場主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德宗還京，頗忌宿將，凡握兵多者，悉罷之．禁旅文場、仙鳴分統焉。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以帥禁軍……時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多出禁軍，臺省清要，時出其門。”

德宗自經憂患，因對將相的不信任一次次加劇，故以宦官統神策軍，並建立了神策軍中尉制。

（二）對唐朝政治的影響

（1）地區獨立性加強

涇原兵變使中央政府權威遭受重大打擊，宣告了中央政府削藩之策的失敗，唐廷不得不停止東戰場的戰鬥，聽從陸贄的建議，於明年正月頒佈了興元赦書，下詔罪己。赦免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之罪，對於朱滔，若能孝順朝廷，也給他改過的機會，唯朱溉因為，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故而不在赦免之列。可見，赦書是德宗的妥協之書，但是地方節度也因此得到喘息的機會，河北重新回到了之前擁兵自重的局面。

李懷光覆滅之後，河北藩鎮基本又恢復到戰前狀態，田悅、朱滔、王武俊等相繼死去，但是繼任者仍是桀驁不馴，唐中央能夠直接控制的區域仍然只有京師西部以及東南的一些藩鎮。對於節度使的任免，一方面，地方尤其是河北仍是自主選擇，中央政府雖也過問，但是在很多情況下都採取了預設，行軍司馬的設定雖然是出於中央的意志，但是變數很大，地方將帥的用力仍然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士兵之手：

“郭汾陽在汾州，嘗奏一州縣官，而敕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勳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僚屬曰：“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

一些聰明的藩將就會採取一種靈活的策略，在前任節度使死的時候，仍然向朝廷求節，但卻是象徵性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假象。對於那些囂張的藩鎮節帥，德宗還是毫不留情的出兵打擊，但是幾次出兵均失利，這再次動搖了德宗的意志，增長了地方的獨立性。

（2）免除苛捐雜稅，鼓勵軍民生產

涇原之師的暴動，給了唐朝統治者沉重的一擊，迫使他們“賦斂無度”的罪惡行涇，不得不有所剋制，不得不實行一些緩和剝削、發展生產的措施，使社會經濟很快得到一定程度的復甦。

首先減免苛捐雜稅。

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初，“罷間架、竹、木、茶、漆稅”，免收私人買賣的除陌錢。暴動被鎮壓之後，德宗又趕緊做了如下一些迫不得己的事情：免除了“兩稅外別徵”的“資糧”，“悉罷歸農”；第二年即貞元元年（公元785年）下令“凡不急之費及人冗食者皆罷之”；這一年還“罷榷稅”；此外對奉天、鳳翔、京兆府、興元等地，特別蠲復一年左右至十年不等，還把鳳翔人民“今年秋稅及去年以前逾欠”全部放免；到了貞元四年（788年）又重摺審定兩稅等第，規定今後每三年一定，以儘可能做得負擔公允一些。

其次取消了對“胡客”的供給。

所謂“胡客”，就是在這以前留在長安的外國使臣，約計四千人，自從吐蕃佔據甘肅河西走廊一帶以後，他們“歸路既絕”，其人馬給養，長期以來都由唐王朝安排近畿府、縣負擔，“長安市肆不勝其弊”，這些人，留京師時間不短，有的超過四十年，都有家小、田宅，並放高利貸，誰也不願意歸國。唐政府遂停止其給養，按他們的情況，分別委任充當將卒，如此一來，“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

再次，鼓勵軍民生產。

貞元二年（786年），命令各地選揀耕牛進貢，“委京兆府勸課民戶”，分給有地無牛的百姓以耕牛，並確定“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是貧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第二年又按宰相李泌的辦法，收買耕牛、冶鑄農器、蒐集麥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唐王朝扶植農業生產的此類措施，在邊鎮特別在關中是起了較好的作用，《舊唐書·食貨下》記載，自藩鎮連年戰爭以來，“凶荒相屬”，但是到了貞元三年（787年）之後，情況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為豐稔”，一斗米的價格，只是興元時期的百分之十五。邊鎮透過鼓勵生產，也“頗有積儲”，涇原、隴右兩地，主將“皆帥卒力田”，幾年來“軍食充羨”，涇隴一帶也出現了安定局面。

結語：

涇原兵變是唐代中葉政治的分水嶺，兵變之前，唐廷試圖扭轉先朝時期藩鎮林立，跋扈不臣的局面，但是，由於唐廷舉措失當，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最終釀成了涇原兵卒的譁變。涇原兵變不僅也對德宗本人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德宗對武臣將相的猜忌之心加重，另一方面最終導致了德宗陷入一種極端的權力控； 更重要對中唐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對待藩鎮問題上陷入了矛盾和極端化。 一方面中央政府不得不以一種審慎的態度對待藩鎮； 另一方面， 面對河北藩鎮， 中央又無奈之何， 又不得不採取了姑息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