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尚未準備好接受換頭
義大利神經外科專家卡納維羅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聲稱，全球首例頭部移植手術10個月內將在中國哈爾濱進行，而領導該手術的是哈爾濱醫科大學任曉平教授。
很多人認為換頭不可行，理由仍然是醫學技術上的。換頭術勢必要將頭顱、脊髓切斷，切斷了的神經細胞是不可再生的。現在任曉平團隊應用一種叫聚乙二醇複合雞尾酒的藥物，據說可將神經“粘連”起來，但換頭的小動物生存週期未超過36小時。
認為不可行的另一個理由，是換頭術面臨倫理與法律障礙。現在連克隆人研究等都為各國法律和倫理所不容，美國長期禁止幹細胞研究。直到2009年，美國當時的總統奧巴馬才解除對胚胎幹細胞研究的限制，但繼續嚴禁克隆人，聲稱它“在我們的社會或任何一個社會都沒有立足之地”。在各國開放克隆人之前，換頭術顯然是超前了。
這種倫理與法律的障礙，本質上就是人類社會還沒有做好接受換頭術的準備，缺乏相關社會共識。把一個頭顱換到另外一個人的身體上，顯然比克隆人更需要社會共識。這種社會共識，最終體現在法律與倫理上。
任何醫生要實施換頭術，即便是純科研性質的，按照國際慣例，也要經過醫學倫理審查與批准。上世紀90年代，中國引入醫學倫理審查機制，意味著換頭術必須過倫理審查關。而對於換頭術，醫學倫理學界目前普遍持不贊成態度。大家的擔憂一大堆，比如當腦袋面對一個異己的身體，其情感將如何反應？他真的快樂嗎？換頭術真能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嗎？
還有宗教界人士質疑：“換頭手術關係到道德問題。如果未來該技術成功，富人就會利用窮人的身體，世界將變得不再人道。”
目前世界上並無國家在法律上明令禁止換頭術，但這不等於各國政府會聽之任之。有行為才有規範。換頭術目前尚處於“嘴炮”階段，政府可以靜觀其變，一旦有人付諸行動，有關部門就會上門阻止了。政府感到為難的是，對於接受換頭術的人，如何界定他的身份？如果換頭術失敗，是算當事人自殺，還是算他殺？有人主張以“過失殺人”論處。對於卡納維羅和任曉平們，這就是法律風險。
就學術研究而言，換頭術是高價值的，但現在沒有社會共識，或許永遠都不會有共識。
科學發展過程總要遇到這樣那樣的爭議和阻力，換頭術難度很大，但是透過這樣的探索，會促進人類在神經再生器官移植領域的發展。對醫學的發展有很大貢獻！支援
人類尚未準備好接受換頭
把一個頭顱換到另外一個人的身體上，顯然比克隆人更需要社會共識。這種社會共識，最終體現在法律與倫理上。義大利神經外科專家卡納維羅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聲稱，全球首例頭部移植手術10個月內將在中國哈爾濱進行，而領導該手術的是哈爾濱醫科大學任曉平教授。
很多人認為換頭不可行，理由仍然是醫學技術上的。換頭術勢必要將頭顱、脊髓切斷，切斷了的神經細胞是不可再生的。現在任曉平團隊應用一種叫聚乙二醇複合雞尾酒的藥物，據說可將神經“粘連”起來，但換頭的小動物生存週期未超過36小時。
認為不可行的另一個理由，是換頭術面臨倫理與法律障礙。現在連克隆人研究等都為各國法律和倫理所不容，美國長期禁止幹細胞研究。直到2009年，美國當時的總統奧巴馬才解除對胚胎幹細胞研究的限制，但繼續嚴禁克隆人，聲稱它“在我們的社會或任何一個社會都沒有立足之地”。在各國開放克隆人之前，換頭術顯然是超前了。
這種倫理與法律的障礙，本質上就是人類社會還沒有做好接受換頭術的準備，缺乏相關社會共識。把一個頭顱換到另外一個人的身體上，顯然比克隆人更需要社會共識。這種社會共識，最終體現在法律與倫理上。
任何醫生要實施換頭術，即便是純科研性質的，按照國際慣例，也要經過醫學倫理審查與批准。上世紀90年代，中國引入醫學倫理審查機制，意味著換頭術必須過倫理審查關。而對於換頭術，醫學倫理學界目前普遍持不贊成態度。大家的擔憂一大堆，比如當腦袋面對一個異己的身體，其情感將如何反應？他真的快樂嗎？換頭術真能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嗎？
還有宗教界人士質疑：“換頭手術關係到道德問題。如果未來該技術成功，富人就會利用窮人的身體，世界將變得不再人道。”
目前世界上並無國家在法律上明令禁止換頭術，但這不等於各國政府會聽之任之。有行為才有規範。換頭術目前尚處於“嘴炮”階段，政府可以靜觀其變，一旦有人付諸行動，有關部門就會上門阻止了。政府感到為難的是，對於接受換頭術的人，如何界定他的身份？如果換頭術失敗，是算當事人自殺，還是算他殺？有人主張以“過失殺人”論處。對於卡納維羅和任曉平們，這就是法律風險。
就學術研究而言，換頭術是高價值的，但現在沒有社會共識，或許永遠都不會有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