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康熙帝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二個皇帝，作為一位出身於少數民族的封建帝王，他對儒學極為尊崇，以“崇儒重道”為其基本的文化國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比較典型的。

康熙像康熙帝名玄燁，生於清順治十一年（1654），卒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享年69歲，在位61年，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封建帝王。

自從儒學產生以來，特別是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歷代封建王朝在制定政策時，都不能也沒有對儒學視而不見，重視文教，一直是歷代王朝相沿不變的傳統。清朝的統治者也是如此。

在入關以前，他們已經深受漢文化的薰陶和濡染。

據說，後金政權的建立者努爾哈赤便熟悉漢文，受漢文化影響頗深。皇太極繼立以後，也對漢人進行優禮，用他們制定國家制度。清朝建立之初，雖然戰事頻仍，戎馬倥傯，但順治皇帝親政不久，便開始重視文化建設，順治十年，頒諭禮部，把“崇儒重道”作為其文化政策，以圖振興文教。然而，這一國策尚未來得及付諸實施，順治皇帝便駕崩西去。

康熙帝少年即位，由滿洲四大臣輔政，他們反對接受漢族的文化傳統，在文化政策上倒行逆施。

康熙六年，玄燁親政，又過了兩年，清除了以鰲拜為首的頑固守舊勢力，使文化建設重新走向了正軌。

這一年，康熙皇帝親臨太學祭祀孔子。康熙九年八月，恢復了被鰲拜等人撤銷的翰林院；十月，康熙皇帝提出了以“文教是先”的十六條治國的綱領；十一月起，相繼舉行“日講”和“經筵”大典，這些典禮具有封建帝王“崇儒重道”的象徵意義。

以後，在一些漢族文士的輔助下，年輕的康熙帝由朱熹的《四書集註》入手，繼而學習《尚書》《周易》《詩經》《資治通鑑綱目》等。

康熙十七年（1678）一月，玄燁頒諭吏部：“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材，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蹤前哲者？”

於是，詔舉“博學鴻儒”，以備顧問著作之選，羅致天下名士學者143人參加，經過次年春天的考試，錄取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入翰林院供職。

詔舉“博學鴻儒”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標誌著康熙帝已經將“崇儒重道”的國策具體地付諸實施，奠定了獎掖儒學的基本格局。

康熙時期的詔舉“博學鴻儒”被認為是一種“曠世盛典”，在思想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籠絡了一批士人。

如徐乾學及其弟徐元文等就是以經學致顯的，他們被視為親近之臣，侍於左右，備受禮遇。

又如湯斌、李光地也都是著名的理學大臣，湯斌以道學受寵，特授江寧巡撫，歷官禮部尚書。

李光地更是倍受康熙皇帝寵幸，康熙帝甚至說：“知光地者莫如朕，知朕者亦莫光地若也。”另外，以理學而受到康熙重用者還有不少。

康熙皇帝還十分注重購求、編纂以及詮釋儒學典籍。

他認為“書籍關係文教”，曾說：“唯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為有用。”

因此，他在自己初政的20餘年中，不僅廣泛搜求秘籍，還多次組織儒臣編輯圖書，在經學方面，編成的著作有《日講四書解義》《易經解義》《書經解義》《孝經衍義》等。

李光地則秉承康熙的御旨，編纂《性理精義》以闡明性理；撰《理學真偽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廣為流傳。

此外，康熙時期編輯撰寫而成的其他方面的著作還有很多，這些著作涉及史學、詩文、音韻、天文、曆法、數學、地理以及名物彙編等。其中的一些著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在尊崇孔子與儒學方面，康熙皇帝落實在了具體的行動上。

他親政之初在太學釋奠孔子，應該說是僅僅做出了一種尊崇儒學的姿態。

以後，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冬天，他南巡返京途中，專程到曲阜的孔子故里拜謁孔廟。

這次，他不僅在大成殿為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禮，親手書寫“萬世師表”四字讚譽孔子，而且還與衍聖公孔毓圻及孔子後裔孔尚任等講論儒學。

據《康熙起居注》記載，為了準備這次講學，康熙帝特意先專門派人前往曲阜，與孔氏後人撰擬講章。

稿成之後，康熙帝還親自審閱，並責成大學士王熙、學士孫在豐精心改訂。

講論完畢，康熙皇帝說道：“至聖之道與日月並行，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鹹所師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

他宣佈：“歷代帝王致祀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今親詣行禮，務極尊崇至聖，異於前代。所有曲柄黃蓋，留之廟中，以示朕尊聖之意。”

在清朝初年，理學的發展已經支派各異，營壘分化，尤其是程朱與陸王的學術界分，令清初的統治者在提倡儒學時必須做出抉擇。

康熙帝要表彰儒學，同樣也要回答是尊朱還是尊王的問題。

隨著他儒學素養的提高，在比較、鑑別之後，他表現了崇獎朱子之學的傾向，康熙四十年之後，他下令以“御纂”的名義，令理學名臣彙編《朱子全書》。

五十一年（1712）正月，康熙帝還明確地說：“朱子註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經今五百餘年，學者無敢疵議。朕以為孔孟之後，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巨。”（《清聖祖實錄》卷二四九）

他隨即頒諭，將朱熹在孔廟中的祭祀之位升格，由東廡的先賢之列，提升至大成殿的十哲之次。此後，朱熹學說在清初受到了較高的尊崇。

清朝統治者，從順治開始，就尊奉孔子，推崇南宋理學家朱熹，利用儒家學說來鞏固統治。康熙帝親政後，更是提倡儒學，進一步表彰孔孟程朱。他自稱統治天下當“以講學明理為先務”，稱頌朱熹是:“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歸”。1712年，把朱熹升入孔廟大成殿的十哲之次。以後，“朱子祠宇遍天下”。康熙帝不僅自己寫書，發揚朱熹性理之說，又命理學大臣李光地等編纂《朱子全書》、《性理精義》等書，廣為宣傳。

康熙帝以身作則，刻苦攻研儒學。他以儒家理想的內聖外王賢德仁君的標準要求自己，推己及人，治國平天下。他從五歲就開始讀書，到老年也從未間斷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等儒家經史，無不研讀。他每天請儒臣講解儒學，反覆研討，努力做到義理貫通。這樣，他從漢族士紳手中奪過儒家旗號，作為滿族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器，利用儒家提倡的倫理道德，以爭取漢族士紳，加強對全華人民的統治。

康熙帝曾頒佈“聖諭”十六條。後來雍正帝胤禛對此十六條發揮衍繹，編成《聖諭廣訓》一書。這是“普天率土應一體讀講”的訓條。無論文官武將，都要於每月朔望向百姓、兵丁宣講，並要求他們用方言俗語反覆析解，做到家喻戶曉，達到“愚民感發天良，戾氣消而和氣聚”的目的。童生赴考，教官要在明倫堂前對考生宣讀《臥碑文》和《聖諭廣訓》。考試時，考生必須默寫“聖諭”一節。“聖諭”的主要內容，是宣揚整套的所謂“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的說教，企圖用勸諭教化的方式，消除僭越反叛的思想行為，以鞏固統治，這也就是孔子“道之以德”的統治辦法。

康熙帝利用儒家思想駕御群臣和統治全華人民，最突出的是宣揚三綱五常。三綱五常是古典國家中央專制集權統治的理論基礎，是鞏固士紳統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的核心即三綱五常。康熙帝深知忠孝節義是治國安邦的根本。

“君為臣綱”是三綱之首。清朝竭力宣揚“君之尊同天，親同父”的一套說教。康熙帝十分重視《明史》的纂修，這主要是要表明清朝繼明的正統地位。但透過《明史》的纂修，選擇一些忠於明王朝的人加以表彰，既可撫慰一些明朝遺老和一部分漢族知識分子，也可以告戒天下萬世的為人臣者，君臣的綱常是永恆不變的，正如儒臣魏裔介所說的那樣:“不忠於明朝者，必不忠於我朝”。

康熙帝又竭力標榜“孝治天下”，宣揚“父為子綱”。忠和孝是聯絡在一起的。孝本來是指善事父母，是從家族血緣關係引伸出來的一種道德觀念，在古典社會里，是維護家長制的工具，同時也是維護古典國家統治的工具。《論語》說:“孝慈，則忠”，又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康熙帝和歷代統治者都標榜“孝治天下”，其目的就是要在臣下和百姓中灌輸君父民子的思想，確立自己的君父地位。康熙欽定的《孝經衍義》，對“孝治天下”的道理大加申述，“聖諭”十六條第一條就是“敦孝悌以重人倫”，把孝放在社會生活的首要地位，要求不分民族、不分官民、不分性別、不分年齡，都講求孝道。孝道經過發揮和演義，擴充套件成為生活中不莊重是不孝，作戰不勇是不孝，對官怠慢是不孝，對皇帝不忠也是不孝。總之，一切不利於統治者的言論和行為，都是不孝。皇帝就是企圖透過提倡孝道，達到統治臣民、鎮壓臣民反抗的目的，從而鞏固士紳統治。

三綱中的“夫為妻綱”，是壓迫婦女，伸張夫權的，同時它也是維護和鞏固政權、族權、神權的手段。清朝從康熙以後，朝廷每年都要大力旌表夫死殉節、未婚守志之類的節婦，給銀建坊，視為常例。宣揚節義的目的，和宣揚忠孝是一樣的。忠孝節義是清王朝治國安邦的精神支柱。 康熙帝利用儒家學說來鞏固封建統治的做法，是起了作用的。在康熙統治時期，全國一統，民族矛盾相對緩和，這和他宣揚儒家理論，爭取漢族士紳的支援與合作是分不開的。

謝謝邀請:清朝時，康熙作為一位少數民族皇帝，自從小就開始學習儒家學經典，不但沒對中原的漢人文化進行歧視，甚至看到漢人文化先進性，就開始對漢人文化學習，隨學習過儒家學還把它當作施政來指導，但對於少數民族政權是仰慕漢人文化，而開始進行在中國歷史上雖有先例。可謂康熙把中國發展成為繁榮盛世，把儒家學作為自己統治精神資源…

康熙是看到了儒道至聖的很多漏洞，才用的儒家思想，也就是不廣開民智，讓人民不知真偽，他也做到了，像周培公被他整得多慘！就一句廣開民智，文武合一，可追漢唐。直接被髮配了，開玩笑呢！人都聰明瞭，我幹嘛活呢？

康熙是少數民族皇帝，從小就開始學習儒家學，不但沒對中原的漢人文化進行歧視，甚至看到漢人文化先進性，就開始對漢人文化學習，隨學習過儒家學還把它當作施政來指導，但對於少數民族政權是仰慕漢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