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羲之，人們首先會想到的是把酒臨風揮毫潑墨雄姿英發的東晉美男子；是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是他那些氣勢如虹、矯若驚龍的傳世書法神品。因為書法領域的成就過於光彩照人，以至於掩蓋了王羲之的真實面貌，如果摘掉王羲之的“書聖”頭銜，呈現在我們眼前的王羲之究竟是怎樣的呢？

出身名門望族的“高富帥”

東晉王朝的建立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在西晉地方勢力與北方少數民族一片混戰之下，司馬家的皇室成員與當時的打世族集體南遷，並在世族勢力的支援下偏居江南建立新的王朝，在這之中，尤其以王、謝兩家的勢力最為強盛，以至後來被稱為“司馬天下王家黨”之說。王羲之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他是東晉輔佐三朝重臣王導的堂侄。“朝中有人好做官”，等王羲之長大成人，他一出仕便為秘書郎。當時的科舉制度還未產生，憑藉著家族的聲望，在徵西將軍耿亮的引薦下，王羲之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不料，王羲之離開無錫家母，赴江西的上任途中，卻遭原江州刺史的追殺，不能上任，憤怒之餘，遊歷廬山之後就返家，並辭官。後來王羲之做官做到護軍將軍、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所以人們又稱他為“王右軍”。

王羲之是東晉王朝時代名副其實的“高富帥”，家裡有錢有勢，前途一片光明，人長得玉樹臨風，更重要的是還能寫一手好字，簡直堪稱完美，在個人問題方面，王羲之歷來不用擔心，於是就發生了後來傳為美談的“東床快婿”的故事。從入仕為官及以後所到任上，由於王羲之不愛錢財，不願為他人所用，總能屢建功勳，因而聲望鵲起。朝廷多次召他入朝，但均被他回絕。其實他是不願在皇帝及公卿面前受拘束，喜歡那種“將在外，有所不受”相對自由的環境，這與他放蕩不羈的性格有很大關係。

一個人的性格或者人格都具有兩面性，下面透過AB面來看看不同的王羲之。

A面：深謀遠慮心憂天下

王羲之雖然希望遠離朝廷，但是他心懷天下，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國計民生。當殷浩出任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參與朝政，要領兵北伐時，作為旁觀者的王羲之客觀的分析了當時的形式，認為北伐必敗。王羲之給他寫信，勸他不要貿然出兵。殷浩不聽勸阻堅持領兵北伐，結果被姚襄打的大敗。後來殷浩為挽回面子圖謀再舉，王羲之得知後再次寫信給他，結果依舊勸阻無效，最終，殷浩北伐屢戰屢敗，耗資巨大，最後被廢為庶人。

王羲之在擔任會稽長史時，東部地區發生荒災，他負責賑災，多次給朝廷上書請求免除當地的徭役賦稅。他給當時的尚書謝安寫信，希望朝廷對治理漕運的事情下達規定的期限，交有關部門辦理，不要再催逼下層，只是到年底考核成績的好壞就行了，否則將會造成貪官汙吏橫行，賑災名存實亡。但是當時的朝廷並沒有採納他的意見，讓王羲之憂憤之極。

用今天的眼光看來，王羲之對當時形勢分析準確，謀慮深遠，以及對國家政令暢通，懲治腐敗的建議應該說都具有積極的一面，可惜未被當權者採納，但我們從這件事上可看到的他運籌帷幄，憂國憂民的那份屈原般的愛國之心。

　B面：剛愎自負目中無人

王羲之的性格特點決定了他能做一個成就斐然的文藝家，卻做不了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因為他為人傲慢，經常因為剛愎自用目中無人而得罪同僚甚至上司，這樣，最終王羲之被迫走上隱士之路，從此醉心於書法和修仙煉丹，不再過問政治。

在會稽任上，恰逢時任會稽郡內史王述的母親去世，在他守孝期間，王羲之接任會稽內史。由於他素來看不起王述的為人，在王述哭靈守孝的日子裡，王羲之多次放言要去弔唁，卻只是“雷聲大雨點小”遲遲不動。有一天他突然造訪，也不讓門人通報，徑直走到靈前進行哀悼，旋即轉身離去。按古禮，弔喪而不與喪主會見，是有怨隙和失禮的表現。王羲之非但不以失禮為羞，反在賓朋中大放厥詞，說王述不過是個尚書材料，到老也就只能混個僕射職位，現在當個會稽內史就不知所以然了。

無巧不成書，老天卻和王羲之開了個玩笑。等到王述守孝期滿後，出任揚州刺史，直接成了王羲之的頂頭上司。王羲之羞恥難耐，無法接受這個事實，當即派人到朝廷請求分立會稽郡為越州，想擺脫冤家，使者無功而返。後來，王述到會稽郡問及刑獄情況，頗為嚴厲，主管官員被質問的狼狽不堪。王述當下命令王羲之做主進行處理，王羲之深感羞愧，滿腹感慨，長嗟之餘，稱病離開了會稽郡，來到父母墳前發誓不再做官，此後終身不仕。（圖片來自網路）

去掉書聖的頭銜，王羲之可以說是一個完人，他之所以被稱為書聖，除了他在書法上的貢獻，他的人品和學養也佔了很大一部分因素。

首先他是一個孝子，他在臨川做官的時候，一直把她的母親帶在身邊侍侯，悉心照料，一直到他的母親去世，是一個十足的孝子，這也是後來一直為人稱讚的。

對於工作，他是一個認真負責的人，他在會稽做內史的時候，吏治、賦稅很是黑暗，他認真選拔官吏，均賦稅，遇到連年大旱、青黃不接的時候，不等朝廷的命令，果斷開倉放糧，深的民心。

他還是一個對朋友親人很講情誼的人，這個從王羲之的大量的信札裡就能看出來。比如他的《官奴小女帖》、《喪亂帖》、《建安帖》、《姨母帖》裡都表現了對家人、朋友的關心。

他還是一個文學修養很好的人，這一點我們都知道，中學的時候都學習過他的《蘭亭序》。

總之，他是一個德藝雙馨的人，無愧於“書聖”這一稱號。

真實的王羲之，是右將軍、會稽內史。是政府高官。具有卓越的政治眼界。

王羲之出身官宦世家。祖父王正，官至尚書郎，父王曠為淮南太守。伯父王導，官至司徒。岳父郗鑑為太尉。

王羲之在右軍將軍任上，常常以書勸殷浩，國家的安危，在於內外相和。當時殷浩為大將軍，與桓溫不相協調。殷浩不聽羲之勸。後來殷浩要北伐，王羲之縱觀形勢，認定殷浩北伐必敗，以書信詳細論其要害，極力勸阻。殷浩固執北伐，果然如義之所料，為姚襄所敗。殷浩又謀求再次舉兵，王羲之再次言真意切的寫信，陳述決勝之謀，必須審量敵我的勢力，有萬全之策而後行動。

王羲之為官清正，當時經常鬧饑荒，王羲之常常開倉振濟災民。如果他沒有“書聖”的這個光環，我們知道的王羲之，就是一個智謀出眾，心繫國家安危的棟樑之材。或許是放浪形骸，寄情山水之間，飲酒作詩，詞清調雅的閒情逸士。歷史註定了他，不會是一個平凡的普通人。

書聖的頭銜是什麼時候封的呢？是王羲之去世以後的後人拜賜予的。似乎王羲之不是那種十分愛吹噓的人噢！

名是虛的，雖然不能一概而論否認“名副其實”。無論任何人，亦不管地位的高低，亦可能一時的盛名，但在歷史的長河中，卻是無比公正的。對於王羲之，我認為不管其有無盛名，其書法的水平和地位不可能有所降低的，在晉代當時和現代都一樣。為什麼這麼肯定？

一是從書法學習或研究的角度看，在晉代，的人們當中王羲之的學習環境是一般的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具有他那樣的條件的。在當時的氏族或門閥環境以及社會的動盪不安的歷史背景下更是如此，何況書法在當時的傳承本身就是家族式的傳承，其書法經典和理論精髓，普通人是無緣見面和得到。再說，王羲之的書法在當時就是出類拔萃，鮮有人企及的，否則也不可能會有大量的作品流傳，並傳之唐代，雖然仍然沒有脫離家族的淵源。再說，如果他王羲之的書法水平非常普通即便能越過唐代，也難以傳至現代，早已會有大智慧這超越。書法家的歷史地位本身就是後代來品評的，何況又經歷了數千年的考驗和篩選。

二是書法發展史的角度看更不可能有後來著者撼動王羲之在書法史上的地位。魏晉時期是書法由篆隸演變之楷書和草書的關鍵時期。書法在這個時期的變革的集大成者，又非王羲之莫屬。他人根本不具有王羲之那樣的環境與條件，也還有學識、悟性、機遇的原因。一方面是歷史的選擇，另一方面又是王羲之自己的選擇。再說書法之晉唐，特別是楷書已經發展之高度成熟，自此以將，人們只有充分發揮個性的條件，而沒有再出現書體創新，都是傳承古代經典書法。僅這一點後來這就無法撼動其在書法歷史中的地位和價值、意義。

三是在書法至於情感的投入方面，在歷史的長河中也無法磨滅王羲之書法的歷史地位，即便晉代以後出現了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蘇東坡的《黃州寒食帖》等，在思想情感和藝術情感的投入的高度方面無，後來者也仍然無法超越王羲之書法的歷史地位，因為王羲之的《蘭亭序》的情感是站在哲學的高度傳達書法美學觀的，既有晉人的風流儒雅，狂放不羈、瀟灑飄逸，也包含了對宇宙、世事、生命，甚至當時社會血與火的激烈碰撞下天才的感悟，超凡脫俗的心靈的放飛以及個性書法藝術化的抒發表達，雖然不乏道家思想，而《祭侄文稿》是對家國親情的情感的寄託和表達，包括蘇東坡的《寒食帖》，仍然是對自己心境的描述，遠沒有王羲之美學思想高度的淵博宏大。

在古人那裡，書法家、文學家、畫家等身份不可能是分開的，往往是“詩書畫“三絕，甚至，詩書畫印四絕合於一身。而且，他們出身很少是貧寒家庭。尤其上古時代，藝術家往往來自“世家”，代代高官厚祿之下，養著脆弱而絕美的藝術根苗。王羲之無疑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出身於魏晉名門琅玡王氏。琅琊王氏是中國古代頂級門閥士族，晉代四大盛門"王謝袁蕭"之首(也有稱"王謝桓庾")，是中古時期中原最具代表性的名門望族，素有"華夏首望"之譽稱。琅琊王氏開基於兩漢時期的琅琊臨沂(今山東省臨沂市)，鼎盛於魏晉時期，史稱"王與馬，共天下"。南朝以後走向衰弱。

兩晉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段最為繽紛錯綜、華彩紛呈的時代。宗白華先生在他的《美學散步》一書中指出:"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在這些世家貴族當中，琅琊王氏無疑是最為舉足輕重也最富戲劇性色彩的一個大家族。

《二十四史》中記載，從東漢至明清1700多年間，琅琊王氏共培養出了以王吉、王導、王羲之、王元姬等人為代表的35個宰相、36個皇后和36個駙馬和186位文人名仕。

王羲之生來就一定是為“文學與藝術”這一人間極品的。在如此高的門閥降生，每一個男丁都是當爺供著，受的教育也是極其嚴格而謹慎的。因為，每一個男丁都要頂起家族

家族興旺、繁衍綿長的重擔。王羲之更不例外。

王羲之自幼愛習書法，由父王曠、叔父王廙啟蒙。七歲善書，十二歲從父親枕中竊讀前代《筆論》。

16歲時，王羲之未來的岳丈郗鑑與丞相王導情誼深厚，又同朝為官，想與王家聯姻。

王丞相說：“那好啊，我家裡子弟很多，就由您到家裡挑選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誰，我都同意。”郗鑑就命心腹管家，帶上重禮到了王丞相家。王府子弟聽說郗太尉派人覓婿，都仔細打扮一番出來相見。尋來覓去，一數少了一人。王府管家便領著郗府管家來到東跨院的書房裡，就見靠東牆的床上一個袒腹仰臥的青年人，對太尉覓婿一事，無動於衷。

郗府管家回到府中，對郗太尉說：“王府的年輕公子二十餘人，聽說郗府覓婿，都爭先恐後，唯有東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著若無其事。”

不拘泥禮教，自得於個人的修行和領悟中。這種魏晉風度深深折服了郗鑑，郗鑑說：“我要選的就是這樣的人，走，快領我去看！”郗鑑來到王府，見此人既豁達又文雅，才貌雙全，當場下了聘禮，擇為快婿。“東床快婿”一說就是這樣來的。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農曆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謝安、孫綽等41人在紹興蘭亭修褉（一種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動）時，眾人飲酒賦詩，匯詩成集，羲之即興揮毫為此詩集作序，這便是有名的《蘭亭序》。

此帖為草稿，28行，324字。記述了當時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當時天時地利人效果發揮極致，據說後來再寫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個“之”字，寫法各不相同。被宋代米芾稱之為“天下第一行書”。

王羲之成年後，痴迷藝術，不惜棄官不做，後世的顏真卿也曾為向張旭學書法而棄官不顧。在官本位的中國社會，這是非常叛逆的行為，所謂名士風流不過如此。但是，看這些挺起了中國燦爛文化的書法藝術，他們辭官還真是辭對了。

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三月王羲之稱病棄官。“攜子操之由無錫徙居金庭。建書樓，植桑果，教子弟，賦詩文，作書畫，以放鵝弋釣為娛。” 他和許詢、支遁等人，開始遍遊剡地山水。 定居金庭後，書法興起。其後裔多擅書畫，作品掛滿廳堂、書房，人稱“華院畫堂”。後人定村名為“華堂”，沿稱至今。

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為歷代書法家所敬仰，被譽作“天下第一行書”。王兼善隸、草、楷、行各體，精研體勢，心摹手追，廣採眾長，備精諸體，冶於一爐，擺脫了漢魏筆風，自成一家，影響深遠。其書法平和自然，筆勢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賦》中：一句來讚美王羲之的書法之美：“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王羲之書風最明顯特徵是用筆細膩，結構多變。

王羲之早年又從衛夫人學書。衛爍，師承鍾繇，妙傳其法。她給王羲之傳授鍾繇之法、衛氏數世習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釀育的書風與法門。王羲之志存高遠，富於創造。他學鍾繇，自能融化。鍾書尚翻，真書亦具分勢，用筆尚外拓，有飛鳥鶱騰之勢，所謂鍾家隼尾波。

王羲之心儀手追，但易翻為曲，減去分勢。用筆尚內抵，不折而用轉，所謂右軍“一搨瓘直下”。

他學張芝也是自出機杼。唐代張懷耿曾在《書斷》中指出這一點：“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鍾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研精體勢，則無所不工。”王羲之對張芝草書“剖析”、“折衷”，對鍾繇隸書“損益”、“運用”，對這兩位書學大師都能“研精體勢”。

沈尹默稱揚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腳下盤泥，依樣畫著葫蘆，而是要運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為我服務，不泥於古，不悖乎今。他把平生從博覽所得秦漢篆隸的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入於真行草體中去，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推陳出新，更為後代開闢了新的天地。這是王羲之“兼撮眾法，備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緣故。

鍾繇書法

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唐代的歐陽詢、虞世南、諸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五代的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這些歷代書法名家對王羲之心悅誠服，因而他享有“書聖”美譽。

如果我們想了解一位真實的、鮮活的王羲之，就不應該侷限於王羲之的書法，而是應該看到王羲之除了書法家之外的另外一重身份，甚至是最為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他是一個士大夫，不僅是一位正直、為國操勞計程車大夫，而且他還具有當時士大夫缺少的睿智、清醒、理智和仁慈。

這也是我一直強調的，看待一位藝術家，要回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去考察他，這樣才能做到孟子所說的“知人論世”。而且這樣的一個瞭解，並不是用他所處的時代去生搬硬套，去牽強附會的解釋，而是將當時他所處的時代、以及那個時代下的語境挖掘出來，這樣才能做到推斷合理，解讀又不會過度。

而所謂的解讀過度、牽強附會，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王羲之的“創體”傳說。

傳說王羲之當年學習書法十分痴迷，喜歡用手比劃書法的筆畫，不論什麼時候都在琢磨書法的寫法、法度。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他突然靈感一現，但是還在床上，沒有紙筆，就索性在他妻子身上比劃，結果他妻子就不耐煩了，對他說：你有你的“體”，我有我的“體”，幹嘛要寫我的“體”，你自己應該有一個“體”才對。

據說王羲之受到啟發，據此創立了他自己的王體書法。

這個傳說十分可笑而且極不嚴謹。這個故事的版本實際上有好幾個，每一個版本的主人公都不一樣，有人說是王獻之和他的妻子，也有說是鄭板橋和他的妻子等等，不一而足，紛繁複雜。這足可以證明這個故事是多麼不靠譜，而且很有可能是我們後人杜撰並且強加給王羲之的。

很顯然當時別說書法的書體概念了，就連當時文學的文體概念，都還尚在萌芽狀態，到了蕭衍編撰的《昭明文選》才開始正式系統探討這一問題。書法書體的理念真正得以完善並且系統科學的論證是現在才有的事，古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當然王羲之書法是另立一家，書法自成一派，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這樣的書體形成是有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不是王羲之一個人憑藉一己之力就完成的，而是靠他之前和他之後的書法共同合力才得以形成的。

這就是在牽強附會的理解王羲之。

另外如果想要了解王羲之作為士大夫生活的一面以及他的性情脾氣，可以找來《晉書》和洪邁的《容齋隨筆》看一看，這些都比較全面。

在這裡，我就給大家挑一些比較重要的，分門別類的給大家說說：

一、人性自然的風流名士

對於王羲之的生性和脾氣，《晉書 王羲之傳》還是記載的比較詳細的，但是全文基本上都是以傳說故事穿插著，而且並未涉及到王羲之作為一個士大夫的事蹟。

《晉書》首先談了談王羲之總體的一個性格發展，他小時候不怎麼喜歡說話，“幼訥於言”，接著等他長大了，就變得能言善辯了，非常正直，“以骨鯁稱”。

接著文章列舉了關於他生活的幾件傳說，分別是“東床快婿”、“蘭亭集會”、“以書換鵝”，最後略微談了談他和王述之間的關係。全文基本上比較全面的展現了一個藝術家的風流、人性，但是並不全面。

我還是那個觀點，王羲之主要的身份並不是一個書法家，而是一位士大夫，士大夫是他主要的身份。

而王羲之作為一位盡職盡責計程車大夫形象主要記載於南宋洪邁的《容齋隨筆》中。

二、為藝所累

其原文選錄如下：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及殷侯將北伐，以為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鬚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晉書》本贊，標為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素，盡善盡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略無一詞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為累大矣。

這篇文章是洪邁讀書的時候隨手寫下的一個小文章，文中記載了這樣幾件事：

開篇第一句就高度讚揚了王羲之作為一個士大夫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他把王羲之和溫嶠、蔡謨、謝安並稱為一類人物。要知道這些都是當時的名臣，不僅地位高，而且以正直的名聲揚名在外，因此，洪邁是打心底裡對王羲之敬佩不已的。

而且王羲之雖然是一個地位較高計程車大夫，但是他不貪慕虛名，比較任性自然，嚮往自由。

接著，開始說王羲之是怎麼勸諫殷侯不要北伐，以及北伐失敗後怎麼再向殷侯合情合理的論述當時國家大勢和局勢的，接著他對會稽王同樣表達了自己的判斷。其中論述合理，有理有據，分析切中當時的實際。這些話語如果不是出自一個對國家關心、對百姓關心的人，是不可能的。

其論述的理由之充分，形式分析的透徹，完全不是一個昏聵的人所能做到的。這也在無形中證明了有些人認為“王羲之就是一個沒有用的藝術家”這個觀點是多麼錯誤了。

最後是作者的感慨，唐太宗當年為《晉書》親手編寫王羲之傳贊時候，對於上面提到的經國大事一個字也沒提，這是對王羲之的嚴重貶低，同時也再一次迴應了作者的感慨——王羲之為藝所累。而這也是我們今天為什麼總是一提到王羲之就想到他的說法而想不到其他方面的原因了。

這篇文章其實很能說明問題，王羲之並非沒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也並非沒有政治才能，從他對殷候等人的勸諫中我們其實可以看出來，王羲之不僅是關心政治大事的，而且他還是一個對於時局又極其深刻洞察的，難得清醒正直之士。

所以，王羲之這樣的盛名，其實是被他的書法名聲所掩蓋了，世人只知道他是一個偉大的書法家，但是卻不知道他也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一個為官清廉而又務實的實幹家。

關於這一點，我們其實可以繼續進行深化理解，王羲之作為一個士大夫的形象和顏真卿作為士大夫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我說的不同不是他們在內質上的差別，而是他們給後世的印象側重點不同。顏真卿留給後世的是他光輝偉大的仁者形象，而王羲之留給後世的是他行雲流水的書法。

對於顏真卿而言，他作為士大夫中正剛直的一面太為人們所熟知了，以至於有些人懷疑他的藝術水平；而對於王羲之來說，他藝術形象一面太深入人心，以至於王羲之被人扁平化的理解，實際上這都是不好的做法。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們從一個歷史的角度來分析，後世的統治者之所以這樣有意無意的“曲解”他們，也是有深刻原因的。

對於王羲之來說，後世統治者是對他有所忌憚的。也就是說，是防著他們的。由於中國古代以強大的血緣為連線點而形成的氏族關係在整個權力社會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統治者既要對他們進行安撫和承認，同時又不能太過，否則有讓他們干政的危險，於是從藝術進行著手，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後來的皇帝，甭管是真心還是假意，都是力捧王羲之，實際上都是對當時王羲之的後人釋放這樣的一個訊號：你們的祖先很厲害，我很敬佩，也一直尊敬你們，希望你們一直這樣安生下去，別給我搗亂就好，只要你老老實實的，我也老老實實的對待你們。

那麼到了唐代，乃至於清朝，王羲之家族勢力已經消失了，為何他們還要追捧王羲之？這既有歷史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以前人都承認，那麼我們也跟風追認就好了，也有其他的政治因素，比如清朝入關，在當時文人看來是蠻夷入主中原，所以搞得清朝人在這方面蠻不自信的，因此他們一方面懷柔，承認漢文化，包括儒家等，這其中就有王羲之的書法，一方面又以武力脅迫，比如文字獄。

對於顏真卿來說，後世計程車大夫需要一個正直、為國的忠毅之人作為他們的榜樣，因此反而是對於顏真卿的為人津津樂道，這也是符合統治者統治臣下的利益的。

所以，我們要想看清楚這些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背後的本質，就要抽絲剝繭，弄清楚這其中的歷史邏輯，這樣才能得到一個相對真實並且接近歷史原貌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