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人為樂是中國的傳統美德，只不過被當下的社會風氣帶偏了。助人本事幫助他人快樂自己的事，如果收報酬那就是交易，和助人就沒有關係了。越來越多的騙子利用這種助人心理對助人者實施訛詐等行為。讓人們想幫忙卻不敢幫，就像我們做公益，本身是幫助他人解決困難，可在別人眼裡卻是有利可圖，讓很多公益人傷心，致使有人願做好事卻要面對質疑聲而不敢做。“助”且和力組成，你且出一點力，就能讓他人脫離困境，在得到一聲謝謝後你會趕到發自內心的喜悅感。收與不收需要看是什麼樣的報酬，比如一瓶水，一個水果等以表感激。

其實，無論從法律的範疇還是道德的維護來說，“助人有償”都不應當是一個被批判的行為。此類行為被批判，其實反映了社會對當前道德滑坡焦躁的心態：一方面無力止住道德的下滑之勢，另一方面，卻又竭力把道德神聖化，使“有道德”成為聖人般高不可攀的追求。相當糾結啊！

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念乃拾金不昧，但此“不昧”者，其意在於不貪圖所拾之金，而不是不受酬勞。事實上，從儒家傳統觀念來講，做好事是應該受酬的，因為這樣有利於在社會上倡導做好事。做了好事是一件好事，而能受酬勞又是另一件好事，可謂“好事成雙”了。

孔子的弟子子路救人而受人一牛之謝，孔子很高興：“魯國必好救人於患也。”而另一個弟子子貢救奴回國而不受金於府（魯國制度，贖人可在政府領贖金），孔子責備子貢：“魯國不復贖人矣。”從孔夫子對“助人受償”與“助人拒償”的態度可以看出，從道德層面來說，做了好事而受酬勞，自古便是符合道德法則的行為。

而在法律層面，固然有拾金而昧應被追責的法律規定，比如民法中的“不當得利”，刑法中的“侵佔罪”，但這些均屬於對“昧金”者的制約性規定，而不適用於“拾金取酬”。相反的規定是，法律保護當事人因做好事而應當得到的合理酬勞。民法中的“無因管理之債”，便對撿拾錢包歸還而索合理酬勞的行為作出了合法性保障規定。

其實，當下的道德下滑趨勢，除了社會轉型期的特殊性及各種利益訴求的衝擊之外，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在於“道德家”們釐不清道德所追求的目的，把道德看得一塵不染，與世俗隔絕。而道德的世俗性和目的性並不在他們的視野之中。道德是公益性質的，這毫無疑問，但道德的實施者都是個人的，其影響到的也是個體。在這種情形之下，道德雖然屬於“最高要求的法律”，但依然應當既能讓人“心嚮往之”，同時，又能為絕大多數人“力所能及”。

話再說回來，今天有“三個產業”說法，其中各地大力推進的“第三產業”——服務業，其實就是一個“助人為樂”的產業。而第三產業自2013年起，就已經成為GDP中比重最大的產業，為人服務而獲取酬勞，早就不應該糾結該不該了。

因此，讓道德迴歸世俗，不要過於神聖化，讓人們能在道德的遵守中衡量對於自己的價值（無論是精神的還是經濟的），才是道德為絕大多數人遵守的基礎。當道德成為只有聖人才能遵守的規範時，道德也就不是道德了，而是成為了聖人培訓班的教材，豈可期望其成為大眾的行為標尺？

助人為樂是一件好事，當你助人為樂的時候，當然不會去想你會得到什麼報酬，我相信這是每一個主動去幫助別人所想的，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你幫助了別人，相當於別人欠了你人情，你接受了報酬，相當於你們兩清，無論報酬是多少，你都可以接受。那麼，我們再換一個角度去思考，如果一個人助人為樂且接受了報酬，第二個人，第三個人都這樣，那麼是不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鼓勵了更多的人去幫助別人。如果這樣說來，就算你幫助了別人而沒有得到報酬，你也沒有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