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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山水畫中的樹有沒有符號性,秩序性這些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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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山水畫最為出名宋代是中國傳統山水畫的高峰時期。宋太祖推翻了唐末五代之戰亂,而獨得天下,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他偃武修文,革新圖治;到了太宗、真宗,又獎勵文藝,人士蔚起,所以宋代有三百年的昌運盛世,這一時期宮廷美術全盛,畫院規模齊備,名家層出不窮,佳作碩果累累。畫壇上山水畫最為突出,水墨格法空前發展,各種技法日趨完善,完全脫離了隋唐以來“先勾後填”之法,出現了講究筆墨韻味的皴、擦、點、染等技法程式,山水畫造景重造化、重理性,院體格法法度賅備,審美特色由政教、宗教精神逐漸轉向人文精神,這一時期美學著述獨到、藝術思潮活躍、繪畫作品精湛,是中國傳統審美文化的發展源頭。

    一 宋代院體山水畫重理法、重質趣、重寫實。早期山水畫“水不容泛”“人大於山”,到了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已有所發展,畫中有符合自然規律的山水營造特點,空間處理得當,峰巒參差有致,樹木、山石、屋宇處理合度。五代畫家荊浩隱居太行山,對自然山川真情感悟,總結了一系列規律,他在《筆法記》中說:“凡樹萬本,方如其真”“搜妙創真”,他的創作觀念對“北宋三家”、郭熙畫派及南宋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畫派山水畫影響極大。山水畫中的“皴法”的初時是為了忠實地模擬物件而發明的,北宋諸家在“搜妙創真”的影響下,不同地域的不同畫家與畫派創立了不同的“皴法”:董源創立了不同於荊浩“小斧劈皴”而更適宜表現江南山質的“披麻皴”;李成既不同於荊關,也不同於董巨,根據齊魯地域山貌的特點而創立了“捲雲皴”;范寬則以直筆短線刻畫關陝高山巨石之風貌而創立了“雨點皴”;郭熙師法李成,但在創作中比李成更多真意,將其畫法發揚廣大,也成為北宋一大畫派;二米得董巨山水啟發,不同凡俗,創立了“米點皴”。他們群星列陣,窮極造化,對現實生活、現實感情的關注取代了對宗教迷戀與虛幻天國的嚮往,他們注重“氣象蕭疏,煙林清曠,”“峰巒深厚,勢伏雄強,”致使宋代山水畫:構圖大勢逼人,筆墨法度嚴謹,意境清遠高曠。 據《圖畫見聞志》記載“畫山水唯營丘李成、長安關仝、華原范寬。”“三家鼎峙,百代標程。”是說五代宋初山水畫壇三家---關仝、李成、范寬。其三人都為北方人,後繼承者有王士元、王端、燕文貴、許道寧、高克明、郭熙、李完成、丘納、王詵等。元湯垕《畫鑑》雲:“山水之為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暝,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形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如萬頃波者,未易摹寫。如六朝至唐初,畫者雖多,筆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荊關,又別出新意,一洗前習。迨於北宋,董源、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格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二三人,終不迨也。”關仝的畫風影響了李成和范寬,而他生活於五代宋初,所以,北宋山水畫壇的“三家山水”是以李、範、董為代表,其中以李成居首,范寬次之,董源對後世影響更大,在當時李成的山水是“當朝第一,”“百代標程。”所以,真正全面影響宋代及後世山水的宋代大家是---北方的李成、范寬和南方的董源。

    二 《畫鑑》又云:“董源得山水之神氣,李成得體貌,范寬得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而為百代師法。”三家對自然的理解各具其趣,風格各異。 李成,字鹹熙,生於後梁末帝貞明五年,(公元919年)卒於宋太祖乾德五年(公元967年),祖居長安,系唐朝宗室。他的祖父李鼎,在唐末是任國子祭酒、蘇州刺史,後從蘇州遷至山東營丘,遂為營丘人氏。他一生家道衰落,經歷坎坷,才運不偶,寓興書畫,他的山水初師荊關。荊浩、關仝以“全景式”的大山大水,承唐啟宋,標誌著唐宋之際山水畫的高度成熟,李成深受他們的影響,變荊、關雄壯渾偉之勢為清勁秀潤之氣。由於李成生活在不同於荊浩、關仝的山東營丘,所面對的是一派平原加丘領的齊魯風關光,所以,他的畫“近視如千里之遠,”呈平遠式構圖的特點。他在生活上、仕途上不得志的境況,也決定了他苦寂無奈的心境,使得他的作品呈現出曠達清高,孤傲苦寂的境界。他用墨淡潤,運筆清瘦,“惜墨如金,淡墨如夢霧中,畫面渾潤。”黃公望《寫山水訣》中載:“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他畫《讀碑窠石圖》中亂石崚嶒的土崗上,幾棵古木參天,亂藤攀援,清冷的曠野上一老者戴笠騎騾,仰讀矗立在樹旁巨碑上的碑文,碑側款曰:“王曉畫人物,李成畫樹。”畫中土坡用筆捲動如風,用墨清淡雅緻;枯木用筆中峰勾勒,寒木風骨,平正勢奇,枯枝多變,壯如屈鐵。清安歧《墨緣匯觀》雲:“以水墨作平遠之景,位置奇逸,氣韻深厚,樹木虯屈,坡石蒼潤。”畫法高古,得唐人三昧。 他畫樹自然天成,松杆勁挺,枝葉鬱然,野逸清雅,“林木當時為第一,”“其所作寒林,多在巖穴中,栽扎懼露,以興君子之在野也;自餘窠植,盡生於平地,亦以興小人在位,其意微矣。” 深受李成影響的畫家很多,如燕文桂、許道寧、范寬、郭熙、王詵等。 范寬雖然也是北方人,但他則保留並發展了荊關皴如刮鐵的嚴整風範,他和李成都同師於荊浩、關仝,但由於生活地域的差異,人生經歷的不同,他們都有迥然不同的藝術風格。 范寬,名中正,字仲立,華源人。他為人性情寬厚大度,一派關中豪氣,他“風儀峭古,進止疏野,嗜酒落魄,不拘世故。喜畫山水,師李成又師荊浩;山頂好作密林,水際作凸兀大石。”他的畫一方面“師古人之理法”,另一方面“師自然之理法”,《圖畫見聞志》載:“居山林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雖雪月之際,必徘徊凝覽,以發思慮。”他久居於終南山、太華山,一生沉吟于山水之間,終日觀覽自然以求其趣。他落筆雄偉老硬,真得山骨,然其剛古之勢,又不犯他人,自成一家。他師法李成而又不同與李成,王詵說:“李成墨潤而筆精,煙嵐輕動,如面對千里,秀氣可掬,”“范寬如面前真列峰巒,渾厚氣壯雄逸,筆力老健。”其二人山水一“文”一“武,”李成表現平林荒寒,意境清幽曠遠;范寬表現巍峨峰巒,意境雄壯豪邁。從范寬的作品《溪山行旅圖》、《雪景寒林圖》就可一覽他的山水畫主峰凸兀,氣整偉峻,給人一種咄咄逼人之威嚴。他注重山、石、景、物質與骨的細緻刻畫,精心營造山坳深壑中的飛瀑流泉和層層深厚的古木密林,他的“釘頭皴”或“雨點皴”對後世影響深遠,師法其畫法的畫家有黃懷宇、紀真、商訓、燕文貴等,他對李唐及南宋諸家山水影響很大。 與北派李、範對峙的董源筆下是一片江南景象。董源,字叔達,鍾陵人。山水有兩中型別,水墨類王維;設色類二李。他的山水平淡天真,朴茂靜穆,文氣十足,米芾《畫史》中說:“平淡天真,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趣。嵐色鬱蒼,枝幹勁挺,鹹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他最大成功之處是創造了“披麻皴”法,他用大披麻皴畫樹則枝幹圓渾,皴山石則渾樸蔥潤。他的畫用筆圓曲渾潤,少剛勁方正;用墨清潤淡雅,少濃郁渾厚。構圖平遠靜謐,山頂多礬頭,多蒼茫清逸之氣。董源開江南畫派,巨然是其傳承代表,巨然的畫“嵐氣清潤,佈景得天真多”。米芾也深受董源煙霧瀰漫、皴擦鬼異之影響,山水畫點點通透,煙霧瀰漫,極富文人審美氣象。明董其昌稱董源為“天下第一。”他的山水畫對“元季諸家”直至“清季諸家”影響極其深遠。 宋三家之後又有繼承各派者無數,郭熙是李成繼承者中成績最大的畫派,當時宮中“一殿專背熙作。”他的山水構圖多變,重“三遠”之法;筆墨精深老辣,意境玄淡獷遠。對後世影響很大,追隨者院內院外者不可勝數,他樹立了畫院山水畫北宋風格。在李、範、董三大家的影響下,到北宋中後期,寫實性的全景式山水畫發展到了極致,到了南宋,山水畫系無旁出,李唐左右了山水畫壇,他及劉、馬、夏等又另闢溪徑,出現了“水墨剛勁”的風格。

    三 北宋王朝統一後,採取“輕徭薄賦”的措施,廣泛推進農業生產,大力開墾荒田,增強國力,富裕白衣,為文化興盛創造了基礎,哲學、史學、詩文、藝術諸方光耀百世,各方面的發展觸動了宋代大山大水、法度森嚴的繪畫風貌。 政治上“文治盛世,”“崇文抑武。”文人們得到了尊重,宋太祖說:“昔者科名多為世家所取,朕親臨殿試,盡革其弊矣。”宋代的科舉制度使得許多民間百姓有了機會入仕和參政,所以許多畫家紛紛出山,進如朝廷。北宋李成雖隱居太行山,范寬隱居終南山、太華山,但他們畫名俱高,《聖朝名畫評》雲“宋有天下,為山水者,惟中正與成(李成)稱絕,至今無及之者。”“范寬以山水知名,為天下所重。”元湯垕謂范寬畫“照耀千古。”所以,朝廷到處重金收購李成的畫,宋神宗每見李成親筆,“必磋賞之,”當時內府所藏李成作品便有一百五十九幅之多,可見李成和范寬在當時的影響之大,也可見朝廷對畫家的重視程度之大。師法李成的郭熙“本遊方外”,後入朝廷公事,他對於自然山石林泉、村野鄉居的描繪,不是對現實的逃避,而是對於美好過去生活的回憶。早在北宋時,與郭熙齊名而後又主宰南宋畫壇的李唐也是一例,宋徽宗政和年中,他赴開封應試,當時的考題是“竹鎖橋邊賣酒家,”李唐深得“鎖”意,徽宗十分欣賞。所以“鬱郁乎文”的時代氛圍與人文思想的啟導,使得文人士大夫思想活躍,作品更具生活氣息,山水畫作品流派紛紛,更富有人文內涵,有“法度森嚴”逐漸向“文人審美”的方向發展。 宋代朝歷代帝王都喜歡繪畫,政治上重文不重武,對外打仗總是失敗,統治者看視軟弱無能,那麼“文治”使得國內安定無事,這使得社會生產力大大發展,農業、手工業、工商業、科學技術等等都有了巨大發展,物質文明是繪畫藝術有了發展的根本保證。所以社會物質生活的富裕,文人士大夫文化的相互滲透,畫家們深入生活,煙雲供養,或隱居山林,或曠遊自然,把自己對自然的感悟融入山水畫創作之中,搜奇異峰巒,創窮極造化:李成描繪自己熟悉的齊魯風光,范寬描繪自己熟悉的關陝風光,董源描繪自己熟悉的江南風光,郭熙更是“飽遊飫覽”……山水畫風向世俗生活靠攏,形成了符合於宋代“民族本色”的風貌,宋代院體山水畫的表現形式、表現技巧及人文色彩都達到了一個高峰,對元、明、清後世山水畫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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