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的背後，沒有社會勢力，只有皇權。

沒有皇權，就沒有宦官。

所以，宦官專權的本質，就是皇權穩固。

宋朝之所以羸弱，正是因為她的皇權不鞏固。

皇權不鞏固，就不可能給宦官專權的機會。

那麼，宋高宗能夠殺掉岳飛，你還能說，他的皇權不鞏固嗎？

其實，雖然岳飛是宋高宗殺死的，但是，真正痛恨岳飛的，不是宋高宗，而是當時的那些工商業主。

那些工商業主是不希望打仗的，他們寧願花錢買平安。

而岳飛的主戰，使他們不能好好地賺錢。

那麼，那些工商業主，又如何能夠左右朝廷，讓朝廷能夠按照他們的意願，殺掉岳飛、與金國講和呢？

他們就是透過買通朝廷官員，或者，他們本身就是朝廷官員，在朝廷中掌握權力，製造輿論。

而皇帝，其實對他們沒有辦法。

因為，朝廷的運轉，需要他們拿錢。

當朝廷的財政，一大半出自工商業的時候。

朝廷，就沒有辦法違逆工商業主們的意志。

所以，皇帝，雖然相對主戰派很有權威，該殺就殺；但是，對主和派，皇帝無能為力。

皇帝不得不服從主和派的意志，也就是服從工商業主們的意志。

這就是宋朝的宦官不能專權的原因。

在任何時候，宦官都是皇帝的附庸。宦官有沒有權力，取決於幾個因素。第一，皇帝的權力有多大，是受制於朝臣，尤其是相權，還是完全能夠自己掌控權力。第二，皇帝的能力怎麼樣，是自己能夠直接掌控朝廷，還是必須要透過宦官之類的人來間接掌控。如果皇帝的權力很大，那麼碰到比較勤快而且能力比較強的皇帝，朝廷的政治格局就沒問題，會出現強主。反之，如果皇帝的權力很大，但碰到了不那麼勤快，或者能力也不強的皇帝，那麼皇帝身邊的人操縱朝廷的空間和機會就比較大。

東漢中後期之所以出現了宦官權力比較大的情況，就是因為在梁冀輔政的時候，害死了年幼的皇帝，所以從外藩入主的皇帝為了自保，也是為了對抗梁冀，才刻意扶持宦官的勢力，並給予宦官統領宮廷禁衛軍的權力，導致了十常侍的坐大，最後尾大不掉，演變成了何進和十常侍之間的鬥爭。

唐朝在中後期出現宦官專權的情況，同樣是因為在安史之亂平息後，唐朝的政治格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原來的軍事和政治體系實際上都崩潰了，皇帝必須要自己親自掌握軍隊，還要自己身邊比較信得過的人來控制，皇帝才能感到放心和安全，從而出現了宦官控制禁軍，並且能夠操縱皇帝的情況。

明朝則是從朱元璋時期，經過與汪廣洋、胡惟庸之間的幾個回合鬥爭，最終廢除了宰相，取消了相權，名義上將權力下放到了六部，但實際上是皇帝自己當了宰相，不僅要管大政決策，還要監督下面的各部門官員執行。最後雖然形成了內閣制，但這仍然不是真宰相，只是擁有一部分原來屬於宰相的權力而已。而行政事務比較繁雜，皇帝一個人處理不過來，就必須藉助於身邊人的幫忙，最後就形成了宦官干政的局面。

宋朝的情況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從開國之初，宋太祖和宋太宗就堅持崇文抑武，用文官來控制武將，避免出現中晚唐那種藩鎮割據的局面，而且是長期執行嚴重的內重外輕的政策，導致文官官僚體系的權力空前膨脹，而且這個體系非常龐大和複雜，相互牽制，誰也不可能完全控制朝廷，皇帝、宰相和朝臣、地方官員形成了一架龐大而相互依賴的機器，每個部分離開其它部分的支援，都無法獨立運轉。

所以，宋朝的皇帝的權力從宋太宗之後，就是歷朝歷代之中最小的，文官官僚體系不僅非常成熟，而且經常監督皇帝的言行，給皇帝提意見，所以宋朝的皇帝是歷朝歷代最不自由也最不舒服的皇帝，甚至在宋太祖時期，宰相趙普反覆上奏，逼著皇帝最後同意了他自己原本不同意的事情，而這種情況在其它朝代都是很難出現的。再加上從太宗時期開始不斷層累積累形成的所謂“祖宗之法”，導致皇帝所受到的約束非常多，大臣動不動就拿祖宗之法說事兒，皇帝就很難有所作為。

在宋朝這樣一個文官體系已經發展到極致，無孔不入，連皇帝的日常言行都有文官跟在身邊監督和記錄，這種政治體制之下，宦官當然很難有什麼機會弄權。也就是說，宋朝是傳統上經常說的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時代，皇帝與士大夫之間的距離很小很小，而且皇權相對而言是比較弱的，受到文官體系無孔不入的監督，甚至連後宮哪個嬪妃寵幸太過，朝臣都要上本勸諫，更不用說如果有太監在皇帝與士大夫之間弄權的情況了。所以，在明朝每個有大作為的宰相都必須藉助一個品行比較好的太監的協助，比如張居正和馮保，而在宋朝則完全不需要，宰相完全可以直接和皇帝接觸，不需要透過宦官。

這種情況說好也好，說不好也不好，有利有弊。好處是相對來說，宋朝這種相互掣肘的格局之下，皇帝即使能力比較差，也不會對整個國家造成太大的傷害，政策相對是不太容易出錯的，壞處則是在應對戰爭的時候經常反應比較慢，容易相互掣肘和推諉，所以進取心不足。而在漢唐明這種皇帝大權獨攬的情況下，就容易大開大合，前期皇帝勤政而且能力強，就能開疆拓土，開創盛世，但是隻要皇帝稍微出點問題，就容易出現突然崩潰的情況，比如開元盛世就在安史之亂之下突然終結了。

宮廷電視劇看多了以後，人很容易覺得皇帝一言九鼎，生殺予奪。

所以產生了所謂“內廷和外朝”“君權與相權”“地方與中央”持續千年的權力爭奪經典矛盾。宋相對於漢唐明，閹禍較小（看過水滸傳的同學就會知道，也有童貫梁師成之禍，但沒有形成強大政治勢力），只不過因為宋的權力結構有所不同。

在中國古代權力爭奪的過程中，有幾種反覆上演的歷史戲碼，這才是真正的宮廷戲：

2．皇帝覺得外朝官僚集團權利過大，不好支配，就用自己的內朝機構去取代外朝官僚集團，比如在漢代官制本來是三公九卿制，後來被尚書檯取代成為了權利中心。

3．新的內朝機構慢慢制度化，事實上成為新的外朝官僚集團時，皇帝又會去扶植新的內朝機構, 比如魏晉時期，尚書檯的權力又被中書省取代，到中書省權利太大後，又轉而扶植門下省。這就是為什麼要是研究中國古代官制的話，會覺得非常複雜的一個原因。

4．再到皇帝覺得內朝官僚都不可靠的時候，就會去依靠外戚，宦官，這兩種人的權利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附於皇權，是皇帝最可靠的聯盟。其中宦官因為天生的缺陷，完完全全依附和拱衛皇權，對於皇帝來說，最為親親可靠。

中國古代歷史上，外戚篡權有楊堅，王莽，權臣有司馬懿，朱全忠，甚至女主有武則天，唯有宦官無論怎麼權勢滔天，登峰造極時雖然能夠廢立皇帝，也無法稱帝，越不過皇權。

但他也不能過問所有的事情啊，代表權利的公司公章需要財務總監來管理。如果慢慢財務總監管的太多，可以行使蓋章權，或者財力總監簽字也管用，這時候總經理的權力就岌岌可危了。

總經理這時可能另搭一個班子，比如一個什麼特別專案總監，來管理蓋章權。慢慢地專案總監也不好管理了，就可能再次轉移，總經理把簽字蓋章權交給秘書，自己在旁監督即可。秘書雖然權力很大，但是級別很低，這就讓總經理非常放心了。但是秘書位卑權重，到了秘書都能管事的時候，說明這個公司的前途也就不怎麼樣了。

事實上到了皇帝需要依靠宦官來爭奪權利的時候，往往也是皇朝末期的徵兆。比如東漢十常侍，唐末田令孜，明末魏忠賢等。

童年陰影，電影新龍門客棧裡的的魏忠賢

東漢十常侍

首先我們常說以史為鏡，但後朝往往對前朝的覆滅記憶更加深刻。

比如劉邦建立漢朝時，對秦朝六國貴族造反印象深刻，趕緊地分封劉家子弟到各地稱王，終於在後世爆發了劉姓王爺們的七國之亂。

到了宋朝，五代十國的軍閥割據還有慘痛記憶。所以大家很熟悉的宋朝重文抑武，就是要根除一切藩鎮割據或者兵變的可能，於是對外征戰屢戰屢敗，這也是為什麼提問者會說“弱小的宋朝”。

五代十國割據圖

同時宋朝對唐末的宦官弄權也記憶深刻，晚唐宦官可以說是位高權重人數多，終宋一朝“祖宗之法”對宦官權力和人數約束非常嚴厲。“去唐未遠，有所懲也。”

《宋書 宦者一》說：“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為後。又詔臣僚家毋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為貨鬻者論死。”，是說太祖的時候太監只不過五十多個人，且必須超過中年才能收養養子。臣僚不準收閹人，民間也不可以私自去勢，買賣閹童。

”太宗卻宰相之請，不授王繼恩宣徽，真宗欲以劉承規為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乎。“太宗朝太監王繼恩有戰功，然而也沒給授宣徽使；真宗朝太監劉承規臨死前想要節度使的頭銜，也被宰相攔下了。宋朝中有三朝幼主即位，後宮聽政，在前代，那宦官掌權的大好時機，然而在宋並沒有產生大規模閹禍。

同時在祖宗之法下，官制設“二府三司”，分散權利

設定參知政事為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權；設樞密使管理軍事，分割宰相的軍權；設三司使管理財政收入等，分割宰相的財政權，把宰相權利拆得碎碎的，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權利的制衡。

用我們現代的公司管理來說這是時髦的平行彙報結構，對於管理非常有利，也就不需要藉助宦官的力量來爭奪權利了。

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的皇權統治是不斷學習，一路進化的過程，皇權逐漸提升，到了清朝登峰造極，再無閹禍，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經完全變化。

清宮戲最愛的乾隆爺在位的時候，英國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已經有超過兩千臺蒸氣發動機在運費，法國大革命如火如荼，結束了君主制。而我們還得等到幾百年後的今天，才再次迎來複興。

漢源於外戚，始於諸呂之亂，門閥依附外戚；唐亂於傳承，始於玄武之變，奪嫡不擇手段；明與漢相似，外戚換成龐然大物——文管集團（兼有激烈黨爭），分權制衡耳。宋與士大夫共天下，最多垂簾聽政

首先宋朝並不弱，歷史上，宦官專權最為嚴重的是漢、唐、明三個朝代。它們的衰弱、滅亡，或多或少都與“宦官專權”脫不了干係。但有人發現，宋朝似乎未曾出現過“宦官專權”的政治現象。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唐代自安史之亂後，天子權威一落千丈，自此，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愈演愈烈。宦官專權，掌握皇帝生死廢立；藩鎮割據，開啟了唐末五代的分裂亂局。縱觀歷史，宦官專權的頂峰無過於唐代。而究其原因，在於皇帝失去了對軍權的掌握，以至於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要繫於宦官之手。

大宋的開國之君趙匡胤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他最直接的反應肯定是吸取唐朝滅亡的教訓。而唐朝滅亡最大的教訓在哪呢？從中央來說，在於宦官專權，皇帝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從地方來說，在於藩鎮割據，中央已經失去對地方的控制。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對兵制進行改革。正如王曾瑜先生所言：“當時的兵制改革，簡單說來，就是建立樞密院——三衙體制。”而這種統兵體制的主要特點就是將握兵權、調兵權和統兵權三者分開，這樣造成的特點就是“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因此有效防止地方勢力割據的可能性。

此外，又實行了“重文抑武”的政策。正如《宋史》所言：“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橅，可以預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接下來，我們就一一剖析宋代的宦官群體，為何沒有形成專權的現象。

（1）“祖宗之法”的約束

整個宋代最大的特點就是嚴守“祖宗之法”，幾乎成了一種政治信仰。早在宋太祖時期就嚴格規定了不準宦官干政，其自己嚴於律己，“不受內臣所媚”，“止令掌宮掖中事，未嘗令預政事。”此外，還嚴格控制宦官人數，“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宋太宗時則不超過180人。從數量上就難以形成勢力集團。之後的皇帝嚴格遵守這一點，所以，宋朝未曾出現宦官專權的現象。

（2）重用文臣，宰相權力高

《宋史·宦者傳序》言：“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

這樣造成的後果就是以宰相為代表的政府權力高於內廷，有權過問內廷之事，宦官則不能干涉政府之事，從而有效牽制了宦官權力。用宋人呂中的話來說：“我朝所以無內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內不得而知，內庭之請謁，在外可得而知之也。”例如仁宗時期，皇帝寵信一個叫楊懷敏的宦官，因過被罷免“入內府都知”之職，仁宗想要復其職，卻被政事堂下面的知制誥（宰相機構）直接駁回，並嚴辭拒絕。

（3）宦官多在軍中效力，有監督權但無兵權

宋朝為了削弱武將的勢力，其中一項就是確立監軍制度，因此，大量的宦官被派往軍隊監軍，他們也只能在武將面前耀武揚威，而面對龐大的文官集團則不敢張揚。

（4）實行“士大夫政治”，形成共治天下的格局

縱觀歷史，宦官專權厲害的朝代，也是君臣矛盾較為激烈的時代，如明代。皇帝為了牽制文官集團，從而賦予宦官集團一定的權力來使彼此爭鬥，自己從中平衡，往往導致宦官集團的膨脹，出現所謂的“閹禍”。

但宋代的政治格局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君臣矛盾小，宦官集團也就沒有了生長空間。

（5）宦官品階單列，地位不高

宋朝將宦官與文臣、武將區別開來，設定了獨特的官階體系。宋朝的宦官機構有兩個：入內內侍省、內侍省。前者簡稱“後省”，其官員有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後者則簡稱“前省”，其官員有左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即便是地位最高的宦官品級也不過五品。

或許有人會說，北宋末年不是出現過童貫、梁師成等權傾一時的宦官嗎？確實如此，宋徽宗時宦官數量膨脹，達到四千人，出現童貫掌軍事，梁師成“典機密”的特殊現象。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和文官集團的腐敗脫不了關係，由於宰相蔡京、王黼媚上取寵、縱容宦官，從而造成了北宋政治生態的破壞。

儘管他們能憑藉皇帝的寵信作威一時，但北宋的制度決定了他們無法攫取軍權。正如《宋史·職官志》所言：“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年無兵變也。”

所以童貫打完仗以後，還得將兵符和軍隊歸還樞密院和三衙，其最終也被宋欽宗斬殺。

由於宋代獨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態決定了宋代不可能出現宦官專權。

參考資料：

【1】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華書局，1983.

【2】鄧小南：《祖宗之法》，三聯書店，2014.

【3】脫脫等：《宋史》，中華書局，1985.

【4】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

【5】歐陽修、宋祈：《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

【6】呂中：《大事記講義》卷三《太祖•幸太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