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說道：“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寥寥數十字，讓我們意識到了李中堂的卓越才能，也把我們拉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舊中國環境中去，同時還表達了作者對這樣一位“偉人”的敬佩同情。於我而言，“才”想到的是李中堂創淮軍、平發平捻、建北洋水師；“識”想起的是洋務運動及《走向共和》中李周遊歐洲各國帶給慈禧的顯微鏡；“遇”則是慈禧驕奢、同僚黨伐，終至處處掣肘。同時，書中提到“然要之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讀中國近世史者不得不口李鴻章；而讀李鴻章者，亦不得不手中國近世史”，這裡作者已跳出了為某一個人著書立傳的格局，而聚焦到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大格局。關於這一點，作者也在後文章節中有很多體現，比如由李鴻章“權臣”之爭引出中國專制政體的發展，格局之大，讓人敬佩！也正因為這樣的歷史發展觀，梁先生在評價李時，才能做到客觀公正、不偏不倚，跳脫了時代侷限性。梁先生在評論李中堂的功過是非時，說到時人都覺得李鴻章的功績在於平定太平天國和平定捻軍，而罪過在於甲午戰敗簽訂了《馬關條約》。而梁先生則表示不同意：前者是手足相殘，雖為清政府一家之功，實則是中華民族的罪；後者合約雖然喪權辱國，但換作別人也未必做得比李鴻章好。隨著時代變遷，清政府早已一去不復返，一家之功無從談起，但數次和談的影響卻是深遠重大的——早年間，人們都以“喪權辱國”來評價李，但時代進步，越來越多人懂得了更為客觀地評價，越來越多地顧及到人物所處時代的侷限性，可以說是社會發展、人們認知逐漸成熟的結果。而梁啟超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就能提出 “其所措果能有以優勝於李乎” 的感嘆，可見先生思想之先進。然則先生談到李鴻章“是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不免對李中堂苛求過多了，誠如《走向共和》中李中堂所說的：“一代人只能幹一代人的事”。不過作者也意識到人物受時代的侷限，於是辯證看待，提出“固不能為李鴻章一人咎也

縱觀李鴻章其一生，褒貶爭議不一，就其所處的歷史環境和所處的位置去看待，我深感同情與惋惜。當時的大清王朝內憂外患，為了使其苟延殘喘的存活，不得已簽下了一系列屈辱條約，因此扣上了賣國賊的罵名。

平庸之人才無毀無譽，李鴻章不是一個平庸之人，所以對李鴻章這個人，無論褒貶，都相當之多。其實這也很正常，因為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去看李鴻章這個人，顯而易見會有不同的看法。

解放後的很長時間內，對李鴻章的評價都是極其負面，認定其為賣國賊，沒有任何正面價值，改革開放後的這四十年中，對李鴻章的評價好了許多，至少認可了不少李鴻章做過的事情。

可是，問題在於凡事不可以矯枉過正，一旦出現矯枉過正，就會出事情。現在就出現很多人把李鴻章評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偉人，完人……這就過了。

李鴻章在中國近代化的歷程中，佔據著相當重要的一個位置。許多個第一都和李鴻章有關，教育、經濟很多創舉都是出自李鴻章。甚至有人認為中日比較起來就在於像伊藤博文的人日本有很多，而中國只有李鴻章。

誠然，我們現在沒有找到石錘，說李鴻章賣國。但是其避戰求和的外交思想，對敵恐懼的心態，以及出於自保（包括自己的武裝），屢屢在關鍵時刻犯錯。即使沒有賣國之心，但是結果卻是造成了賣國之實。

當然晚清那段時間，也是個混亂的時間，不僅僅有中外的對抗，也有內在的起義和反抗，還有最後二十年的滿漢對立。如何客觀公平去評價一個人，或許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李鴻章在蘇州隨意的殺降，其實就可以看出一些來了吧。

李鴻章是淮軍，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重臣，建立了中國第一支海軍，文化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生中參與的重大歷史事件，包括鎮壓太平天國，洋務運動，甲午戰爭，代表了清政府簽訂了《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日本首相稱之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與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併成為四大名臣。

清王朝末期就像一個姿態就木的老人，李鴻章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性格複雜的歷史人物，他的前半生經歷成功和輝煌，後半生面對幾千年都沒有的大變局，終究難以挽救極重難反的王朝。

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表，他首先要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李鴻章比頑固派較為開明，他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落後，主張透過向西方學習來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並身體力行，創辦江南織造總局、天津機器製造局、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一批近代的軍事和民用企業，刺激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他還積極創見中國的海防，籌劃北洋水師等增強了中國的國防能力；派人出國留學，興辦新式學堂，培養了一批科技人才，引進了一些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客觀上有利於中國的近代化。

李鴻章興辦鐵路，輪船等現代事業，費盡心力的派遣留學生，建設海軍等有益於民族的事業，卻在甲午戰爭後被罵為千夫所指的賣國賊，李鴻章的一生是榮辱並重的一生，他在亂世中的智慧謀略，面對巨大變局所展現出的勇氣，是值得我們去深思和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