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志向和主義，你完全無法理解～比如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志士，生死置之度外！你上來就說商鞅個人失敗是多麼膚淺～～你們說夏明翰失敗麼？以後別出來禍害人！

成功了，最終秦吞六國就是證明。

商君是根據當時秦國的地理，民風，宗族等狀況為秦國制訂了基礎律法。後來秦吞併六國後，法律已經不適合，這是時代變化，不是商君的錯誤。

改革不見成果，不見不散，依如不見兔子的獵人，貴族有特權殺他易如反掌，但改易其法，這個階級一日不能苟活，於是他們只得屈膝投降，向王權謀稻梁。

商鞅變法在秦國成功了，但得罪了秦國的上層社會，動搖了秦國統治者執政基礎，那麼商鞅必然成為替死鬼，以按撫秦國上層社會的情緒，以確保政權的穩定。所以，商鞅為秦國變法成功立下汗馬功勞，那麼商鞅最終也應為他的事業獻出生命。

歷史人物的成敗，不能以常人之理，而是要以他在歷史上的地位和貢獻（或者反貢獻，也就是帶來的災難）來論斷。

所謂商鞅失敗了，大概是指他被秦孝公的兒子秦惠文王處死。從常人的角度，這確實是大大的失敗。一方面，商鞅為秦國的崛起做出了這麼大的貢獻，甚至可以說沒有商鞅就沒有秦國的未來，也不會有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大結局。另一方面，商鞅的下場，卻是如此悽慘——車裂、示眾、滅族，令人唏噓不已。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何嘗不是一種恩將仇報？秦國欠商鞅一個大大的道歉。

但是，如果把商鞅當成一個純粹的歷史人物來看待，他的悲劇恰恰證明了他的成功。

商鞅是中國法家的代表。商鞅變法的本質，就是要用法治來取代人治，推動社會進步。

人治的特點，是相通道德的力量，吹捧聖人的功效，將治國平天下的希望寄託在某一位聖賢的身上，無限擴大聖賢的影響力，彷彿缺了某某人，世界就會大亂，地球就會停轉。

法治的特點，是相信制度的力量，否定聖人的功效。馮友蘭先生以為，法家從某方面講，其實和道家是一致的，那就是“無為而治”。為什麼呢？按照法家的理論，一旦制度確立，而且形成良好的機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那就不存在什麼“有為”了，大夥都按照法律去做就行了。換而言之，誰來當君主根本不重要，誰來當丞相也不重要，反正一切都得按照制度來辦。在這種理想狀態下——商鞅本人曾不無得意地說道——既然確定了固定的管理模式，則人人必須遵守，奸官不敢耍花樣，新上任的官吏也不敢變更制度（因此不存在朝令夕改的現象），犯了錯誤被開除的官員也不敢狡辯。這樣的話，國家不可能不強大。

由此來看，商鞅本人的遭遇，正好說明了秦國法治的成功。秦孝公死了，秦法保留了。商鞅被誅殺，商鞅變法的原則保留了。不管繼任的國君是誰，也不管輔佐國君的大臣是什麼人，他們的性格是剛強還是柔和，他們的智商是高還是低，他們的策略是激進還是保守，秦國總是在商鞅確定的法治的軌道上執行。“墾草令”使得秦國的農業持續發展，連坐法使得秦國的治安遠遠好於東方各國，軍功法將秦軍打造成為天下第一雄師。有人以為，自秦孝公以來，秦國代代是明君，所以才能最終統一天下。這真是笑話。老天就那麼眷顧秦國，給它降下那麼多明君？老天只給了秦國一個商鞅，一個能用商鞅的秦孝公，這已經足夠。

《呂氏春秋·察今》:“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為殤子矣。”

如果對比歷史上成功和失敗的變法就會發現，任何變法都要符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如果不重視變法傷害的是哪些利益群體，有資源去安撫那些利益受損人，恐怕任何變法都會失敗。從這個意義上說，秦惠文王用商鞅人頭安撫貴族，換商鞅變法保留，是秦國最大利益。在當時來說，商鞅之死是歷史必須。

商鞅變法，就像打了過多的激素，短時間見效快，但後遺症致命！他的目標是讓皇權穩定，讓政權有錢，人民只是工具，秦朝強大，不是百姓富裕，故，古人曰秦用商君之法，張彌天之網，然陳涉大呼於沛澤之中，天下響應！

商鞅失敗 僅僅是被舊貴族們復辟 清算罷了 這僅僅是衛鞅個人的命運 衛鞅推行的新法 被秦惠文王全盤繼承 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和生理生命的對比

另外 很多人說秦法暴虐 二世而亡 這也不客觀 戰果時期 山東六國 哪個不是暴法 只不過 他們對老百姓暴虐 對貴族仁罷了 而秦法平等看待 正所謂 王子犯法 庶民同罪

衛鞅所確定的郡縣制 現在還在沿用 更不說書同文等政策了 可不僅僅漢承秦制

文人寫的歷史 總喜歡誇大自己這個團體所遭受的苦難 而對普通老百姓 視而不見 兩宋如此 民國亦如此

商鞅變法對秦國統治者來說是創造秦朝是成功的，但是統治秦朝是失敗的。對中華民族來說商鞅變法對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可以說是毀滅性影響，因為他禁錮思想，只有愚民理論。諸子百家時代是科技和思想進步的時代，一個國家強盛，不是國家統治者多有錢，而是國知有民，民知有國。民為了自己和民族的利益去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