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張居正，這位明朝中後期中流砥柱般的人物，很多人都會為他感到扼腕嘆息。因為作為大明的中流砥柱，張居正面對經歷了宦官弄權、奸臣當道、主上昏庸、邊患迭起的大明，毫不畏懼，勇往直前，歷十餘年而遏制了宦官，清明瞭吏治，安定了邊防，主上（隆慶皇帝和萬曆皇帝）在他的教導、督促和約束下也展現出了勵精圖治的態度與風範。對於幾乎亡於嘉靖和嚴嵩之手的大明可以說是居功至偉！但於此同時，張居正又是一個悲劇英雄，死後的張居正遭到了全面清算，其努力改革的成果也在如洪水般的聲討中付之東流。大明朝從此走上了萬劫不復的不歸路，再也未能展現出任何好轉的氣象。

為何曾任首輔十年的張居正會有次經歷和遭遇？其死後身敗名裂又是否可避免呢？很遺憾，這一切就好像是張居正的宿命，無法避免。原因有二：

一、5歲識字，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秀才，13歲參加鄉試，16歲中舉人，23歲考中進士……年少時即在科舉上取得如此輝煌成績的張居正在入仕後可謂是胸懷大志，又加上此時朝中重臣，日後升為首輔的徐階的賞識和提拔，張居正的仕途可謂是平步青雲,數年後即成為首輔，總攬軍政大權。這樣的地位，對於將儒家行為標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準則的儒生而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為“修身齊家”平常也可以做，但是“治國平天下”則必須登堂入室，部分或全部掌握國家機器的操縱權。而對於自幼被冠以神童稱呼的張居正而言，他很幸運也很自然的得到了這樣的機會。於是，面對經歷了宦官弄權、奸臣當道、主上昏庸、邊患迭起，此時已風雨飄搖的大明，張居正開始施展“治國平天下”的抱負——隆萬改革。

毫無疑問，改革在權傾一時的張居正的主導下順利展開了，大明朝又重新煥發了生機，朝野清明，吏治廉潔，邊境安定，主上英明。但此時的張居正卻犯下了一個很重要的錯誤，成為了他日後遭到清算時最主要的把病，這就是張居正雖然有著和清廉到變態的清官海瑞同樣的理想，但卻沒有海瑞極致到變態的清廉。要求治下官員清廉的他自己卻極為鋪張浪費，其出行排場和日居消費甚至超越了萬曆皇帝。這種明目張膽的僭越行為，在被改革觸動了利益的官員看來，無疑是既好氣又好笑。好氣是因為自己利益受損，而對手卻囂張跋扈。好笑的是，張居正的如此所作所為無異於自掘墳墓，到時候只要落井下石就可以出了胸中這口惡氣。果然，在張居正死後，事情就向著這“又好氣又好笑”的方向開始發展，並一發不可收，形成了不僅針對張居正，同時也逐漸擴大到所有官員的仇報仇來冤報冤的惡性抱負打擊與鬥爭排擠。使得剛剛清明些的大明朝野立刻變得烏煙瘴氣，並從此一蹶不振。

對於公務繁重需日理萬機的張居正而言，適當的犒勞與享受本無可厚非。可明知如此放縱自己奢華享受後患無窮，但還不加遏制，這便不是儒家教育所能解釋和解決的了。因為不同於仁義道德，此時的張居正面對的是自己的人性。而人性生而如此，除了海瑞，張居正實在找不到第二個讓自己如苦行僧一般斷絕物質享受，清苦度日的理由。而這個理由在張居正意識到後，便很快將之調出了官場，離開了自己的視線，眼不見心不煩。

二、明朝以儒家思想所認可的行為規範要求官員的言行，從而形成了專門攻訐官員行為不符合儒家規範，或者以此為藉口進行政治攻擊的文官集團。時值隆萬改革年間，文官集團的鬥爭與發難已是無所不用其極般的嚴密，任何不符合儒家行為規範的行為都會受到嚴格的打擊與懲罰。正是在這種打擊與懲罰的保證下下，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必須符合儒家規範，符合一千年前孔孟所推崇的方式，所以這種事事朝前代看的思維方式便如一個金箍一樣，箍住了發展的思想，箍住了改革的勇氣，箍住了為天下百姓尋找更加美好生活的機會與可能，而使得天下百姓始終處於溫飽生死的邊緣，拼命掙扎。

所以，雖然張居正的改革為民為國，但時代並沒有給予張居正勝利的可能性。因為改革不符孔孟之道，只有“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的孔孟之道才是孔孟所希望看到的，因為這樣的孔孟之道保證了富人的財富不受侵佔，而貧者則必須樂於接受自己的貧窮。這是身處統治階層的文官們一致的認識，包括皇帝在內。所以假皇權名義施行改革的張居正無疑實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就像一個人企圖薅著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拎起來一樣，張居正做不到，也沒有人做得到。因為改革是為了鞏固國基，而不是動搖國基，但此時此刻，動搖國基的因素正是國基本身。所以說，這樣的改革便是在向宿命挑戰，毫無勝算。

萬曆皇帝登基後，在李太后與司禮監太監馮保的支援，張居正代高拱為首輔。當時明神宗朱翊鈞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張居正在任內閣首輔十年中，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使國庫的存銀從虧空猛增到400萬兩。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政體為之肅然。張居正改革使即將走向衰亡的大明王朝又延長了幾十年的生命。張居正死後是什麼原因讓萬曆皇帝對這位輔佐自己，功高卓著的大臣進行抄家清算。

張居正是萬曆的老師，為了培養好大明帝國的接班人，張居正對萬曆皇帝用心良苦。不僅要求他學習儒家的各種經典名著，還用古代聖人的標準來要求皇帝，嚴於律己，遵守道德的束縛。萬曆皇帝平常稱呼張居正的時候不直呼其名，而是恭恭敬敬地稱先生。萬曆曾經因醉酒而調戲宮女，本來這是皇上的宮闈秘事，外臣不該插手，但是張居正居然為九五至尊起草《罪己詔》。作為老師，張居正要求萬曆從早上五點就開始學習，春夏秋冬日日如此。一日冬天，萬曆起晚了被張居正處罰。作為一個皇帝竟然被自己的大臣處罰，這也讓萬曆太傷自尊了。因為張居正對萬曆要求非常嚴格，萬曆從小就怕張居正，甚至對他產生了逆反心理。

萬曆曾經向李太后請求過親政，被拒絕說“30歲前不要提親政的事，一切都要聽從張先生的安排。”張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是神宗的大權，這是張居正效國的需要，但他的當權便是萬曆的失位。在權力上，張居正和萬曆成為對立面。張居正的效忠國事，獨握大權，在神宗的心裡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萬曆雖然年幼就登基，但是直到張居正去世才親政，一直活在張居正的陰影之下。古代新君通常會透過殺朝廷之中的權威大臣來建立自己的威信。像李治殺長孫無忌，順治清算多爾袞。張居正掌權十多年，即使死了在朝廷之中仍然有很高的威望，萬曆只有透過消滅張居正的威望的方式來建立自己的權威。

張居正改革期間認為“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是“國匱民窮”的根源。於是他下令在全國進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官僚地主漏稅的田產。1580年，統計全國查實徵糧土地達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時期增加了近三百萬頃，官僚地主失去很多從中謀利的機會，朝廷的賦稅收入大大增加。張居正改革期間，百官聯名彈劾張居正。只不過當時張居正掌權，這些大臣都被張居正打壓。現在張居正死了，這些被打壓的大臣又死灰復燃。

李太后雖是太后，其實只有二十多歲，一直是張居正的支持者，十分信賴張居正。《罪己詔》事件後李太后有心廢黜萬曆，另立潞王。萬曆跪在門前苦苦哀求都沒用，張居正一兩句李太后就回心轉意了。這件事上張居正雖然幫了萬曆，但也讓萬曆認識到了他與母親不一般的關係。加上反對派經常造謠李太后和張居正的緋聞，“黑心宰相臥龍床”，萬曆聽了心裡肯定不爽。

一句話：你拼死拼活地幹活，即使乾的很好，同事不滿意領導也不滿意。同事不滿意：一是動了他們的官僚、縉紳階級的乳酪，二是你逞能吧同事自然嫉妒；領導不滿意，你是處處不放心親力親為，不是變相佔盡了權力？最要命的還是這領導不滿意，因為你這領導是可以說一不二皇帝啊。

明神宗登基後，因年幼，李太后與司禮監太監馮保支援張居正代高拱為首輔，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張居正把持朝政，忠心是毋庸置疑的，任內閣首輔十年中，有效措施種種，使政體為之肅然。張居正的另一個身份是帝師，對小皇帝悉心輔導和關懷，大到朝廷政事之道，小到宮中細節，張居正都不厭其煩，一遍又一遍的講解給小皇帝聽，自從神宗即位以來，朝廷之事皆不用他插手，小神宗倒也樂得自在。但是，隨著小皇帝年紀漸漸長大，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也隨之自然產生。

特別是喝酒上癮，喜歡上酒後那種飄飄欲仙的感覺，張居正給他上政治課，勸他快點戒掉。但長大了，翅膀硬了，對張居正也敢反抗了，沒有戒酒，還惹出了事端。萬曆八年的某天，喝的不省人事的神宗命人痛打了太監馮保的養子一頓，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此事被馮保告訴了皇太后。皇太后將張居正喚來，揚言要張居正學習東漢的霍光，為天下人除害，廢掉這不爭氣的皇帝，改立神宗的弟弟潞王為帝。神宗被嚇的一把鼻涕一把淚，趕緊磕頭認罪。神宗長大成人，到了可以親政的年紀。當然想享受手握權力的快感，而張居正卻大權獨攬，這大權本是他神宗所有的啊，神宗的皇權遭遇了張居正的相權，衝突一觸而發。張居正平日裡對神宗甚是嚴格，本來是愛護卻遭反感了，這種不滿與日俱增就變成了仇恨。仇恨的種子一旦生根發芽，當年彼此之間的關懷與敬愛，煙消雲散，不復存在了。就這樣，師生、君臣關係早就離散，因此後來的抄家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