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紅顏薄命，文人多坎坷不平。文章憎命達，黛玉葬花-自嘆命薄。

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豈是文章憎命達？潛龍磨鱗待雲霓】人在江湖飄，時不時會雄心萬丈，又時不時會驀然感到自己好渺小。當忽然覺得“文章憎命達”，也是類似的，是從曾經的躊躇滿志，到而今懷才不遇的心理落差。

至於文章是否“憎命達”，也不盡然。而且這是個機率問題，文人有成功也有失落的，畢竟有很多文人名家即能洋洋灑灑寫文又能瀟瀟灑灑立身命達於世。同時，這又是一個程度深淺的問題，文章水平是何種高度？是能夠開民心智經世安邦？還是藝術高深令人敬仰？又或是自娛自樂自怨自艾？也或者就是歷練還少，還需持續下功夫，多多鍛鍊考驗，堅持不懈待到他日功到自然成。

還有一句老話給同是舞文弄墨的朋友們共勉：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文章不是脫離現實的東西，接地氣入民情，落腳沉的下去，文采也能昇華得上來，一邊經世致用，一邊陶冶情操淬鍊雅興，文章功夫到，命達自然來。

騷年咱們繼續努力吧：

作家榜裡都是命達的文人們：

黃永玉先生是個又成功又瀟灑的文人：

文章憎命達，說的是有文才的人總是薄命遭忌。語出杜甫《天末懷李白》。

朋友，有什麼事不順心讓你發出這樣的感慨？

是辛辛苦苦，費勁心思寫的文章沒人看，沒人理解嗎？

我也有相似的經歷。

為什麼會有這樣想法？村上春樹在《1973年的彈子球》裡講過這樣一句話，我認為是最為合適的回答。他說：“事物必須兼具入口和出口。一個人活得久了，總會主動被動接受許多東西，得出許多感慨。這是入口。敏感的心靈就在生活的泥淖裡陷得深些，粗礪的心靈就陷得淺些；悲觀的心靈就得出人生是徒勞的結論，樂觀的心靈總相信我們終會前進。倘若只有一個入口，各色事物只有湧進而沒有排洩的通道，總有一天大腦會炸掉。所以才會有傾訴，不能向親近的人傾訴就向陌生人傾訴。這是出口，誰都需要。寫作大概就是這麼一個出口。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朋友，請保持平和的心態。

“文章憎命達”是杜甫在唐肅宗乾元二年（759）深秋，流寓在泰州時，感嘆李白為實現建國立業的人生理想，中了李璘的奸計，導致李白被牽連入獄，此時遠在華州的杜甫對李白表達深切的關懷。特別是在李白遇赦被流放到夜郎，社會中傳言“李白已死”的訊息，杜甫聽說之後，內心十分孤獨悲憤，便寫下了《天末懷李白》，以“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來讚美李白才華橫溢，卻命運多舛，既是對官場黑暗的體驗認知，又是對老友不幸的深深感嘆！而題主覺得是一夜之間，感覺“文章憎命達”，其實更多的是對文人“發憤著文”的深深感慨，道出了“自古才人多逆境”的真諦。本文從文人身世、創作表達和文人情緒來解釋“文章憎命達”的深刻含義。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此詩首句以“秋風”奠定悲涼的感情基調，來呼喚“下獄”的李白，慰問李白的心情；第二句以“鴻雁”傳情，來寄託內心的擔憂與同情；第三句以“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的題旨句，替李白伸冤，意在告訴世人李白是遭人陷害，那些小人現在應該偷著歡喜罷，一“喜”一“樂”，兩種情緒對比，來表達對李白的惋惜；尾句以“屈原投汨羅江”一事，道出了古來聖賢多坎坷的真諦。

先秦以來，中國文學一直在強調“詩學”原理，力在要求文人在寫詩詞歌賦的時候，要真實的表達人生志向。而許多文人多仕途不順，遭遇各種猜忌誣陷，“文章憎命達”中，一個“憎”字足以表達文人的身世坎坷、抑鬱悲憤。所以，當個人經歷了苦難之後，他們多以“紀實”的手法，真實再現自己的遭遇，後人在評價文人詩歌時，也多結合時代背景、文人經歷。據子夏的《毛詩序》記載：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子夏作為孔子的弟子，他沿襲了儒家學派的禮樂傳統，認為文人寫詩應該緊密貼合政治、表露人生的志向，詩人是由於情感的激發，導致詩作產生，而文人們悲慘的社會身世，多與政治密切相關，他們多寫詩文來表達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展露報國無門的憂鬱。

如李白在《南嶺別兒童入京》一詩中寫道“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白在入仕無門、遭人陷害、孤獨無助時寫下名流千古的佳句，惹得後人經常借用此句來抒發樂觀自信的人生態度；范仲淹在抗擊西夏戰役失敗時，一首《漁家傲·秋思》“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來抒發邊塞戰士報國無門、思鄉憂國的情懷；杜甫身陷貶謫，卻仍在國家危亡時寫下《春望》，用“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景物描寫，噴發出報國無門的怨懟之意。

唐宋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兩顆璀璨的星光，而這一時期的文人飽經憂患，情緒激昂，於是化筆為矛，借詩文來表達自我的人生遭遇和人生理想，創造了中國文學史上不可逾越的豐碑。

中國文學的發展強調“真實性”，文人要強調“進德修業””，即是要提升自身的道德修養，完善自己的人生事業，所以在古人看來寫詩著文應該講究誠實，真誠的表達自我情感，才能生動的展示文學風采，形成獨特的文藝風格。

杜甫寫給李白的詩《天末懷李白》中，杜甫聽聞好友李白準備接受李璘的號召，十分反對，他認為在禍亂之時，不應該輕舉妄動，但是李白卻義無反顧，前往京城，最後落了個流放的下場。杜甫在李白受罪之後，不但沒有怪罪李白不聽勸阻，反而痛惜李白的遭遇，發出““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的悲嘆，可見杜甫對李白的信任。而古人之間的信任，多是由詩來表現的，他們相信“詩傳情”、“詩言志”的真實性，故有“修辭立誠”之說，如東漢王充就在《論衡》中認為：

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裡，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

王充以“實誠”來表達人格，以“文墨”來表達人格的顯露載體，文人們多重“氣節”、“風骨”，才得以讓自己的心志表露出來，達到“文質彬彬”、“內外合一”的效果。歷史上，真正的文人敢於說真話、吐真情，所以我們所看到的那些在官場上攀炎附勢、須臾迎合的人多創作不出來優秀的文學作品，反而是那些不畏權貴、敢於說真話的人創造了不朽的文學地位。如白衣卿相柳永把男女之情寫的淋漓盡致、酣暢露骨，一句“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抒發了情人離別的傷痛欲絕，而身為宰相的晏殊，詞中卻多展示象徵、隱喻之意深藏內心情感，用“荷葉初開猶半卷，荷花欲拆猶微綻”的詞句表達對友人的不捨，詞的意境與柳永詞相比，顯得力道不足。反觀屈原，在《惜頌》中以“惜頌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在《悲回風》中寫道“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真摯的抒發自己耿介之志，不合俗流，以詩明志的人生理想。

文人們在歷經慘淡遭遇後，依然堅持寫最動人的文章，表達最真摯的情感，此時的他們不會再顧忌君王是否喜歡，所以在詩詞中盡顯謾罵之意，唾棄之詞，以此來表達內心真實的情緒態度。當時被社會拋棄的文人，以斐然的文采，贏得後世的緬懷，以達到“永生”的狀態，這也是“命達”的意義所在。

《詩經》作為中國詩歌的發展源頭，提出“興觀群怨”的詩教傳統，於是後世繼承“怨”的傳統，演化成了”發憤說“。古代文人好“怨”，鍾嶸認為，詩人的的“怨”是一種趣味性的偏好和獨特的感受，他們內心的憤懣不平，需要找到適合的渠道抒發出來，才能寬宥內心的抑鬱之氣。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寫道：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羨裡，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子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殯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禁，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

在司馬遷看來，古往今來很多優秀的著作，都是人生不幸的產物，他以屈原、孔子、孫子、呂不韋等文人的優秀著作為代表，來表達文人仕途受挫，心生怨恨之意，才會有著書之說。孟子又說：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說，來表達個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生活狀態是文學創作的直接動因。人們常說，壓力就是動力，文人們在受到迫害之後，內心的憂愁無法排解，他們處於一種高壓狀態，如蘇軾的天下第一悼亡詞《記夢》中寫“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正是詩人在遭受妻子去世十年之後，仕途坎坷，欲說無門，內心高度的緊張壓力，逼出一篇名垂千古的悼亡詞，經得時間的檢驗，得以流傳千古。

韓愈主張“不平則鳴”，歐陽修認為“窮而後工”，而俄國詩人萊蒙托夫頁認為“沒有痛苦，就沒有詩人生活”，古今文學史上，中國有屈原、司馬遷、范仲淹、白居易、柳永、李白、杜甫、曹雪芹等文人遭遇坎坷，悲憤著書，也有莎士比亞、但丁、塞萬提斯、狄更斯等文人看盡社會炎涼，寫文傳於世。這些文人“建德樹言”，得以流芳百世，他們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作品力量卻是無窮的。

杜甫的“文章憎命達”，是聽信了李白去世的謠言，內心十分悲憤，表達對李白的同情，對文人遭遇政治黑暗、人生理想屢遭破滅時的浩嘆。文人們經歷不幸身世，不再取悅君王歡愉，而肆意釋放內心情緒。他們或謾罵、或怨懟、或激憤，這些均是對權貴的反抗，反抗社會黑暗、反抗奸佞當政，故而啟發了自我的生命意識，以“悲劇”問世的文學作品，獲得作品的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