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在《仁學》中說：“兩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之學，荀學也，皆鄉愿（注：偽善）也。唯大盜利用鄉愿，唯鄉愿工媚於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這反映出譚嗣同抨擊君主專制制度。 鄉愿者，貌似謹厚，而實與流俗合汙的偽善者。

就是奴顏婢膝的人。儒家從孔孟到韓愈程朱，這些權力之外的人，總想保留點個人的尊嚴，不完全做主子的奴才和幫兇。這是他們與荀子不同之處，也是韓愈程朱罵荀子的原因。然而這只是他們的內部矛盾。實質他們與荀子是一致的，維護專制君權。他們在君主和人民之間想做第三者。教育上面，教訓下面。然而他們不容易把握好度，時而接近君主，時而接近百姓。接近君主者為荀子韓非，接近百姓者為孟子海瑞。孟子給儒家增光添彩，鼓脹了儒家的理想主義之心。荀子給儒家鋪路，奠定了儒家接近君主之道。而那些沒有接近君主的儒家，往往會罵荀子。而得到君主賞識的儒家，實行的就是荀子之道。罵荀子者，表面是因為觀念，實質是決定於屁股。儒家的可貴在於他們被君主疏離之時。他們看起來一副正氣凜然。然而一旦被君主引見，他們立即變成荀子，搖頭擺尾，感激涕零，如錢穆了。儒家就是這樣賤。他們既沒有道家的徹底疏離權力的瀟灑，也沒有法家的實用主義，大刀闊斧。他們既看起來像道家的瀟灑有自尊，又比法家虛偽下作。看看韓愈，一會挺直腰桿罵荀子，一會卑躬屈膝臣罪當誅。兩千年之學，荀學也。兩千年統治之術就是外儒內法。因為法家太血腥暴力，統治者需要掩飾，需要宣傳。而儒家孔孟又太裝逼，統治者加強集權，總要打他們的屁股。統治者需要的就是荀子這種儒法結合者。孔孟迂闊不切實際。只有荀子是最聰明的，最得統治者欣賞的。所以，兩千年之學，表面是孔孟之學，實質是荀子之學。但是統治者為了宣傳自己高大上的形象，就說成是孔孟之學，騙人民，騙儒家信徒。

荀學在兩宋時期受到貶抑既有“情”的因素，也有“理”的因素。“情”的因素主要指荀子對孟學的批評引起了宋儒的反感，進而產生對抗的情緒；“理”的因素主要是指荀子在心性論方面的思想並不能滿足宋儒排斥佛老的理論需要。

北宋以降，儒學開始全面復興的歷程，這一思想史程序以理學興起為主要表徵。理學以心性論為理論基石，自命傳續孟子性善之學，不滿荀子的性惡論、揚雄的性善惡混說與韓愈的性三品說，尤其狠批荀子的性惡論，將荀子排除出儒家的道統體系。與兩宋時期的揚孟思潮相對應，“抑荀”成了當時荀學研究的主要特點。

孟荀之辨與孟荀互補

荀子與孟子的學說有著某種天然的聯絡，不僅是因為兩者同為儒學、同尊孔子，而且還因為荀學是不同於孟學的儒學基本形態。然而，兩者在某些問題上又存在著彼此針鋒相對的觀點，如孟子倡性善，荀子主性惡；孟子主張法先王，荀子則主張法后王；孟子主張天人合一，荀子主張天人相分等。這種討論在漢唐時期並不受重視，因為漢唐儒學以經學為主，經典詮釋依據在“五經”，而不在子書。而宋學詮釋經典則由“五經”變為“四書”，孟學與荀學之間的差異變得十分明顯，且較易被擴大化；加之荀子曾對孟子及其學說進行非議與批評，很容易把自己推向孟學的對立面，從而也成為理學家的對立面。故而荀學在兩宋時期受到貶抑既有“情”的因素，也有“理”的因素。“情”的因素主要指荀子對孟學的批評引起了宋儒的反感，進而產生對抗的情緒；“理”的因素主要是指荀子在心性論方面的思想並不能滿足宋儒排斥佛老的理論需要。

當然，宋儒並非是徹底拋棄了荀子之學：荀子的性惡論被理學家所吸收，於是有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劃分；荀子主張的“化性起偽”論與理學家的“變化氣質”學說相一致；荀子的“以心治性”思想與朱熹的“心統性情”學說也有一致之處。宋儒特別是理學家多出入佛老、氾濫諸經幾十年，取佛老之說以為己用，在堅持儒家基本立場的同時融採各家之學，這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而荀學作為儒學的重要學術派別，其本身的學術地位與學術價值也是不可被忽視的。在儒學發展史上，孟學與荀學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所偏重，但不可能完全排斥其中一種學術形態而獨尊另外一種。這就可以理解為何宋儒對於荀學的貶抑只有在道統論方面比較徹底，而在心性論、天人觀、政治觀等領域雖有所批判但仍然借鑑吸收。學術體系的建構，需要對歷史上的思想資源分析整合、消化吸收，佛老思想可利用，荀學也同樣具有借鑑意義。

合外內之道何以可能

宋儒將孟子之學視為儒家正統，以承繼孔孟之道為己任。儒學注重個人德性的修養，認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荀學也並不例外，主張“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並曾作《修身》篇以闡述之。然孟荀之間的歧異卻又十分明顯，孟學重反省內求，將善的根源訴諸內在；荀學則主張透過外在禮義師法的教化來改變人的自然本性。兩者向善成聖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但通向最終目標的進路卻是不同。這也造成了後世或偏重內聖、或偏重外王的兩種儒學形態的存在。按照儒學的理想狀態，內聖乃是外王的根本與依據，外王則是內聖的表現與保障。兩宋儒學特別是理學體系龐大，辨析精微。但宋儒的興趣點始終在內聖方面，對於外王之學則並不十分重視。這與漢唐時期的開疆拓土、建不世之功的政治風格迥然不同，兩宋時期在政治、外交上的軟弱雖然存在著很多的客觀原因，但與學術上的內向性格肯定也有著某些聯絡。荀學在兩宋時期雖然有一定的發展，但其在指導思想上是缺位的，由此導致宋儒在政治理論建構方面存在不足。理學對於“正心誠意”的強調本無可厚非，但如果僅僅強調“格君心之非”而毫無正面的理論建樹，則並不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中庸》提出“合外內之道”的主張，宋儒也多認為自己的學問是內聖外王之學，但歷史的事實表明他們在內聖方面做得較為突出，而在外王事功方面則有所欠缺。這難免讓人產生這樣一種疑問：孟學或者心性之學在發展到極致時能否包容涵蓋荀子之學？內聖之學在何種程度上能夠開出外王之學？這些問題其實在兩宋時期已經有所反映，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程朱道學與功利學派的辯論與分歧。宋明理學從興盛到衰落，都沒有很好地解決內聖與外王的關係。孟學發展到極致，產生了許多流弊，不足以保國安邦、兼濟天下。心性之學發展到這種地步，當是荀學復興之時，而清代荀學的發展即由此邏輯而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