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總結下，凡是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們，也不能說是全部，至少有很大一部分的得獎者都有著很多不平凡的人生歷程。他們都有著獨立思考的個性，有著社會批判現實主義精神，敢於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思想，敢於發表與政府或政治勢力不同的觀點，意見和看法。我說的再通俗一點，這些作家都不是省油的燈，例如耶利內克和萊辛這兩位女作家，長期關注和從事女權運動的活動，他們或她們在文學和政治領域的奮鬥與耕耘，或多或少都給世人，尤其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本屆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女士，在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統治下的羅馬尼亞所經歷過的生活遭遇，便證明了作家擁有良知和自由獨立精神的重要性。

另外，那些得獎作家們大都在文學創作上堅守自己的陣地，既不譁籠取寵，也不急功近利。他們不會為名為利，為迎合某些東西而寫作，他們只是寫自己想寫，或者自認為值得去寫的文學作品。雖然，進入新世紀以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標準和範圍，有保守化和學院化的傾向。也就是說評委們對具有革新意義，比較新潮的文學作品和作家不太關注，同時也和大眾主流通俗文學保持相當的距離。這不是說評委們拒絕暢銷作品和知名作家，只是他們更注重文學的寫作技巧，語言文字的表述功力，以及作品對公眾產生的社會意義。基於這點，我們也就能理解，為什麼諾貝爾文學評委們總喜歡頒獎給一些冷門作家。

我想，華人用不著對沒有獲獎而憤憤不平，議論紛紛。如果中國的作家們具備了那些獲獎者所擁有的個性魅力，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具備了隨時為維護自己理念和信仰，而付出代價的勇氣和心理準備的話，那麼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中國的作家們必須不浮誇，不急躁，腳踏實地的進行文學創作，客觀真實的寫出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創作出無愧於時代的偉大作品。只要有貨真價實的好作品，好作家，華人得諾貝爾文學獎獎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說的通俗點吧，我看過很多得諾貝爾獎的作品，那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藝術了，那簡直是一個人生觀。最重要的不是你去寫某個人性，某個反思，某個事情。就像拍照一樣，來，給個特寫！​

馬悅然右一與陳文芬夫婦

　　最近，正值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際，瑞典著名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馬悅然來到中國，馬悅然的夫人陳文芬說，這是“一個歷史上很特殊的機會”。馬悅然此次訪華是因為他翻譯的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詩集《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在中國出版。馬悅然在上海接受了記者採訪

質疑者可能一本莫言的書都沒讀過

羊城晚報：您是什麼時候開始喜歡莫言的作品？

馬悅然：我頭一次跟莫言見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學，我曾在中文大學當了一個學期的客座教授。有一天莫言來了，我們有一個下午花了幾個小時談，第二天他就回大陸去了，為什麼呢？因為要分房子，我不知道分房子是什麼，覺得很奇怪，後來聽說沒有分到。第二次是在臺北，他跟9個大陸的作家去臺灣訪問，在臺北待了幾天。有一天晚上，別人都出去看熱鬧了，莫言不想去，所以跟我在飯店裡喝威士忌溝通，還不小心把酒潑在我身上。第三次是在2005年一個和北大合辦的斯特林堡戲劇節上。我們沒有多少機會見面，但是我們經常通訊。

以前我覺得莫言的小說真的寫得太長了，像《豐乳肥臀》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但是像《生死疲勞》到了末尾有點不夠味了，如果能縮短一點會更好。莫言的短篇我很喜歡，任何一個字都不必改了。我讀了2004年《上海文學》刊登的他的小說《九段》，非常短，兩頁的小說，覺得非常好，我馬上翻譯成瑞典文。從小說《九段》開始，我覺得他對文字的掌握能力非常好。

羊城晚報：中國還有和莫言一樣優秀的當代作家或者比莫言更優秀的當代作家，為什麼莫言能得諾貝爾文學獎？

馬悅然：諾貝爾文學獎不是一個世界冠軍，獎是頒發給一個好的作家，莫言是一個好的作家，世界上好的作家可能有幾千個，但是每年只能夠頒發給一個作家。今年我們選的是莫言，明年選另外一個。我不能說莫言是一個好的作家，我能說的是我認為莫言是一個好的作家。你沒有什麼客觀的根據說A是一個很好的作家，B是一個不好的作家，這完全是主觀的。當然，也許中國有很多作家有很多詩人也值得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沒有得到，而莫言得到了，就這個樣子，很簡單。

瑞典學院公佈莫言得獎，有人質疑莫言怎麼能得獎。批評莫言的那些人他們可能一本莫言的書都沒有讀過，他們不知道質量是什麼。

我讀過莫言很多作品，我也讀過很多當代的一些小說作家的作品，但是沒有一個作家比得上莫言，對於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他敢出來批評，別的人就不敢。但是一些跑到外國去的非常愛講話的人，他們很容易來批評莫言，這讓我覺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質量而非政治才是諾獎的唯一標準

羊城晚報：評選諾貝爾文學獎的依據是什麼？

馬悅然：唯一的標準就是文學質量，對於作者的政治立場，我們是不管的，文學質量是唯一標準。

羊城晚報：諾貝爾文學獎是如何選出來的？

馬悅然：推薦一個作家是2月1日以前寄給瑞典學院的，然後有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的小組15個人，他們從250個推選的人裡選了三四十個人，介紹給院士們，這個是我們初步的選擇。以後三月、四月名單縮小了，到五月底只有5個人。我們瑞典學院夏天不開會，我們夏天看那五個人的作品。9月中旬又開始開會，討論這五個人的作品到底是誰應該得獎，馬上就開始投票，投了好幾次，每一個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講出來，最後投票就是在10月初，就決定誰要得獎。我們每一次爭論都很激烈的，今年不太激烈了，意見比較一致。

羊城晚報：您曾經說過中國很多作家聯絡過您希望得到您的推薦得諾貝爾獎，您覺得為什麼中國很多作家都渴望得到這個獎項呢？

馬悅然：我每一個月就會收到信和稿子，希望我把稿子翻譯成瑞典文，讓他們得一個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他們不是作家，他們不是什麼真正的作家，他們是寫小說的人。有一個山東的文學幹部，半年之前給我寄了很多畫和古書，我都給他送回去。後來他不送我改送別的評委了。還有人說：“我錢很夠了，獎金可以給你，但是名譽歸我。”但是沒有一個我認識的作家，沒有一個我讀過的作家敢給我寫這樣的信。

我需要選擇作品進行翻譯。我一讀中國文學著作，我很想把它翻譯成自己的母語，因為我有責任，對我們同胞的責任，把我自己所欣賞的書都譯成瑞典文，讓我的同胞們也能享受我自己享受的文學。但是當然我的能力有限的，我不能夠把我所有喜歡的文學作品都譯成瑞典文。我選的不是個別作品，我選的是一個作家的著作。

特朗斯特羅姆和莫言一樣對自然感興趣

羊城晚報：您認為特朗斯特羅姆和莫言有沒有共通點？

馬悅然：我喜歡莫言就是因為他非常會講故事，去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他不講故事，他寫詩。但是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跟莫言有一個相同的地方：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60歲的時候寫了《記憶看見我》，他寫他小時候的活動；莫言寫了很多關於他小時候的故事；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一個博物館，他對動物很感興趣，他住在一個海島。莫言也同樣對自然界是非常感興趣的。莫言看過我翻成中文的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一些詩，莫言非常欣賞。

羊城晚報：有些人已經翻譯過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作品，您為什麼還要翻譯呢？

馬悅然：我最早是因為讀了《生活的藝術》喜歡上中文，並且對道教和哲學非常感興趣，便到圖書館把《道德經》、《莊子》借來讀。道德經有100種英譯本，《水滸傳》有4種英譯文，每一個翻譯家有他自己的看法和方式來翻譯一部著作。我知道有翻譯家把他所寫的東西譯成中文，比較他們的譯文，就會發現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你會發現有很多錯誤。所以，我需要自己譯一個版本。

羊城晚報：在別的譯本中，感覺特朗斯特羅姆的筆觸很硬朗，但您的譯本的筆觸有一種柔軟在其中，原作的感覺是什麼樣的狀態呢？

馬悅然：詩人就是一個很溫柔的人。我和托馬斯是非常好的朋友，我頭一次跟托馬斯見面是1966年，我們從那個時候起就常常在見面，我也翻譯過他詩的一部分，把它翻譯成英文，像1983年出版的《狂暴的廣場》，一出來我就翻譯成英文。所以，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托馬斯在1991年中風了，不太能講話了，通常只說“要”、“是的”、“好”、“可是”，但是還是能夠跟他談話，因為他的妻子在他旁邊，如果托馬斯說“是的”，說明他妻子的說法是對的，要是講錯了，托馬斯說“可是”，然後他的妻子就得重新解釋。

羊城晚報：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書中有很多海的意象，有一種很寒冷和蕭瑟的感覺，瑞典的自然對他的詩是不是有很大的影響？

馬悅然：對，他對海的感情非常深的，因為他祖父是Navigator，住在一個海島，托馬斯每一個夏天都住在海島。他的祖父在的時候，是他最好的朋友。因為祖父跟海的關係是非常深的，所以海的對托馬斯最重要的。

中國有一位國學大家，曾經四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但他竟是個發明打字機的物理狂徒~很多小夥伴對此表示不解，我來給大家講解下吧：

初聞林語堂，是在研讀《京華煙雲》的文學課上，得知他因此作共獲得過4次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心中泛起了敬仰之情卻也未曾深探。

直到三年前，“好男人”文章出軌事件引爆當時網路，其妻馬伊琍以一則“且行且珍惜”的微博，贏得無數網友的好感的同時也掀起來網路造句大戰。我才想起“人生不過過如此，且行且珍惜”的原句是出自林語堂先生的《人生不不過如此》一書，對林老的敬仰又增深了一些。

其實林語堂先生的造詣可不單單在文學作品上，今天二姐就一起探究一下林語堂先生的另一個稱謂——“中文打字機之父”。

林語堂先生自幼熱衷於透過擺弄機械來進行發明創造。當時還在讀小學的他，剛剛懂得虹吸管原理，就思考如何能利用此與原理使井水能自動流入到花園中進行澆灌，從而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改良了水井的吸水管裝置。步入中學的他，只因為在物理課本上看見了活塞引擎圖，就萌生了當物理老師的念頭。

雖然年輕時的林語堂因為偶然的原因唸了文科而未入理科，但他曾經說過：“如果等我到了五十歲那一年……我忽然投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當學生，也不足為奇。”其實這句話最後也算應驗了，雖然林語堂沒有去麻省理工，但他到知天命之際時是在美國研製中文打字機的。

林語堂精通外文，多數成名作品是用英文寫成的。因為當時並沒有實用的中文打字機，只能用手執筆寫稿，費時又費力，而用英文打字機進行寫作，非常便捷省力。於是他決心設計製造一部便捷易用的中文打字機，以造福我中華的中文作家。

從1916年起，林語堂就開始研究中文打字機所需要的檢字法。1931年，林語堂完成他的中文打字機設計圖，但因缺乏資金，未能進行研發製造。1935年，林語堂旅美生活，短短几年通過出版暢銷書累計得到的稿酬超過10萬美元，這在當時可算是鉅額財產。

此時林語堂覺得已有足夠的資金能製造他的中文打字機，於是開始徵僱高階技工，按照他自己的設計圖來製造中文打字機。

當時的林語堂為了完成研製中文打字機的夙願，起早貪黑的在他美國的書房裡繪製草圖、排列漢字、拆改鍵盤……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在《林語堂傳》中描述了這段生活：抽著菸斗的林語堂“就像著了魔似的”瘋狂地研製著中文打字機。

林語堂全心投入到打字機的研製過程中去，但未料製造費用遠遠超過他的預估。但他沒有放棄！林語堂為了堅持完成印表機的製作不惜傾家蕩產，甚至大筆舉債，終於經過30多年斷斷續續的研究，在1947年製造出了由他自己命名的“明快中文打字機”。

林語堂於1946年在美國申請專利，1952年，取得該項發明的專利權。

其實在林語堂之前，中國已經有了打字機。中國第一臺中文打字機是由商務印書館於1919年製造的，當時被譽為“舒式打字機”。打字機配有一個常用字盤，有2500個印刷鉛字；還有一個備用字盤，3040個生僻字按照使用的頻率依序放置。打字機以《康熙字典》檢字法分類排列，打字員要經過3個多月的專業培訓才能上崗，其操作困難效率低下。

而林語堂的“明快中文打字機”，高9英寸、寬14英寸、長18英寸，採用他發明的“上下形檢字法”，短短六十四鍵就取代了龐大的字盤，每個字只需要敲擊三鍵，每分鐘就可打出五十字，而且此打字機不需要經過複雜的訓練，任何人透過簡單的學習後都可以進行操作。

當年很多人都想發明中文打字機，有的公司在研發的過程中破產了，有的發明人沒有形成最終的正式產品，而林語堂不惜傾家蕩產，最終歷經多年研製成功。

對此，我想起林語堂先生的一句話：

“一點痴性，人人都有，或痴於一個女人，或痴於太空學，或痴於釣魚。痴表示對一件事的專一，痴使人廢寢忘食。人必有痴，而後有成。”

其實，二姐還是更喜歡林語堂先生的這句話：

人生不過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遠是自己的主角，不要總在別人的戲劇裡充當著配角。

願每個人都能成為人生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