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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會有 下流社會與狗沒有 我就從來沒享受過 什麼8小時啦 週末雙休啦 國家法定節假日啦 我都沒享受過 我就是電視中常被報道的 主動放棄休息 堅持工作在第一線的那群人 其實也沒人過來通知休息 反正不加班明天就不用來了
上流社會有 下流社會與狗沒有 我就從來沒享受過 什麼8小時啦 週末雙休啦 國家法定節假日啦 我都沒享受過 我就是電視中常被報道的 主動放棄休息 堅持工作在第一線的那群人 其實也沒人過來通知休息 反正不加班明天就不用來了
作者丨林汣琰
編輯丨吳酉仁
說兩個關於“八小時工作制”的小故事。
一、1840年的“八小時工作之父”
1840年,也就是中英鴉片戰爭爆發那年,三十歲的倫敦木匠塞繆爾·帕內爾(Samuel Duncan Parnell),在乘坐了近五個月輪船之後,抵達了位於紐西蘭佩託內(Petone)的歐洲人定居點。
同船的商人喬治·亨特(George Hunter)希望僱傭帕內爾為自己工作。帕內爾回覆道:
“我會盡力而為。但是,亨特先生,我必須提出如下條件:一天的工作時間只有八小時。上帝給我們每天24個小時,8小時工作,8小時睡眠,剩下8小時用於娛樂,讓男人們去做想做的瑣事。我已準備好明天早上八點開工,前提是你願意接受這一條件。”
帕內爾提出這樣的要求並不奇怪。
早在1810年,即帕內爾出生那年,英國威爾士的紡織品製造商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就已在倡導工人每天只應工作10個小時。1817年,他又提出新的主張:8小時勞動、8小時娛樂、8小時休息。按慣例,那時節的倫敦木匠每天須工作12-14個小時。高強度勞動讓帕內爾痛苦不堪,也讓他成了歐文“八小時工作制”主張的支持者。
亨特的答覆是:“帕內爾先生,你要知道,倫敦的鐘聲是在6點鐘響起。”帕內爾則迴應:“亨特先生,這裡不是倫敦。”最終,亨特滿足了帕內爾的要求,因為1840年紐西蘭的歐洲人定居點嚴重缺乏人才。帕內爾後來不無得意地回憶說:“世界上第一次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罷工,在罷工現場得到了解決”。
再後來,為保住每天只工作八小時這項權利,帕內爾開始爭取其他工人的支援。每位抵達港口的新移民,都會被告知此處正在實行“八小時工作制”。1840年10月召開的工人會議,則達成一項共識:所有工人只能從上午8點工作至下午5點,違者損害了其他工人的利益,將被送往港口(相當於驅逐)。為抵制僱主增加工作時長的企圖,工人們還在1881年舉行了罷工。1885年,一位已在當地定居了四年的新移民告訴媒體:“我在登陸點找到了工作,讓我驚訝的是,每天只要工作8小時,從那時起到現在,一直如此。”
帕內爾很可能是人類發生“工業革命”之後,第一位將“八小時工作制”變成現實的人。儘管他的努力僅限於逼迫僱主們做出了讓步,尚未形成國家層面的法律條文,但工人們奪回了屬於自己的時間,卻是毋庸置疑。進入1880年代,紐西蘭的勞動者開始要求政府將“八小時工作制”合法化。1890年10月,“紐西蘭八小時工作委員會”召集工人於惠靈頓舉行勞動節遊行,八十歲高齡的帕內爾仍被視為偶像與領袖。在致謝演講中,帕內爾說:
兩個月後,帕內爾去世。惠靈頓市為他舉行了公祭,數千人趕來參加葬禮,向這位“八小時工作之父”致敬。
♦ 塞繆爾·帕內爾1890年留影,引自紐西蘭國家圖書館網站
二、1930年的“凱恩斯預言”
1929-1933年,世界經濟出現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蕭條。世界各地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運動,也遭遇了巨大挫折。再加上之前的一戰和稍後的二戰,儘管“八小時工作制”在知識界已幾乎成為一種共識,具體的落實,看起來卻是遙遙無期。
但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對人類在未來的工作時長,卻抱有一種極大的樂觀。這位主張政府應透過財政與貨幣政策,來積極干預經濟,以擺脫經濟衰退與經濟蕭條的學者,在1930年撰文《我們孫輩的經濟問題》(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如此展望未來:
“我敢預言,100年後進步國家的生活水平將比現在高4-8倍。……為了便於討論,我們設想100年後全體人類的經濟境況平均要比現在好8倍。……(那時)對大多數人來說,每天工作3小時,足以使原始的勞作需求獲得滿足。”(注:該文1928年已具備雛形)
意即,按凱恩斯的預言,人類社會進入到2030年前後時,一週工作五天,每天只需工作3個小時即可。“八小時工作制”早已成為過時的問題。
♦ 凱恩斯的論文《我們孫輩的經濟問題》(部分)
做出這種預言的理由是什麼?
在論文裡,凱恩斯說,人類社會的經濟發達程度,主要取決於兩項因素,一是重大的技術革新,二是有效的資本積累。在過去的4000多年裡,人類社會發展緩慢,甚至出現停滯,正是因為缺乏這兩項因素。直到16世紀出現了資本積累(比如新大陸的黃金)和複利投資,科學與技術發明也進入了一個“偉大時代”,人類的物質生活水準,才開始有了飛躍式的發展。如今,歐洲和美國的平均生活水平,較之以前“提高了將近4倍”,而資本的增量規模,則“已超越之前任何時代的百倍以上”。
儘管當時正值經濟危機,但凱恩斯相信,科學技術的革新不會停滯,只會更快;資本的積累規模也不會萎縮,只會按照“複利”的規則越來越大;隨之而來的便是物質生活條件的鉅變。這是他認定“100年後全體人類的經濟境況平均要比現在好8倍”的主要原因;也是他預言人類到了2030年只須工作3小時的主要理由。
樂觀之後,便是恐懼。
凱恩斯說,在自己的時代,閒暇是一種人人渴望的東西。連老年女傭為自己撰寫的墓誌銘都是在渴求休息:
“別為我悲傷,朋友們,別為我哭泣 / 現在我什麼也不用幹了,將永遠休息 / 天空中迴盪著聖歌和甜美的音樂 / 我在一旁傾聽,什麼也不用做。”
但在百年後的未來,維持人類生存的絕對需求(如糧食與住房)已獲得大滿足,閒暇將變成一種氾濫成災的東西。他覺得:
“對那些沒有特殊才能來寄託身心的普通人來說,豐裕閒暇的年代極其可怕。”
凱恩斯說,只有那些真正懂得生活藝術、具備高尚品德之人,才能在閒暇氾濫成災的2030年不出現精神問題,過好自己的人生。
♦ 約翰·凱恩斯,引自維基
從塞繆爾·帕內爾在紐西蘭為“八小時工作制”而努力,到凱恩斯做出“每天只需要工作3小時”的預言,中間相差九十年。從凱恩斯做出預言至今,時間又過去了九十年。
凱恩斯的預言,有一半是正確的。如《紐約客》雜誌2014年所言,自凱恩斯的論文發表以來,“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增長了16倍,人均GDP增長了6倍。對美國而言如此,也適用於世界其他地區。在過去的八十年中,全球經濟以相似的速度增長。”經濟確實是在按照遠超過4-8倍的規模在增長。但他關於閒暇的預測卻完全錯了。在距離2030年已只剩下不到10年的今天,閒暇沒有氾濫成災,相反,它成了越來越稀缺的東西。
2008年,兩名義大利經濟學家試圖找出原因,“為什麼凱恩斯如此有智慧的人,在預測未來的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改善方面是正確的,而對未來閒暇的預測卻是錯誤的?”他們將問題提交給了歐洲與美國的同行們,但答案眾說紛紜,難成定論。
惟一可以確定的是:凱恩斯對閒暇的恐懼雖然多餘,塞繆爾·帕內爾一百八十年前的那種努力,卻永不過時。
①http://www.jobsletter.org.nz/jbl19510.htm
②https://nzhistory.govt.nz/people/samuel-parnell
④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subject/economics/keynes/1930/our-grandchildren.htm
⑤凱恩斯:《我們孫輩的經濟問題》,信璞投資翻譯。
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4/05/26/no-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