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爭是明朝滅亡原因之一，但不是直接原因。朋黨歷朝歷代都有，皇帝為了維持集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居中調停，制衡各方。由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明末的黨爭不同於以前，而是形成了大地主集團和新興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因此鬥爭更激烈，內耗更大。而且，由於明朝特有的文官制度，朝堂結成了文官集團，已非萬曆及繼任者能力所能控制。所以，不能籠統地講什麼辦法利用黨爭，明末黨爭而是在明朝皇帝從朱元璋開始十幾代皇帝利用黨爭高平衡後矛盾的總爆發，病入膏肓，無藥可救。

明末黨爭指明末東林黨與宦黨、浙黨之爭。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在這些黨派中，以浙黨勢力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都先後出任內閣首輔，在朝當政。東林結黨給明朝造成的損失是一個深重的歷史教訓，不少人對東林結黨的危害認識不足，而被東林黨華麗的詞藻和“清流”的外衣所迷惑，對其多有追捧和譽美之詞。

那麼明朝滅亡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一，文官集團勢力過大，皇權受到抑制。事實上嚴嵩死後，大明的文官們一直是鐵板一塊，皇帝再也無法分化，控制，萬曆不上朝，正是基於此，萬曆上朝是那回事，不上朝還是那回事。這些信奉理學，心學的文官們有著類似宗教似的狂熱，鄙視一切非科舉出身的人員，他們把持朝政，壓抑皇權，為了他們的信仰與教條不怕流血犧牲，其直接結果是皇帝也無可奈何。外加上只知空談，放炮的海瑞給他們樹立了楷模。一旦皇權受到抑制，那麼國家制定的政策不是從全域性考慮，而是從文官集團的利益考慮，也就是從資產階級的利益考慮，大明的文官集團正是明末江南資產階級的代表。由於明太祖出身寒苦，深知民情，加上明朝初年經過戰亂後，百廢待興，所以太祖與民休養生息，其直接結果就是明朝賦稅一直很低(黃仁宇觀點)，商業稅更低，所以明朝財政一直很困難。

明初的時候為什麼打仗，水利，賑災朝廷都有財力，但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因為明末農業佔國民經濟比重降低，商業佔國民經濟比重增加，而稅收仍然是以農業稅為主，到了崇禎朝，打仗沒錢，賑災沒錢，而江南富商巨賈一擲就是幾十萬兩，上百萬兩，皇上想增加賦稅立刻遭到大臣們的激烈反對，明末時期商業發達，商人從海外貿易中賺取鉅額資金，由於東林黨的阻擾，商業稅卻無法提高。萬曆朝實在沒辦法，於是開徵礦稅，結果大臣們唆使地方官殺稅使，由此可時見一斑。如果皇權強勢，財政充裕，那麼可以在北方興修水利，這樣到了災年也可以應對。所以，那幫空談誤國，禍國殃民，自以為是，打擊報復，只知逃稅的東林黨絕對是大明朝的奸臣，而打擊東林黨的魏忠賢絕對是大明朝的賢臣，對的起自己的名字，魏忠賢死後，東林黨重新掌權，商業稅罷。我的觀點是，皇帝應該減少任用富庶省份的官吏，尤其是有士紳背景的官吏，這樣制定的政策才能從全域性考慮，才能夠在全國的範圍內進行資源的調配。

二，明末經濟制度的超前發展(黃仁宇，杜車別觀點)。中國古代為什麼重農抑商，因為氣候，河流，地理的因素決定了中國是個農耕國家，不像歐洲以商業為主，所以中國大部分人口是農業人口，這就決定了糧食生產安全是中國古代的第一要義，沒了糧食，百姓就要造反。中國古代重農抑商，禁止海外貿易，正是為了限制農業人口從事非農行業，導致糧食減產。

而明末，江南大規模種植經濟作物，海外貿易活躍，大批的農業人口進入手工業或從事海外貿易，而張居正的賦稅改革使得實物稅轉變為貨幣稅，人們不生產糧食也可以交稅。江南大規模種植經濟作物的後果就是江南人口的口糧需要湖廣供給，到了明末戰亂時候，江南富商們有錢買宅子，買地，卻買不來糧食，清兵南下後，南方四鎮的二十萬精兵因為沒有軍糧，全部投降清兵，政府無糧，徵兵也困難。南方糧食姑且緊張，那麼北方遇到了那麼大的災情，可以說天下已無糧賑濟，設想，如果江南加大糧食生產，提前數年調運糧食儲備於北方各省，到了災年，開倉賑濟，情況是不是要好很多。

三、再來談談張居正的賦稅改革。張居正的賦稅改革使得明朝往商品經濟邁了一大步，但正是張居正的賦稅改革使得明末商品經濟過渡發展，從而導致明朝的滅亡。在張居正的賦稅改革以前，農民收割完了糧食就可以交稅，但賦稅改革後就不行了，還要拿市場上去賣，換了錢再交稅。而收割糧食和賣糧食的季節都一樣，大家都賣糧食，糧商就會趁機壓價，等於農民又被盤剝一次，變相的加重了賦稅。江南這些地方還好一些，因為這些地方銀子多，經濟外向型大，還可以種植利潤大的經濟作物換錢，西北這些缺銀，經濟內向型的地方就更嚴重，農民為了換錢受的盤剝更大，所以除了災荒外，農民起義為什麼在西北爆發，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再加上前面說的，張居正的賦稅改革等於是鼓勵種植經濟作物而不種植糧食，所以導致大明王朝滅亡的不是李成梁，不是萬曆，天啟，崇禎，魏忠賢，而是張居正，這位大明王朝的第一能臣，歷史有時候就是這麼詭異。

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家，由於商業的過渡擴張，耗盡了帝國的資源，最終搞垮了這個帝國。

明朝的滅亡黨爭是一個問題但是你也不能片面的去看待這個問題，大部分原因還是說統治階級的不作為，我相信任何朝代都有黨爭，不光是明朝有其他朝代一樣有，統治者要做的是維持黨爭的平衡，也就是所說的制衡，統治者只有制衡好黨派相爭，其實就可以很好的讓他們為自己的統治出力。

晚明時期的中國歷史，是值得關注的。大明王朝從公元1368年朱元璋洪武建元開始，到1644年崇禎帝於煤山自縊身亡，前後277年，之後又有南明朝廷延續至1662年。晚明時期，通常是指從萬曆初（1573年）至崇禎末（1644年）的這段時間。

　　從經濟層面來看，晚明時期的中國經濟充滿生機與活力。中國的茶葉、絲棉紡織品及瓷器大量進入世界市場，中國經濟開始捲入“全球化”貿易的漩渦，並與世界經濟發生密切關係。同時，伴隨著“西學東漸”，思想領域也發生巨大的改變。早期全球化對當時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開始產生重大影響，可以說這是一箇中國開始融入世界的時代。

　　但是，隨著張居正改革的人亡政息，大明朝臣陷入無休止的內耗爭鬥，最終在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中、在內憂與外患的雙重夾擊下，明王朝不可挽回地走向覆亡，崇禎帝也演出了一幕並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而從繁華的頂峰跌至覆亡的低谷，前後只不過數十年。

　　萬曆新政令人耳目一新

　　官場痼疾終致前功盡棄

　　談及晚明的官場政治，不能不提萬曆新政。萬曆初，輔佐年幼皇帝的張居正，親眼目睹嘉靖、隆慶時期的混亂政局，指出其時“皇室驕恣，庶官瀆職，吏治因循，邊備鬆弛，財用大匱”的五大弊端，提出“國家興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財政”的整治對策。於是，在萬曆頭十年裡，他透過整頓吏治、邊防和賦役改革，令大明王朝氣象一新。

　　吏治方面，針對當時各級官吏“譭譽失實”“名與實爽”及各衙門因循敷衍的官場之風，張居正於萬曆元年實施“考成法”，提出“綜核名實”“精核吏治”考核政策。他裁撤冗員，獎勵勤政，強調“用人唯才”，並以雷厲風行之手段推行，令官場此前姑息委徇的行事風格大為改變，大小臣工“莫敢有偷心”。

　　經濟上，面對“國用不足”“府藏空虛”等嚴峻的財政形勢，張居正提出“量入為出”“痛加節省”的理財原則，嚴加控制宮廷財政支出，壓縮政府行政開支。同時，針對當時存在的小民田產已失而賦稅照納、大戶田產增多卻無稅糧的局面，提出清丈土地和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簡化徵稅手續。此次改革，全國共查出700多萬頃隱瞞土地，超過了明朝前期全國的稅田總數，使政府控制的納稅田地面積有了大幅度增長。

　　十年新政，卓有成效。明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萬曆五年太倉銀庫歲入數已達隆慶元年的2.17倍； 吏治腐敗現象有所遏制，邊疆防禦也大有改觀。萬曆時期成為明朝最為富庶的幾十年，不是偶然的。

　　但是，由於新政觸犯了執政的官僚集團、皇室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遭到整個官僚集團的消極抵制。萬曆十年，張居正因病溘然長逝，反對者群起攻之，十年新政一朝付諸東流水，張居正本人也落得身後被清算的悲慘命運。

　　新政的失敗，原因複雜。從制度安排的角度言之，萬曆新政是當時傳統政治體制內的一種調整行為，而這種體制內的調整終究是有限度的，首先要保證支撐現有體制的利益集團不能利益受損。這是傳統政治體制下的制度缺陷，也是張居正改革難以逾越的一道坎。

　　中國古代特別強調以德治國，總是寄希望於聖人的教化、明君的自覺、清官的表率和能吏的勤政，往往缺少制度規範。但歷史事實表明，僅靠官員道德的自我約束是不夠的，因為它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權力逐利的本性。張居正改革最終未能完成制度性設計，使體制產生自我適應和調整的能力，而只能僅僅依賴於體制內個人的良知與威權進行改革，難免走向失敗。

　　張居正身後的個人悲劇，進一步惡化了晚明的官場生態。他生前榮蒙隆恩聖眷、死後遭遇皇帝翻臉無情的下場，令繼任者深以為戒，做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緊隨而來的“倒張運動”，更是暴露了古代官場得意時門庭若市、蒙難時落井下石的痼疾。“當其秉政之時，舉朝爭頌其功，不敢言其過。至於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不敢舉其功。”同時，由於張居正離去，朝內少了一位強有力的制衡人物，朝臣之間原有的矛盾不斷激化，開啟了晚明政壇的派系門戶之爭。

　　隨著天啟初為張居正平反翻案，官員們又開始忙於洗白保身，“黨同伐異”之風隨後愈演愈烈，致使晚明朝政在朋黨政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天啟後期，閹黨亂政，殘害忠良，“朝中善類為之一空”，將萬曆新政帶來的社會新氣象折騰得蕩然無存。加之此前“萬曆三大徵”已將新政的經濟紅利基本耗盡，特別是北韓之役使明朝國力大傷。戰爭中諸多外交事件的處理上，明朝政治機制的低能和政治腐敗均暴露無遺，故而北韓戰爭被視為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轉折。

　　新政的失敗、黨爭的興起、遼東的危局，使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好的一次中興機會，預示著開始走下坡，故後人有“明之亡實亡於神宗”之嘆。

　　內外交困時黨爭從未間斷

　　旦夕責效間君臣離心離德

　　崇禎帝即位時，所接手的已是一個內外交困、難以收拾的爛攤子。他不僅要面對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更要面對前朝留下的頹靡政局。“今日吏治、民生、夷情、邊備，事事堪憂”，是其處境最生動的寫照。而“此時不矯枉振頹，太平何日可望”之感嘆，又透露了其內心的焦慮與期冀撥亂反正、中興王朝的強烈願望。為此，崇禎帝幾乎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孜孜不倦地探究新政舉措。

　　然而，長年累月形成的官場積弊，已經成為一種風氣，不再是明察苛求就能糾正的。在強大的慣性帶動下，朝內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尋，冰炭互角”，黨爭從未間斷。崇禎帝不得不長嘆：“諸臣但知黨同逐異，便己肥家！”

　　作為年僅17歲的年輕皇帝，崇禎帝求治心切，卻又自視甚高，猜疑多心。對臣下旦夕責效，趨於繁苛，最終造成屬下畏首畏尾、莫敢盡言。崇禎一朝17年，兵部尚書換了14人，刑部尚書換了17人，內閣大學士前後任用50人，還有7名總督被殺。這一局面的後果便是，君臣之間離心離德，削弱了王朝統治能力，加劇了邊防與內政危機。

　　以邊防為例，從熊廷弼到孫承宗再到袁崇煥，幾任有為的遼東邊將，莫不因朝內黨爭而受牽連。熊廷弼遭“閹黨”誣陷，落個被殺後又傳首九邊的下場；孫承宗因受“閹黨”爪牙無端攻擊，被迫辭官回鄉；袁崇煥的悲劇固然有皇太極反間計的影響，但也是明末黨爭的直接惡果。崇禎帝最初下令逮捕袁崇煥時，並沒有把他處死的意思，只是“暫解任聽勘”而已。可朝廷中有人硬把袁崇煥與黨爭糾纏在一起，終於使其罪狀層層加碼，喪失了轉圜的可能，導致悲劇發生。對崇禎帝而言，殺袁崇煥無異於自斬手腳、自毀長城，此後再難謀求足以克敵制勝的帥才，“明亡徵決矣”。

　　內政方面，即便到李自成農民軍火燒鳳陽明祖陵的地步，朝臣們仍然醉心於黨派鬥爭。為了達到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往往欲置對方於死地而無所不用其極，更把國家社會利益丟諸腦後。黨爭的結果，使明王朝徹底喪失了全面掌控內外局面的能力。面對日益嚴重的民變危機，在撫與剿之間舉棋不定；面對日益惡化的邊境局勢，在對清兵和與戰中優柔寡斷，喪失了一次又一次機會。因此，說明末黨爭導致明朝滅亡，是毫不為過的。

　　氣候異常催生蝗災和瘟疫

　　成為壓垮明朝的最後稻草

　　從“吏治、民生、邊備、夷情”等層面分析，明朝的傾覆已不可避免。但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存在，不照樣可以拖它百來年？再說，無論哪個王朝，真正能撼動根本、置王朝於死地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兩三百年才有一次（王家範：《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明亡，為什麼偏偏是在崇禎朝？

　　全球史的研究視野，或許可以給我們新的啟示。從全球史角度觀之，這一時期許多國家和地區普遍存在經濟衰退、人口減少、社會動盪、政權更迭等危機，這一現象被稱為“17世紀危機”。有學者認為，全球氣候變化是17世紀世界普遍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

　　北半球氣候自14世紀開始轉寒，17世紀達到極點。15世紀初以後，出現過兩個溫暖時期和3個寒冷時期。大體而言，16世紀和18世紀可算溫暖時期；17世紀和19世紀則為寒冷時期，其中又以17世紀為最冷。

　　明朝後期，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五個小冰河期。這一輪小冰河期，使得全國進入一個異常乾旱的階段。綜合南北方誌的記載，災變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萬曆十三年開始變得明顯，但時起時伏，崇禎一朝達到災變的高峰。

　　崇禎九年開始，因氣候乾旱引發的特大蝗災從陝西東部、山西南部及河南開封一帶，逐漸向東西方向擴充套件。至崇禎十三年，黃河、長江的中下游和整個華北平原都成為重災區。崇禎六年山西又爆發瘟疫，至崇禎十四年瘟疫遍及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等地。崇禎十六年，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錯雜”“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一個運轉正常、理政能力強勁的政府，面對如此慘烈的災情，尚需全力以赴，遑論已是腐因畢呈、沉痾難起的晚明政府。縱觀中國古代社會，持續災荒、饑民遍野，是農民揭竿而起的重要誘因。自然災害往往成為壓垮當時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明王朝也不例外

個人觀點：文官集團勢力過大，皇權受到抑制。嚴嵩死後，大明的文官們一直是鐵板一塊，皇帝無法將其分化，控制，萬曆不上朝，正是基於此，他改變不了朝野上下。這些信奉理學，心學的文官們有著類似宗教似的狂熱，鄙視一切非科舉出身的人員，他們把持朝政，壓抑皇權，為了他們的信仰與教條不怕流血犧牲，其直接結果是皇帝也無可奈何。

由於明太祖出身寒苦，深知民情，加上明朝初年經過戰亂後，百廢待興，所以太祖與民休養生息，其直接結果就是明朝賦稅一直很低（黃仁宇觀點），但是江南一帶的富豪們可以一擲千金。明末時期商業發達，商人從海外貿易中賺取鉅額，但是明朝商業稅一直很低，因此明朝財政一直很困難。後期，皇上想增加賦稅便會立刻遭到大臣們的激烈反對，導致後來出現打仗沒錢，賑災沒錢的局面。

至於黨派之爭，也是一部分，但是哪朝哪代都會有黨爭，有時皇帝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人為地製造黨爭，使各大勢力相互制衡，以取得朝局的原因平衡與穩定。只要帝王心術玩的好，可以駕馭的了就可以。

黨爭從來不是一個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明朝滅亡和歷史上多數王朝並無二致，都是因為士族地主階級土地兼併嚴重，導致階級矛盾激化，農民無糧所以造反，朝廷無錢難以平叛，資源都彙集於官僚士紳階層，這些人乾等著讓外族劫了財讓農民革了命，後來清末局勢好一些是因為雍正的攤丁入畝抑制了土地兼併，曾國藩的團練鄉勇發動了地主階級。所以明末的黨政不斷、貪墨橫行都是表象，靠著權閹和清流的黨爭辦好事也幾乎沒有可能。

說起黨爭，歷史上歷朝歷代都有。而明朝尤甚，為什麼？

自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大一統的封建帝國，近兩千年封建制度一直在發展完善中，到大明王朝已經形成比較完善的官僚體系，皇帝多日甚至幾年不上朝 ，國家機器也會在官僚體系的管理下正常運轉。這本來是非常先進的國家管理制度。但物極必反，由於官僚體系的完善卻造成了皇帝的懶惰和缺位，使得黨爭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人稱明朝“中興之主”萬曆皇帝神宗，繼位之初，支援張居正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勵精圖治，生活節儉，有勤勉明君之風範。後期慌於政事，對逐漸出現的黨爭放任。而黨爭和赫赫有名的東林黨是分不開的 ，位於無錫城東的東林書院是由宋代建立，後由於戰亂而廢棄，明神宗年間，吏部郎中顧憲成遭罷職，重修東林書院並在此聚眾講學。倡導“讀書、講學、愛國”的精神，得到全國特別是江南學者的響應，一時名聲大著。人稱“東林黨人”，他們諷議朝政、品評人物、抨擊當權者。“抱道杵時者，聞風響附”（見《顧憲成傳》）。觸怒了代表大地主集團利益的以沈一貫、方從哲為首的浙黨，他們聯合齊黨、楚黨、宣黨等官僚黨派，以排擠打擊東林黨人為事！因為以浙黨為首的官僚集團權力在手，東林黨人一時處於下風，以陝西籍官僚組成的秦黨倒向東林黨，改變了雙方態勢。

由於明朝末期皇帝的懶政缺位，大太監魏忠賢網路勢力，逐步坐大，特別是明喜宗時期出任司禮秉筆太監，極受寵信，人稱“九千九百歲”更是成了不穿龍袍的“皇帝”。他及他所網路的勢力人稱“閹黨”。

閹黨聯合浙黨集團等官僚勢力，對東林黨人及秦黨無情打擊，羅織罪名，擅自殺伐，一時間腥風血雨，人人自危。直到崇禎登基，魏忠賢自殺，才稍有緩和。崇禎如果是個有為皇帝 ，勵精圖治，大名王朝是否能夠再次中興，再次強大也未可知！而他雖然改變了明朝後期皇帝懶政缺位的弊端，卻剛愎自用，懷疑一切，表面上兢兢業業，勤於政務，卻把一個搖搖欲墜的大明王朝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總之，明朝後期，黨派林立，他們互相聯合打擊另一方，又互相抨擊，極盡攻訐。不問對錯，只看是否一黨。更有甚者，做閹黨魏忠賢的幫兇 ，以血性方式打擊異黨，使得老百姓生活困苦，全國各地盜賊四起，大明王朝，搖搖欲墜。黨爭是造成明朝後期亂象叢生的重要癥結之一！雖然把明朝滅亡全部歸於黨爭有點偏頗，但沒有節制的黨爭毋庸置疑是大廈傾倒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我們又回到文章開頭，歷朝歷代都有黨爭存在，為什麼明朝的黨爭就成了歷史上人們所詬病的焦點呢？人常說理不辯不明，適當的黨爭，官員之間互相的指責，是可以讓執政者少犯錯誤，從而更加合理制定發展計劃或管理政策。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只要把黨爭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就只會對社會秩序有利。反之，不受控制的黨爭，就會對社會秩序造成極大的傷害，甚至亡國。

對於任何一個有著成熟的官僚士大夫集團的漢人王朝來說，黨爭幾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官僚士大夫團體在排擠了武人集團，壟斷了朝堂權力之後，自然就會分化成不同的派系，為了個人的權力野心抱團撕逼，不管打出來的大旗最開始是何等的冠冕堂皇，最後一定會變成赤裸裸的追逐權力的齷蹉撕咬，這是這個群體的劣根性，也是他們的歷史侷限性。

從開科舉以來，唐朝有牛李黨爭，宋朝有新舊黨爭，明朝有閹黨與東林的黨爭。從時間的長度上來看，恐怕宋朝的新舊黨爭的時間最長，從王荊公變法以來，直到南宋滅亡，宋廷的黨爭都可以被視為是新舊黨爭的延續。牛李黨爭垂４０年，而所謂閹黨與東林的黨爭更加短暫。

從黨爭的開端原因來看，新舊黨爭算是真正的因為不同的政治理念而引起的，至少有一個新法的大靶子放在那裡，爭其存廢還算有跡可循。雙方第一代的領袖人物在個人的政治操守上也都沒什麼可以挑剔的，但是後來雙方人物的政治道德和能力都血崩，這就是後話了。

而唐朝的牛李黨爭最開始就是官僚之間的私怨，牛李二人本來就都不是什麼爭公義是非之人，純粹就是狹隘的私怨，我覺得陳寅恪先生對於牛李黨爭的概括失之穿鑿了，把一些現代政黨代表社會特定利益群體的思想代入了，至少以我讀牛李黨爭的歷史的主觀感受來說，這幫官僚士大夫之間的抱團撕逼，純粹就是你贊成的我就反對，並沒有守正不易的政治立場，是鬥人，不是鬥法。

至於閹黨和東林黨之間還要更復雜一些，所謂的閹黨在萬曆年間只是個皇帝利用宦官作為黑手套，把官僚士大夫集團中的邊緣成員捏起來形成一個團體試圖從壟斷朝綱的清流官僚士大夫們手中搶回權力的手段而已。但是天啟這傻孩子實際上是控制不住魏忠賢的，不管九千歲是公忠體國還是權奸豎閹，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天啟皇帝缺乏控制魏忠賢的手段和能力。於是閹黨就此失控了。

由於閹黨中只能吸收朝廷中士大夫集團的邊緣人物，那麼一定意味著相比東林，閹黨成員個人的政治操守肯定是比較糟糕的。雖然晚明士大夫作為一個整體的操守在明清板蕩之際已經被扒的底褲都不剩了，但是坦白說，東林黨及其餘脈裡中還是頗出了幾個壯烈殉國的烈士。你可以說他們清流空談誤國，政鬥禍國，但是這是封建官僚士大夫的歷史侷限性決定的。不得不承認，這幫人確實已經是當時官僚集團當中私德比較好的一撥了。

說到這裡，我們就得說說清朝，清朝為什麼就沒有黨爭呢？什麼？索額圖和明珠？九龍奪嫡？別傻了，那根本不叫黨爭。

１，皇帝的勤政程度，明朝的黨爭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嘉靖、萬曆和天啟的荒怠朝政造成的，同樣都是受到文官集團的掣肘，明仁宗和明孝宗這些勤政的皇帝當朝時候就沒有太過酷烈的黨爭，儘管這兩位在權術手腕上遠遜於嘉靖。

原因是很簡單的，在官僚士大夫團體充斥朝堂的情況下，皇帝如果保持對於具體事務的決斷和參與，那麼在具體事務的細節上，朝堂上終究有一個最具力量的砝碼，雖然梗著脖子跟皇帝對著幹是官僚們的愛好之一，但是當朝堂上有分歧的時候，皇帝出來站邊很多時候都能起到定紛止爭的作用。而如果皇帝脫離朝堂的具體事務，那麼官僚們自己在朝政上就會撕咬成一團，皇帝的最高決定權的缺位會導致官僚們開始試圖染指這個權力，那麼手段當然就是抱起團來把其他人幹掉，把朝堂變成一言堂。再加上嘉靖皇帝這種陰鷙的幕後權謀家的故意攪弄，或者宋徽宗這種輕佻之輩的任用私人。朝堂上很容易出現慘烈的黨爭之後，權奸當道的局面，比如嚴嵩，比如蔡京。這些人之所以能幹掉競爭對手上位，一定離不開幕後的皇權支援，而為了皇帝的支援，這些人的政治操守肯定就是不用指望的。

而清朝，有一說一，在皇帝的勤政這個問題上，確實不是蓋的，除了雍正道光這種典型勞模之外，即便是被人稱為敗家子的弘曆，在其漫長的執政過程中，也絕對是勤政的時期比荒怠的時期更長的，更別提康熙皇帝這種權力慾望極強的老ＹＢ了，

２，皇權的制度性強度。這一點主要是體現在宋神宗的問題上，講道理趙頊不是荒怠之君，能力也至少有一箇中人之資，不算特別昏廢。但是怎奈大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官僚集團在制度上制衡君權的制度設計很堅固，司馬光自己又是坦坦蕩蕩光風霽月的一條好漢，這杆大旗一立，舊黨自然佔據了先天的優勢，加上王安石變法本身確實有於種種原因導致了民生受害，舊黨就更難以壓倒了。所以趙頊和王安石只能走上與後世閹黨一樣的道路，任用士大夫集團的邊緣成員，既然是邊緣人士，那就很難指望他們是什麼德才兼備的名臣之資，而王荊公和宋神宗又不能用些廢物，才能有了，政治操守就……徽宗朝的幾個著名權奸都是王荊公一手提拔的，也算是給宋朝滅亡埋下了伏筆吧。

而清朝，說實在的，封建皇權的巔峰嘛，跪奏筆錄這種東西，官僚集團已經都工具化了，喪失主體地位了，哪裡還能自己跳起來黨同伐異爭奪權柄？講道理明朝本來也準備把官僚集團工具化的，結果先是出了一片自願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仁明之君”，之後就是撒手不幹正事兒的荒怠之君，前者養出了士大夫的氣勢，後者給了士大夫權柄，最後把原本應該是皇帝操縱文官集團的內閣制度變成了制衡皇權的制度，那就只能是兩眼一翻了。清朝的皇帝可不犯這種傻，從頭到尾堅持工具化文官，你會擔心你工具箱裡的錘子跳起來砸扳手嗎？

[圖片]明末黨爭指明末東林黨與宦黨、浙黨之爭。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萬曆三十三年(1605)，被明朝政府革職的吏部郎中顧憲成，與同好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鄉無錫東門外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品評人物，抨擊當權派。一時"士大夫抱道杵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明史》卷231《顧憲成傳》)。一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也遙相應合。東林黨以此得名。與東林黨同時，另一批官吏士紳又組成浙、齊、楚、宣、昆各黨派。這些黨派相互之間也有矛盾，但他們都與大地主集團相互勾結，"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明史》卷236《夏嘉遇傳》)。宣黨首領湯賓尹是宣城人，昆黨首領顧天峻是崑山人，其他各黨皆以鄉里命名。在這些黨派中，以浙黨勢力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都先後出任內閣首輔，在朝當政。在一開始黨爭的過程中，東林黨人反對以皇帝為首的當權派的胡作非為，反對王公、勳戚對土地的掠奪，反對礦監、稅使的橫徵暴斂，代表了人民的願望，得到了人民的支援擁護。但是在表面現象的背後卻是以東林黨為代表的地主階級和以閹黨為代表的皇權之間利益之爭。隨著時間的延續，黨爭逐漸演變為，為了反對而反對，罔顧國家利益，只是為了自己所代表的團體和階級利益在爭鬥，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在南方東林黨以不與民爭利為由把持海上貿易，漕運以及鹽運，使鉅額利潤流入世家，而國家稅收大幅下降。並且勾結倭寇禍亂沿海百姓。在北方晉商勾結後金，大批軍需物資及技術流入後金，使得後金不斷增強實力。明末激烈的黨爭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後金入侵時，大批東林黨人率先投降，並且反手進攻明朝，大肆屠殺百姓。嗚呼，明實亡於東林黨。崇禎帝死前悲傷感嘆：朕非亡國之君，諸臣工乃亡國之臣。[圖片]東林結黨給明朝造成的損失是一個深重的歷史教訓，不少後人對東林結黨的危害認識不足，而被東林黨華麗的詞藻和"清流"的外衣所迷惑，對其多有追捧和譽美之詞。這也是清朝建立之後，大批投降後的東林黨人對自己的溢美之詞不足為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