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心學》是明代思想家王陽明留給後人的寶貴精神財富，可以說是中國哲學最高成果，核心內容由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部分構成。

古代最早知行本來是一體的，可惜後來知行被割裂理解可，可以說有利有弊，陽明心學就是讓人將知行統一來看，而且只做心中真正好的對的事情！

通俗理解的話，就是必須保持廉恥之心，恭謙之心，榮辱之心，是非之心！

王陽明，原名王守仁，公元1472年—公元1529年，浙江餘姚人。早年曾築室陽明洞中，後又創辦陽明書院，故稱為陽明先生，代表作有《大學問》和《傳習錄》。

王陽明曾在論及“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時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這句話出自王陽明的名作《傳習錄》，也是王陽明“心外無物”觀點的最直接表達。

有人認為，他是繼孔子之後，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集儒、道、佛等學說為一體的集大成者。如果說孔子是“聖人”，那麼王陽明就是“亞聖”。

王陽明是“心學”的集大成者。陽明心學非岀於師，而是成於自得，一方面受陸九淵“心學”的影響，但思想又有很多不同；另一方面繼承儒家傳統，又吸取了佛老之說。王陽明心學，對程朱理學提岀許多疑問詰責，可以說是對程朱理學的反動。

王陽明“心學”以“致良知”為理論核心，主要包括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

王陽明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他說：“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需處面添一分。”“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在道德修養上主張用人心固有的理，取代朱熹天賦於心的“理”，並把“性”作為“心”與“理”的溝通環節。很明顯，這具有佛教禪宗“明心見性”的影子，不同於朱熹“心性為二”的觀點。

王陽明的“致良知”源於對朱熹“格物致知”的批判。他認為，“格物”的結果只能是心與理相分離，造成心與理的二元對立。他說：“心外無理，心外無事。”認為“良知”是先天具有的，人有良知便能知天理於事事物物，如此，事事物物也就皆得其理。他說每個人都有良知，這源自於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羞惡有心，人皆有之”，王陽明進一步發揮，人皆有良知。當你看到幼兒落井，你會想去救，當你看到飛禽走獸悲鳴，會起不忍直視之心，當你看到好端端一個物件，被無辜打碎，會起惋惜之情，這都是人的良知在起作用。

“知”與“行”是中國古代哲學史認識論的重大理論問題。王陽明最先提岀“知行合一”，認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是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陽明心學中，知行同一於心之本體，知行是同一個功夫，知行合一並進不可分離。知與行是“心”的兩個方面，即知即行，所以說“知行合一”。在方法論上強調“心外無物”，注重“事上練”。

王陽明心學在明代中後期風靡一時，幾乎動搖並取代程朱理學的權威地位。明末清初，王陽明心學走向極端，不免走向衰落。

首先，解釋下什麼叫心學？

心學作為儒學的一種，最早可推溯自孟子，北宋程顥開始興起，南宋陸九淵則把它發揚光大，最後王陽明成為了心學的集大成者。

王陽明在這幾位心學大家中，名氣最大；他的體系最完整，所以現在一般人說起心學，談的多是“陽明心學”。

顧名思義，陽明心學就是王陽明的心學。

有的小夥伴聽到心學兩個字，覺得這是一門跟“心”有關的學問，同時可能有點空，不切實際。

陽明心學確實是關於心的學說，不過它不但不空，而且是一門實踐性非常強的學說。

它的核心和宗旨就是：徹底清除潛伏在我們內心的私慾和惡意。

它最重要的三個概念：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都是圍繞這“底清除潛伏在我們內心的私慾和惡意”來展開的。

1、心即理。人心就是天理，就好像說人本具有佛性，不需要外求。

既然人人內心都具有佛性，為什麼平時見不到呢？因為被私慾和惡意障礙了，所以才要在起心動念處為善去惡，做剋制的工夫。

2、知行合一。

理想的狀態是：有善意就必然有善行，有惡意就馬上去掉。知行本來就是一體的。

現實的狀態是：心裡有了私慾和惡意，不知道剋制，甚至變為行動，危害他人和社會。

因此，要達到知行合一，還是要為善去惡。這是非常實際的要求。

3、致良知：致良知於事事物物

每個人的良知本來光明，就好像一面鏡子，但是經過幾十年社會的磨練之後，它變得汙跡斑斑。

怎麼辦？

磨鏡子，讓鏡子重新煥發光彩，而不是從外面新買。

在哪裡磨鏡子呢？當然是在做每一件事，下每一個決定的時候。

但事情都是客觀存在，最終磨的還是我們的內心。

所以亨利福特說：不管你認為你能不能做到，你都是對的。

最終要回到我們的內心，消除我們的恐懼、擔心、憂慮和懷疑。心對了，世界就對了。

所以說，陽明心學是講心的學問，同時非常具有實踐性的。

他一方面講心都是光明的，一方面卻要求我們狠下心來，在為人處世中，在發生利益糾葛的時候，磨練自己的內心，消除內心的惡意。

這是非常實用的要求，卻也是非常高的要求，也是陽明心學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