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聽郭德綱相聲說“蒙古國海軍總司令”，於是大家都笑了。人家蒙古國是內陸國家，哪來海軍啊，相聲的包袱就在這裡。可是，你知道嗎，其中蒙古國還真有海軍呢!蒙古國是沒有海，但人家有湖啊——蒙古國境內最大的湖泊庫蘇古爾湖，面積2620平方公里。於是蒙古國建立了一支海軍，他們的全部家當就是3條船、7個人。

蒙古國的這支7人海軍跟別國海軍不一樣，別國海軍都保護國家海疆的，而蒙古國這支海軍主要是運送貨物賺錢的。更奇怪的是蒙古國將這支海軍外包出去了，反正打仗又不能靠海軍。而獲得承包權的人就打著大蒙古國海軍的旗號做起了運輸的行業!蒙古海軍的蘇赫巴托爾號。蘇赫巴托爾號的船長就算是蒙古國海軍總司令吧。

2001年起，這一艘任被命名為蘇赫巴托爾號的老式俄羅斯拖船得以啟用，配有7名船員。截止2010年，蒙古海軍的全部家當包括有三條船、兩門炮、一臺發動機，以及7名成員。而三艘船裡也只有蘇赫巴托爾號拖船可以下水作業，在庫蘇古爾湖區執行任務。在蒙古內湖內完全就沒有對手。從未有敗績！江湖人稱“王下七武海”。

蒙古是內陸國家，雖然設有海軍的建制但是那是個內陸湖旱季時候就沒水啦，有那個國家的軍隊會對夾在中俄之間的一個內陸國家動用海軍，那不是腦袋被驢踢了嗎，沒跟別的海軍打過仗怎麼談輸贏

很簡單，蒙古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海軍從來不出門，而外國海軍，因為一直沒找著進入蒙古的海口，所以沒有機會和蒙古海軍交手，所以蒙古海軍一直在孤獨求敗

我想先給大家講一個笑話：目前全世界共有巴西、德國、義大利、阿根廷、烏拉圭、法國、英格蘭、西班牙8支球隊奪得過世界盃冠軍，到目前為止除巴西之外其它7支球隊還從來沒在世界盃上戰勝過中國男足。

蒙古是內陸國，蒙古海軍海軍的總編制為7人，艦艇數量3艘，主要用於在庫蘇古爾湖運輸石油。由於財政危機，蒙古政府在1997年對海軍推行了私有化管理，所以蒙古海軍基本依靠運送當地出產的羊毛、皮革或其他貨物至俄羅斯銷售等商業行為來貼補船隻的日常運作。蒙古海軍除了運送貨物外，平日並無任何軍事行動。由於從未與人交手，自然也從無敗績。也許憑藉這點蒙古可以向中、俄兩大鄰國吹噓一下：畢竟中國有甲午之敗，俄羅斯有日俄戰爭之敗，唯獨蒙古海軍至今未曾一敗。

誰說沒失敗的？公元1274年蒙古海軍東征日本第一次失敗。1280年第二次東征日本失敗，這不是蒙古海軍的敗仗是什麼

蒙古海軍的外號叫什麼，王下七武海，看過《海賊王》的同學都知道。七武海一個個都是擁有著匹敵國家的戰鬥力，這就是用來形容蒙古海軍的戰鬥力的。這麼強大的海軍怎麼可能打的贏。

咱們青海省也有海軍。要麼你來安排一下，讓兩個海軍PK一下？問題是在哪兒比？是青海海軍過去，還是蒙古海軍過來？

因為蒙古海軍司令的女婿是于謙老師，曾經打敗過瓦刺，中興了明朝，後來看不過官場的黑暗，改行去說相聲，相聲的威力特別大，一有別國海軍進攻他，他就站在海邊說相聲，海就笑了，發生了海嘯就把別國的海軍打敗了，所以蒙古海軍從來沒被打敗過。

無論是德雲社相聲里耳熟能詳的老梗——“蒙古國海軍司令”，還是現實中僅有3條船、7名船員，被戲稱“七武海”的蒙古國“湖軍”；都說明在大多數人心目中，靠著弓馬騎射征服歐亞的蒙古人只能陸地稱王，遇到廣袤無垠的大海就立馬變成了旱鴨子，以至於任何蒙古相關的水上力量都成了笑話。

▲被戲稱為“七武海”的蒙古國庫蘇古爾湖水上力量

但在700年前，蒙古人統治歐亞大陸的時候，他們征戰的腳步並沒有止步于海洋，而是透過模仿、招降、創新等方式逐步建立不遜色於明朝鄭和船隊的強大的海上力量，成為威震世界的“海上蛟龍”。

01

靠招降與繳獲起家的蒙古水軍

蒙古人尚武，連蒙古汗國都是靠著軍事征戰而凝聚在一起，蒙古水軍也自然是因為戰爭需求的產物，當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將馬鞭指向更遙遠的國土時，為了應對江河湖海中的戰爭，水上力量也就應運而生。

早在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時，蒙軍中就產生了水軍的萌芽。公元1220年，打遍草原無敵手的蒙古驍騎在西征途中被西域的莫蘭河擋住去路，成吉思汗向群臣諸將詢問如何渡河，這時金朝降將張榮主張造船渡河，並自薦擔當監督工匠造船之任，他僅用一月時間就“造船百艘，遂濟河”。之後，張榮因功晉升為鎮國上將軍、炮水手元帥。

▲大蒙古國對外征伐路線

如果說西征中的水軍只是一支為造船、渡河而臨時組建的非戰鬥部隊，那麼時隔一年之後，蒙古軍就在蒙金戰場上遭遇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水戰。

公元1221年金朝大將武仙派遣部將盧秀、李伯祥率領數百艘戰艦沿江而下，準備襲取趙州、瀝城。時任蒙古安武軍節度使的王義“具舟楫於紀家莊”，在下游成功截擊金軍。《元史》中還記載，王義計程車兵“皆水鄉人，善水戰，迴旋開合，往來如風雨。”

這說明在河流縱橫的華北地區，蒙古人為了對抗金軍水軍，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挑選熟悉水性的歸附漢人，建立一支較小規模的水軍。只是此時的蒙古水軍尚處於“具舟楫”的萌芽階段，沒有形成一支獨立的作戰力量。

▲蒙金戰爭形勢圖

據史料記載，成建制的蒙古水軍形成於蒙宋戰爭之中。公元1237年前，漢將張榮實就被蒙古大汗窩闊臺封為“徵行水軍千戶”，說明水軍從步軍中分離出來，開始成為一支獨立兵種。

緊接著，元太宗十年（1238年），蒙古將領謝誠在與宋軍的作戰中繳獲了千餘艘宋船，這些南宋製造的優質戰船有力地提升了蒙古軍的水上力量，隨後解誠被授予水軍萬戶兼都水監使，這標誌著蒙古汗國第一支規模較大、成建制的水軍正式建立。

在之後的攻宋之戰中，蒙古水軍逐漸在實戰中得到歷練，先後與宋軍水師進行了巢湖水戰、瞿塘水戰、淮水之戰、馬湖江水戰等戰役，多數取得勝利，俘獲戰船少則數十艘、多則數百艘，又進一步增強了蒙古水軍實力。

以至於元憲宗八年（1258年）爆發的嘉陵江水戰中，蒙古軍大將史天澤一次就出動戰船千餘艘，取得“三戰三捷，大敗宋將呂文德，繳獲戰船百餘艘”的佳績。說明蒙古水軍無論在艦船數量上，還是戰鬥力上都已具備一定實力。

▲元代畫家劉貫道所繪《元世祖出獵圖》

待到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下定滅宋決心時，蒙古水軍也進入了發展快車道。

即位之初，忽必烈命張榮實為水軍萬戶，統領華北區域水軍共計1705人，加上水軍萬戶解誠手中的1760人，整個中原區域成建制的蒙古水師不過3465人左右，與南宋水師相比實力懸殊。以至於蒙古圍攻南宋重鎮襄陽，受阻於宋軍強大的水師，忽必烈才認識到，要消滅南宋，必須要“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從而加快了蒙古水軍發展的步伐。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元”，自認為是中國正統王朝的繼承者，進一步加速了滅宋的步伐。僅在前一年（1270年）南宋降將劉整就奉忽必烈命，建造戰船5000艘，訓練水軍7萬人；兩年後（1273年），又在漢水流域及汴梁等地造船2000艘，編練水軍5萬餘人；次年又在汴梁新造戰船800艘。這些舉措使蒙古水軍急速壯大。據統計，當時僅在襄陽前線的水軍就達16萬人之巨，擁有戰船萬餘艘。

▲蒙古滅宋形勢圖

強大的水師使蒙古人如虎添翼，在滅宋之戰中勢如破竹。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元軍接連攻克襄樊、鄂州、建康等戰略要地，並於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攻佔南宋都城臨安。之後元朝水軍揮師閩粵，繼續追殲南宋殘餘勢力，最終於至元十五年的崖山之戰中大敗宋軍，逼得陸秀夫身背末帝跳海殉國，徹底滅亡南宋。

蒙古人在征服金、宋的戰爭中，透過招降、繳獲等方式初步建立了水軍基礎；同時隨著戰爭的深入，蒙古人逐漸意識到水軍的重要性，於是他們進一步整合資源，建立了一支規模空前的水上力量。

這是遊牧民族水軍史上的奇蹟，但這並不是蒙古水軍的巔峰，隨著忽必烈統一中國本部，蒙古人的目光由內陸轉向海洋，元朝的水上力量也由此開始從一支內河水軍向稱霸世界的“海上蛟龍”轉變。

02

衝出內河走向海洋的元朝海軍

隨著統一中國本部的程序加快，蒙古人的目光又轉向日本、安南、占城、爪哇等海外諸國；為了征服這些沿海及島嶼國家，由內河水軍向“遠洋海軍”轉變，具備跨海作戰能力，成了元朝水上力量發展的新方向。

▲14至15世紀處於巔峰狀態的蒙古帝國

忽必烈選擇了日本作為海外擴張的第一個物件，先後於元十一年（1274年）、至正十八年（1281年）兩次發兵征伐日本。面對數萬乃至十數萬兵馬的跨海作戰，海軍不僅要具備較強的海戰能力，還需要大規模的運輸能力，這就對了戰艦的數量、牢固性、適航能力，以及船員水手的專業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一次徵日之戰被日本稱為“文永之役”，彼時蒙宋戰爭尚未結束，蒙軍主力陷於江南戰場，再加上長期從事內河水戰的蒙古水軍對海戰尚不熟悉，於是蒙古人將首次遠征日本的主要任務佈置給剛剛降服的屬國——高麗。

▲日本收藏的“蒙古國牒狀”，即忽必烈給日本的國書

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下旨命高麗打造載重1000-4000石的海艦300艘、輕疾舟300艘、汲水小船300艘，共計戰艦900艘；並命忻都為徵東都元帥，洪茶丘為右副元帥，劉復亨為左副元帥，率領蒙漢軍2萬人、高麗軍5600人、高麗水手6700人，共計3.2萬人，跨海東征日本。

在快速攻佔對馬島後，東征軍在日本九州島北部的博多灣登陸，由於元軍不熟悉博多灣的水文地理情況，再加上恰逢連日狂風暴雨，元軍在損失1.3萬人後，被迫撤軍回國。

▲日本《蒙古襲來繪詞》中的“文永之役”

第一次東征的失敗，並沒有打消忽必烈征服日本的念頭，在吸取失敗的教訓後，元朝海軍又開始為再次徵日積極準備。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廷“命湖北道宣慰使劉深教練鄂州、漢陽新附軍”，同時在福建、浙江等省份建立沿海水軍萬戶府，招募水兵，練習海戰，進一步加強海軍訓練力度；恰好這一年，元朝完成統一，為全力攻日奠定基礎。

▲日本“元寇博物館”中收藏的蒙古皮甲

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決定再次東征日本。東路軍由忻都、洪茶丘統領蒙古軍及女真、契丹等金朝降軍共計1.9萬人，再加上金方慶統帥的高麗軍1萬人、高麗水手1.7萬人，攜帶軍糧十萬石，乘戰艦就900艘由高麗出發。

另一路是由南宋降將范文虎、李庭等人率領的江南軍十萬人，乘船3500艘，從浙江寧波出發，兩軍共計15萬人以上，計劃於6月會師日本，東路軍主要負責作戰，江南軍則主要負責在佔領區屯田產糧，以為長久作戰。

此次作戰兵分兩路，規模龐大，且計劃周密，本來獲勝應該是意料之中，但沒想到由於日本早已做好戰爭準備，元軍在九州的登陸受阻，被迫退還船上，又不幸遭遇到颱風襲擊，幾近全軍覆沒，生還者不到十分之一。

▲“弘安之役”的海戰場景

兩次徵日失敗後，忽必烈仍不死心，還試圖發動第三次東征。他於至元十三年（1282年）二月派官員至乾山督造江南戰船千艘；七月，又令高麗造艦150艘；八月令揚州、泉州等地造艦船3000艘；在大量造船的同時，還將強水軍訓練，一再下令招募水工，甚至規定“凡熟悉海戰者，可以自募水工，募得百人者授百戶職，千人者授千戶職位”。

只是因為後續忽必烈將關注點轉移至占城、爪哇等東南亞諸國，才擱置了攻日計劃，直到忽必烈去世，才最終停止。

兩次東征日本雖然都遭遇失敗，但卻使元朝擁有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力量，能夠一次性出動數千艘海船，承載十幾萬人跨海作戰，這是當時空前的海軍實力，標誌著蒙古人在東亞確立海上霸主的地位。

▲日本所繪製的元朝海軍艦船樣式

東征日本之後，元朝海軍又先後與東南亞的占城、安南、爪哇等國發生戰爭，其規模都沒能超過第二次東征日本；其中征伐安南以陸戰為主，海軍只是配合；征伐占城，雖以海軍為主，但只是沿海作戰；只有征伐爪哇，距離較遠，涉及跨海作戰。

縱觀元朝海軍的跨海作戰，規模之大、空間之廣、次數之多可謂史無前例，這不僅展現了元朝海上力量的龐大規模和作戰能力，也體現出元代強大的造船能力和造船技術。但這些軍事行動多是蒙元貴族發動的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的非正義戰爭，再加上勞師遠征，不明敵情因而多以失敗告終。隨著元世祖忽必烈的駕崩，元朝對外征戰逐漸減少，元朝海軍也逐漸淡出了歷史舞臺。

03

元代的造船技術與航海活動

元朝強大的海（水）軍背後是以驚人的造船能力和高超的造船技術作為支撐。以戰艦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從至元七年（1270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的22年間，元朝共造江船8000艘、海船9800餘艘，合計17800餘艘；民用船隻的數量更多，據《大元海運記》記載，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為濟州河運糧，就曾一次就打造漕運船3000艘。

元代還首創水上驛站，據《元史·兵志》記載，元廷在陸上驛站之外，在全國江海水陸要衝設定水上驛站共424處，共造有郵船5921艘。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的畫像

大量船舶的建造進一步促進了造船技術的提高。從當時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馬可·波羅等人的《遊記》中可以看出元代海船的大體輪廓：海船可分為三類，大船稱為“艟克”，中等船稱為“艚”，小船稱為“舸舸姆”。

其中大船上多有4桅，每隻桅可以隨意起放，最多可張10-12張船帆；船帆用藤篾編成，其狀如席，常掛不落，順風調帆。船體為3層硬質木板，油麻捻縫，並用鐵釘釘合；每艘船有13個水密隔艙和1-4層甲板；在無風的海域，海船將搖櫓作為動力來源，這種櫓的和桅大小相同，每隻櫓由10人左右操縱；船隻的整體載重量在300噸上下。

伊本·白圖泰還記錄了，每艘戰船上載有海員600人、戰士400人，共計千人，其中還包括弓箭射手、持盾戰士以及發射類似火焰噴射劑的“石油彈戰士”。這種元代海船與當時阿拉伯人制造的，只有“一桅、一帆、一舵，無甲板，裝貨時則以皮革覆之”的縫合船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整體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

▲15世紀《馬可·波羅行紀》手抄本中的泉州

造船業的發達也促進了元代海上航運業的發展，就以海上漕運舉例，元代海上漕運的規模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朝代，其年運量由1282年的4.6萬石開始逐年遞增，至1329年達到最352.2萬石的峰值，在營的海運槽船的數量也不少，僅延祐元年（1314年），從浙西平江路劉家港啟航的漕船就達1653艘，足可見漕運之勝。

元廷還專門開闢了從江蘇太倉到河北直沽的海運航線，經過四次變遷後，這條航路直、航期短的離岸航線最終定型，奠定了近代北洋航線的基本走向。

▲元代海運航線圖

在遠洋航海活動方面，元代也在空間範圍上，相較於宋代有所擴大。主要分為東西兩條航線。

東行航線通向日本，航路與宋代大體相同，每年五六月間，從中國浙江慶元出發，橫渡東海，航期在10日左右，即到達日本；從日本來中國，多在春夏之交的三四月份啟航，稱為“大泛”，也有少數是在秋季九十月份出發的，稱為“小泛”，約是在清明、重陽兩節前後，海上風平浪靜，適宜航行，明代日本倭寇侵擾中國東南沿海，也多選在這兩個季節。

西行航線主要是經南海，出馬六甲海峽，通向南亞、西亞、北非、東非等國。這些地區在元代以前被統稱為“海外諸國”，或是“海南諸國”，到了元代，隨著遠洋航運的發展，產生了新的地理概念。元人以馬六甲海峽的南巫裡（亞齊）為界，將南巫裡以東海域稱為“東洋”，以西海域成為“西洋”。這一地理概念被明清兩代沿用，我們所熟知的明朝“鄭和下西洋”就借用了南巫裡以西的“西洋”概念。

▲元代的中外交流情況

隨著元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航海技術的發展，元廷曾在廣州、泉州、杭州、慶元（今寧波）、上海、澉浦（今嘉興海鹽縣）、溫州等七處設市舶提舉司，主管對外貿易，海外貿易逐漸興盛。

這也推動了元代官方及民間Nautilus進行遠洋探索活動。早在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就派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壁先後三次出使具藍（今印度西海岸的奎隆）、馬八兒等海外諸國。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已有馬八兒（今番班島）、須門那（今印度松納特）、僧急裡（今印度克蘭加努爾港）、南無力（今印尼的班達亞齊）等十餘國與元朝建立了貿易聯絡。

▲蒙古大汗的船隊經過印度群島

元代中期的民間Nautilus汪大淵於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及元順帝元統五年（1337年）兩次出航西洋各國，並寫成《島夷志略》一書，記述了親身經歷的二百多個地方的地理、風土、物產，涉及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北非等多個地區。極大地擴充套件了元代人的地理認知範圍和海外知識，為明初鄭和船隊遠航西洋的壯舉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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