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誰是奸臣、忠臣真的不好說。主要原因是，當時，經濟思想衝擊傳統官場，幾百年後，晚明時期也出現過這種情況。北宋如此、南宋也如此，晚明同樣如此。都是經濟衝擊下，傳統道德官起了變化。

北宋末年各種矛盾尖銳，因此，出現了王安石變法，新生了各種事物、打破了各種陳規陋習。就是在這種情況，越南北犯中國，打著的旗號就是：幫助中國除掉王安石這個奸臣。

因此，宋朝所謂的奸臣氾濫要從王安石變法開始。這倒不是說王安石是奸臣，乃是因為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主因就是用人不察。包括蔡京、童貫等都是以改革派自居的。

到了南宋時期，有些奸臣也是如此，只是因為觸動了某個階層的利益被定性為奸臣。例如賈似道的公田問題，就是觸動了地主階級而被文人定性為奸臣的。包括他鬥蟋蟀等行為，在北宋根本算不得什麼，在北宋裸體行為藝術、宮中組織足球比賽等這都是很正常的。

再次，南宋時期的奸臣，特別是末年特別多是實情。包括秦檜、賈似道等判定為奸臣並不為過。除此以外，南宋還有史彌遠以及四木三兇（“四木”是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三兇”指李知孝與梁成大﹑莫澤）等一大批被判定為奸臣的人。可以說，南宋時期奸臣多確實是的。南宋奸臣多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其經濟較為發達，城市化以及外貿經濟、商業等衝擊傳統官場。所以，顯得多了些。

最後，蒙古、元朝統一中國期間，英雄人才確實多，這是不爭的事實。武將咱們就不說了，就說文臣例如耶律楚材、元好問、劉秉忠、王鶚等一大批原金朝的文臣都很厲害。也許，從素質上說，他們不如南宋的忠臣們高。但是，南宋處於一個沒落的封建帝國下，你忠臣再厲害，皇帝不行，也白搭。

在元朝皇帝好戰，意圖統一中國下，中等才智的人才的發揮比在南宋下高等才智的人才更充分，因此，南宋滅亡在所難免。儘管，我們多麼不願意承認，南宋滅亡自然有其貪腐原因、奸臣原因、不思進取原因。儘管，南宋的忠臣同樣也很多，但他們都不能抵擋歷史巨輪。

北宋名臣輩出，南宋才是出了不少奸臣。元朝英雄輩出是在末期的事了，都是在造反，比如明太祖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等人，這種英雄對蒙元來說不見得是好事吧？對天下來說卻是好事，曾經的華夏淪為異域，胡風盛行，制度敗壞，特別是那四等人制度，忍了七八十年才造反算是對得起他了。正是出了明太祖這種最後勝出的英雄，才有了以後的制度重建，恢復中國，漢人擺脫奴隸的身份，重拾自信。至於兩百多年後的事，當時誰能想得到呢，沒有亡在一直重點提防的蒙古手裡，卻栽在了明初連北韓都能欺負它一下的通古斯人手裡。

說實話，這句話都是片面的，因為宋朝文人盛行，元朝武將較多。

中國曆朝都有奸臣，不僅有一般的奸臣，還有貴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奸臣。

但是綜觀歷史數千年，恐怕沒有哪一個朝代出過宋代那麼多奸臣。可以說，宋朝就是一個盛產奸臣的時代。

從宋徽宗趙佶君臨天下到南宋末年這100多年間，可以說奸臣比比皆是。

比較有名的大奸臣除蔡京為首的“北宋六賊”外，其他還有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秦檜、万俟卨、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陳宜中、留夢炎等10多人，這些大奸臣不僅禍亂朝綱，陷害忠良，荼毒百姓，大部分還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墮落成了可恥的漢奸。

兩宋時期，何以前奸後繼、奸臣輩出呢?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探尋的歷史現象。

思之再三，認為造成這一奇異的歷史景觀，大約有下面一些原因。

一、皇帝昏庸無能，導致朝政大權旁落。

在很多朝代，人們都能數出一些比較有作為的君王，尤其在漢唐盛世。

如漢朝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光武帝，唐朝的太宗李世民、一代女皇武則天、年輕時期的玄宗李隆基，即便到了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依然有康熙、雍正、乾隆這樣較有作為的皇帝。

在這樣的皇帝手下，奸臣很難有生存的空間。當然，不能說一個奸臣沒有，只要有皇帝，就會有奸臣出現。

但是，這些皇帝當政的時代不會出現像宋朝那樣奸臣比比皆的奇異景觀。

尤其在宋徽宗以後，當政的皇帝更是一個不如一個，要麼於政治一竅不通，要麼剛愎自用，要麼沉迷玩樂，要麼年幼無知。

在這樣一群昏庸皇帝的治下，那些權欲利慾表現欲欲欲上心的奸臣自然方便欺下瞞上，獨攬朝綱，為所欲為。

主昏必定臣奸，這無疑是千古不變之理。

二、只管發展經濟，罔顧社會公平正義。

在與各朝各代的比較中，宋朝算得上是經濟最繁榮的時期，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是這種繁榮的極好藝術再現。

但是，經濟發展並沒有給百姓帶來實惠，黎民眾庶從來就沒有經濟發展的成果。

這種表面繁榮的背後是豪強不斷兼併土地，造成大量農民破產，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以宰相為代表的大地主利益集團完全佔有了經濟發展成果，官僚成為全社會最富有的階層。而宰相就是這種經濟模式的最高組織者，最大受惠者。

經濟畸形發展，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而朝廷卻沒有制定相應有效的措施來抑制豪強的擴張。

因此，從宋初開始，階級矛盾不斷加劇，各地農民起義時有爆發，在這個過程中，宰相又成了維穩的總指揮。

宋朝，尤其在南宋的許多宰相同時又兼樞密使，即宋代最高軍事長官，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以致權力完全不受制約，極端的權力自然會導致極端的腐敗。

要想保住既得利益，要想呼風喚雨瞞天過海一手遮天，宰相當然得費盡心機使出渾身解數，只要有需要，什麼爾虞我詐、欺上瞞下、結黨營私、打擊報復、栽贓構陷等一切陰謀手段都可以使出來，一代代大奸臣就是這麼煉成的。

三、外患頻仍，奸臣有了更大的表演舞臺。

兩宋採取的都是韜光養晦的基本國策。在外敵虎視眈眈的環境裡，宋朝統治者不要說沒有“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霸氣，就是對咄咄緊逼的入侵者奮起一擊的勇氣都沒有，他們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議和”，即“透過和談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

大宋的所謂“議和”就是實行“送去主義”，不斷給外敵送錢送物，以求一時苟安。

宋真宗時的“澶淵之盟”就是整個宋代議和的縮影。一個貌似強大的國家，因為懼怕遼的威脅，以至於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每年要孝敬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

北宋末到南宋與金、元的“議和”除了輸送錢物之外，還不斷送去土地，最後將大好河山全部送完。

在宋朝，宰相主持內政外交，因此他們在“議和”的舞臺上有足夠的表演空間，也最有可能墮落為賣國求榮的大奸臣，秦檜、史彌遠等多個宰相都親自擔任過議和使臣，其屈膝辱人之狀，直叫人作嘔。

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保全自家的利益，可以任意出賣國家和百姓的利益。

秦檜和金國內外勾結出賣大宋王朝的斑斑奸臣劣跡盡人皆知，這裡不再贅述。這裡舉南宋恭帝時宰相留夢炎為例。

德佑元年，即公元1275年，留夢炎擔任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並拜為右丞相，不久升任左丞相兼樞密使，總督諸路軍馬。

可就是這個宰相兼三軍統帥，一面臨陣退宿，稱病不出，一面卻和元軍暗通款曲，密相往來，第二年竟公開降元。

大宋王朝滅亡了，留夢炎不僅讓自家的一畝三分地毫髮無損，還從新朝的禮部尚書竄升至丞相，繼續享受一人之下的威風。

最可鄙的是，他變節後居然還毫無廉恥地去勸抗戰名臣文天祥投降。留夢炎的經歷最能解釋許多身居高位的大奸臣數典忘祖屈身事敵的終極原因了。

四、頹靡的思想文化，成為誕生奸臣的沃土。

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讀書只為求官，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不復存在，秦檜、留夢炎等眾多宰相都是進士出身甚至狀元及第，最終卻淪落為歷史上最著名的大奸臣、賣國賊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國家不幸詩家幸，如范仲淹、蘇軾、王安石、李清照、辛棄疾、陸游、文天祥等少數讀書人，他們還保有著傳統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創作出了許多光照千秋的篇章。

歷史上宋朝的貪官奸臣比其它朝代都多，原因卻在一個字“快”！

影視劇中的趙匡胤

我認為這種現象主要是出在人才的選拔和晉級上。史料記載大宋一朝，人才不僅錄取人數多，起授官職高，而且升職也非常快。

宋朝的官場升遷速度之快堪比火箭，一個“快”字了得啊！其中，40歲就能當上宰相者，竟然有四人之多；30就能成為樞密使、尚書、節度使者，更是不計其數。

影視劇中的蔡京

這種速度歷朝歷代都沒有見過，絕無僅有，僅此大宋一家。《續資治通鑑長編》就這樣寫道：寵章殊異，歷代所未有也！

宋朝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奸臣，我認為究其原因就在一個“快”字上，這絕不是憑空猜測的，你想雖然年輕人有才華，有激情，沒有官場的陋習。

宋朝科舉見聞

但是年輕人經驗不足、閱歷不足，心智不堅定，面對各種的誘惑，很容易就淪陷其中，發生質變。

第一是變的急功近利。經驗不足，渴望建功立業，很容易犯錯誤，做一些只顧眼前利益，損害國家的行為。

影視劇中的秦檜

第二是變的投機取巧、貪求功名。這很好理解，在這個大家都升級很快的年代，你一直不升遷就代表你不行，所以為了心態發生了變化，不在是為國獻身，而是為了自己的地位偷奸耍滑！

第三是變的不擇手段。有了第一、第二點的變化，最後就是正常手段達不到目的了，然後就開始不擇手段的實現自己的功績、功名地位、以及錢財等目的！

影視劇中的岳飛

這些年輕的官員有了以上三種變化，基本已經具備了成為奸臣的潛質。如果政治智慧高一點，再活的久一點，活脫脫的大奸臣一枚！

現在，大家知道為什麼宋朝歷史上會有許多想秦檜、蔡京這樣的大奸臣了吧！其它的原因，都只是表象，這才是根本上的原因！

影視劇中的包拯，這個有點雷

我基本認同南宋奸臣多（忠臣也同樣多）、元初能人多這種說法，這種問法兒不嚴謹。那我就逐條說說吧。看似跑題了，但其實本質是一樣的。

首先，我不認同這種觀點，問問題能否更準確些，應該是南宋奸臣氾濫吧。北宋和南宋性質是不同的，北宋是中國封建社會里的統一王朝裡領土面積最小的朝代，南宋則僅僅是割據政權。既然，問題問題不專業，那咱們就從北宋說起。

其次，誰是奸臣、忠臣真的不好說。主要原因是，當時，經濟思想衝擊傳統官場，幾百年後，晚明時期也出現過這種情況。北宋如此、南宋也如此，晚明同樣如此。都是經濟衝擊下，傳統道德觀起了變化。

北宋末年各種矛盾尖銳，因此，出現了王安石變法，新生了各種事物、打破了各種陳規陋習。就是在這種情況，越南北犯中國，打著的旗號就是：幫助中國除掉王安石這個奸臣。

因此，宋朝所謂的奸臣氾濫要從王安石變法開始。這倒不是說王安石是奸臣，乃是因為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主因就是用人不察。包括蔡京、童貫等都是以改革派自居的。

到了南宋時期，有些奸臣也是如此，只是因為觸動了某個階層的利益被定性為奸臣。例如賈似道的公田問題，就是觸動了地主階級而被文人定性為奸臣的。包括他鬥蟋蟀等行為，在北宋根本算不得什麼，在北宋裸體行為藝術、宮中組織足球比賽等這都是很正常的。

再次，南宋時期的奸臣，特別是末年特別多是實情。包括秦檜、賈似道等判定為奸臣並不為過。除此以外，南宋還有史彌遠以及四木三兇（“四木”是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三兇”指李知孝與梁成大﹑莫澤）等一大批被判定為奸臣的人。可以說，南宋時期奸臣多確實是的。南宋奸臣多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其經濟較為發達，城市化以及外貿經濟、商業等衝擊傳統官場。所以，顯得多了些。

最後，蒙古、元朝統一中國期間，英雄人才確實多，這是不爭的事實。武將咱們就不說了，就說文臣例如耶律楚材、元好問、劉秉忠、王鶚等一大批原金朝的文臣都很厲害。也許，從素質上說，他們不如南宋的忠臣們高。但是，南宋處於一個沒落的封建帝國下，你忠臣再厲害，皇帝不行，也白搭。

在元朝皇帝好戰，意圖統一中國下，中等才智的人才的發揮比在南宋下高等才智的人才更充分，因此，南宋滅亡在所難免。儘管，我們多麼不願意承認，南宋滅亡自然有其貪腐原因、奸臣原因、不思進取原因。儘管，南宋的忠臣同樣也很多，但他們都不能抵擋歷史巨輪。

說實話，這句話都是片面的，因為宋朝文人盛行，元朝武將較多。

中國曆朝都有奸臣，不僅有一般的奸臣，還有貴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奸臣。

但是縱觀歷史數千年，恐怕沒有哪一個朝代出過宋代那麼多奸臣。可以說，宋朝就是一個盛產奸臣的時代。

從宋徽宗趙佶君臨天下到南宋末年這100多年間，可以說奸臣比比皆是。

比較有名的大奸臣除蔡京為首的“北宋六賊”外，其他還有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秦檜、万俟卨、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陳宜中、留夢炎等10多人，這些大奸臣不僅禍亂朝綱，陷害忠良，荼毒百姓，大部分還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墮落成了可恥的漢奸。

兩宋時期，何以前奸後繼、奸臣輩出呢?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探尋的歷史現象。

思之再三，認為造成這一奇異的歷史景觀，大約有下面一些原因。

一、皇帝昏庸無能，導致朝政大權旁落。

在很多朝代，人們都能數出一些比較有作為的君王，尤其在漢唐盛世。

如漢朝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光武帝，唐朝的太宗李世民、一代女皇武則天、年輕時期的玄宗李隆基，即便到了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依然有康熙、雍正、乾隆這樣較有作為的皇帝。

在這樣的皇帝手下，奸臣很難有生存的空間。當然，不能說一個奸臣沒有，只要有皇帝，就會有奸臣出現。

但是，這些皇帝當政的時代不會出現像宋朝那樣奸臣比比皆的奇異景觀。

尤其在宋徽宗以後，當政的皇帝更是一個不如一個，要麼於政治一竅不通，要麼剛愎自用，要麼沉迷玩樂，要麼年幼無知。

在這樣一群昏庸皇帝的治下，那些權欲利慾表現欲欲欲上心的奸臣自然方便欺下瞞上，獨攬朝綱，為所欲為。

主昏必定臣奸，這無疑是千古不變之理。

二、只管發展經濟，罔顧社會公平正義。

在與各朝各代的比較中，宋朝算得上是經濟最繁榮的時期，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是這種繁榮的極好藝術再現。

但是，經濟發展並沒有給百姓帶來實惠，黎民眾庶從來就沒有經濟發展的成果。

這種表面繁榮的背後是豪強不斷兼併土地，造成大量農民破產，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以宰相為代表的大地主利益集團完全佔有了經濟發展成果，官僚成為全社會最富有的階層。而宰相就是這種經濟模式的最高組織者，最大受惠者。

經濟畸形發展，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而朝廷卻沒有制定相應有效的措施來抑制豪強的擴張。

因此，從宋初開始，階級矛盾不斷加劇，各地農民起義時有爆發，在這個過程中，宰相又成了維穩的總指揮。

宋朝，尤其在南宋的許多宰相同時又兼樞密使，即宋代最高軍事長官，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以致權力完全不受制約，極端的權力自然會導致極端的腐敗。

要想保住既得利益，要想呼風喚雨瞞天過海一手遮天，宰相當然得費盡心機使出渾身解數，只要有需要，什麼爾虞我詐、欺上瞞下、結黨營私、打擊報復、栽贓構陷等一切陰謀手段都可以使出來，一代代大奸臣就是這麼煉成的。

三、外患頻仍，奸臣有了更大的表演舞臺。

兩宋採取的都是韜光養晦的基本國策。在外敵虎視眈眈的環境裡，宋朝統治者不要說沒有“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霸氣，就是對咄咄緊逼的入侵者奮起一擊的勇氣都沒有，他們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議和”，即“透過和談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

大宋的所謂“議和”就是實行“送去主義”，不斷給外敵送錢送物，以求一時苟安。

宋真宗時的“澶淵之盟”就是整個宋代議和的縮影。一個貌似強大的國家，因為懼怕遼的威脅，以至於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每年要孝敬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

北宋末到南宋與金、元的“議和”除了輸送錢物之外，還不斷送去土地，最後將大好河山全部送完。

在宋朝，宰相主持內政外交，因此他們在“議和”的舞臺上有足夠的表演空間，也最有可能墮落為賣國求榮的大奸臣，秦檜、史彌遠等多個宰相都親自擔任過議和使臣，其屈膝辱人之狀，直叫人作嘔。

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保全自家的利益，可以任意出賣國家和百姓的利益。

秦檜和金國內外勾結出賣大宋王朝的斑斑奸臣劣跡盡人皆知，這裡不再贅述。這裡舉南宋恭帝時宰相留夢炎為例。

德佑元年，即公元1275年，留夢炎擔任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並拜為右丞相，不久升任左丞相兼樞密使，總督諸路軍馬。

可就是這個宰相兼三軍統帥，一面臨陣退宿，稱病不出，一面卻和元軍暗通款曲，密相往來，第二年竟公開降元。

大宋王朝滅亡了，留夢炎不僅讓自家的一畝三分地毫髮無損，還從新朝的禮部尚書竄升至丞相，繼續享受一人之下的威風。

最可鄙的是，他變節後居然還毫無廉恥地去勸抗戰名臣文天祥投降。留夢炎的經歷最能解釋許多身居高位的大奸臣數典忘祖屈身事敵的終極原因了。

四、頹靡的思想文化，成為誕生奸臣的沃土。

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讀書只為求官，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不復存在，秦檜、留夢炎等眾多宰相都是進士出身甚至狀元及第，最終卻淪落為歷史上最著名的大奸臣、賣國賊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國家不幸詩家幸，如范仲淹、蘇軾、王安石、李清照、辛棄疾、陸游、文天祥等少數讀書人，他們還保有著傳統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創作出了許多光照千秋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