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事很難有一個明確的界限，思想就更是如此。儒墨名法道也不過是人們構建出來的，在自然當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我想大概是為了後人更加便利的瞭解。一些精巧而偉大的發明，本就是為了讓人們過得更懶些，更舒服些。

那麼思想既然沒有明確的界限，那麼誰又能肯定荀子的思想裡沒有法家的思想？我讀過《荀子》感覺《王制》裡就有些法家的思想。具體的我也說不清楚，畢竟我不是搞研究的。

荀子的思想很多，學生自然也不少。韓非子和李斯恰巧認同了他思想中關於法制的部分。這不是最關鍵的，最關鍵的是這兩人都出了名。學生的名氣大了，師傅肯定也會跟著沾光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真正讀過《韓非子》的朋友就該明白，韓非子法制思想的哲學來源是《道德經》。

總而言之：師傅引進門，修行在個人。當你名氣夠大，大多數人都會認為你的出名是老師的功勞。但到底是不是？個人心裡有數。

同為儒門傳承，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而荀子主張人性本惡。孟子由性善論匯出仁政即王道。既然人的本性是善的，道德是天賦，那學習教化就是恢復良知良能，消減慾望從而見本性。孟子的教化是由內而外的修，很明顯這是“內聖”一脈。

荀子由性惡論匯出王霸並用、禮法兼治之道。正因為本性不是善的，如果順著人的本性，就會互相爭利悖亂，所以需要禮教和法治來約束。荀子的思想是“隆禮重法”“援法入禮”的。荀子的教化是由外而內的治，走的是“外王”一脈。

在荀子的主張裡，以法治國，以法約束人性的思想已經很明顯了，那麼在他的弟子裡面出幾位法家大師，也是非常正常的了。

以上是從思想源流上來說，最後還要提兩句外部因素。一個是當時乃戰國，群雄爭霸靠的是實力，所以利於實效的法家佔據上風是一定的。第二個因素是荀子本人三次擔任過稷下學宮的祭酒，相當於校長。所以他的弟子在稷下學宮裡頭整天諸子百家交匯融合，如果只出儒生才是不正常哩。

儒家、法家、道家、兵家、墨家、陰陽家、雜家、名家、縱橫家、小說家、醫家、農家這些學派的分類，最早都是由西漢學者分出來的，春秋戰國時期並沒有這個說法。當時除了農家、醫家這兩個只重視技術的學派、墨家這個高度組織的學派和小說家這個專注於講故事的學派之外，其他幾個學派其實分的並不是特別清楚。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縱橫家和雜家都注重於研究政治軍事方面的學問。這幾家的學者為了研究治國之術，通常會對多種學術都加以研究，然後將自己認為有道理的學說記錄下來，然後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先秦典籍。荀子雖然信奉的是儒家學說，但是荀子的學說和孔孟之道還是有相當大的出入的。相對於孔孟，荀子的法家傾向更加明顯。荀子認為人性惡，所以才有那麼多奸佞邪惡犯上作亂之人。為了實現把社會納入正軌，荀子認為不僅要對人民實行王道教化，還要用刑法等霸道手段來規範人們的行為，用禮樂制度來統帥刑法。這樣人們才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為什麼有些能做有些不能做，做了不能做的事情會遭到怎樣的懲罰，這樣社會才會納入正軌。李斯、韓非兩人在學習的時候，側重學習了荀子學說當中用霸道治國的這一塊，而荀子對禮樂制度的提倡反而忽視了。這就是為什麼荀子是儒家，而他的學生李斯、韓非都是法家人物的原因。

一般在天下太平，沒有戰亂人民生活比較安逸時期，就會出現某些社會問題，如信仰缺失，人與人之間出現爾虞我詐，儒家就會教育民眾道德誠信，在利益面前其實很多人是不會尊崇孔儒思想。當道德教化不能解決現實問題的時候，統治者為了規範人們的行為和思想統一，些時就必需要立法打擊某些利益集團和害人之馬。韓非和李斯由儒家轉而從法家皆因當時的現實情況而改變，並不為奇，真正的讀書人是不會拘泥於學派，因勢而為。

所謂諸子百家，其實只是後人將先秦諸家學說分門別類，加以總結。例如孔子為儒者，後來學習和傳承他學說的人，大多都被分類稱為儒家。

荀子是當時比較著名的學者，更是當時先秦諸家學說的集大成者，所以，不能簡單的將荀子定義為“儒家”。韓非作為他的學生，又身為南韓宗室貴族，自然有機會博覽群書，或在更早時候就接觸過刑名之術。再有就是南韓當時是戰國七雄中最弱小的國家，韓非急於富國強兵，並且因此而看重商鞅的學說，也是在情理之中。

另外，荀子雖強調禮，但是也主張“性惡論”。這和法家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講，法是禮的延伸。而如何保障禮的實行，便是法。所以，韓非不僅實踐並豐富，拓展了老師的學說。而且吸收了諸多其他學派的思想。他的目標是不斷削弱貴族權力，最終達成中央集權的社會制度。

所以嚴格來講，韓非並不是師從於儒家，然後成為法家的代表人物，應該說，他是師從於荀子，所以他吸收、繼承了部分荀子的學說和理論精華，再把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人的學說合而為一，做了最全面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