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在位年僅不到十歲左右，主要職務都分佈在託孤大臣手中，真正執政年數實不能斷定。但他在位年間設定南書房，選用翰林參與機務，除鰲拜，雖說搞過文字獄，但也實施仁政。最有名的莫過於除三藩，搞大炮，與世畀接軌，為後世所讚揚。

糠稀這個“千骨一帝”就是被滿虜和包衣奴才吹出來的，糠鉗剩世在經濟、文化、生活水平、科技和思想等方面跟明朝比都大開歷史倒車，也就是人口增加些，靠的還是明朝引進的番薯。他對中華來說就是侵略者，臺灣作為中華最後一塊領土被滿虜殖民，有什麼值得驕傲的？！雅克薩之戰其實是幾萬清軍打不到一千守在土樓裡的俄軍，清軍火器還不如幾十年前南明的水平。科技上他流放火器專家，不仿製俄國的新式火槍，實施海禁害死300萬人，將中華與世界隔絕。在領土上，他更是把東西伯利亞送給俄國。滿清韃子誤我中華300年，不是領土能彌補的！再說現在的領土都是清末和新中國的漢人奠定的，而不是連老家都能丟的韃子！

康熙在位61年，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康熙政績：

　　1、政治

　　康熙親政不久後，便宣佈停止圈地，放寬墾荒地的免稅年限。他還著手整頓吏治，恢復了京察、大計等考核制度。為了防止被臣下矇蔽欺騙，康熙還親自出京巡視，瞭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還有三次東巡、一次西巡，以及數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此舉極大的促進了康熙對民情的瞭解，他還親自巡視黃河河道，督察河工，並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

　　康熙晚年倦勤，導致官吏貪汙，吏治敗壞。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參劾戶部堂官希福納等侵貪戶部內倉銀六十四萬餘兩，牽連的官吏多達112人。康熙說“朕反覆思之，終夜不寐，若將伊等審問，獲罪之人甚多矣”。最後只把希福納革職，其餘官吏則勒限賠款。

　　2、軍事：

　　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為康熙帝決定撤藩，導致平西王吳三桂起兵反抗清朝政府，其他二藩相繼響應，三藩之亂最終在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被完全撲滅，國家也因此遭受了較大的損失，不過維護了清朝政府的統治。康熙採納了安溪大學士李光地的意見，授明鄭降將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出兵攻克臺灣。在西藏問題上，康熙除了承繼順治帝尊敬並冊封達賴政策外，還派兵於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1718年至1720年）間入藏，擊敗了佔據西藏北部的準噶爾汗國軍隊。此後，清朝分兵駐藏，並任命康濟鼐和頗羅鼐二人協助達賴班禪分理前後藏事務。

　　3、經濟：

　　康熙認為“家給人足，而後世濟”，在繼續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時，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體現了他仁愛的一面。

　　其一，是廢止“圈田令”，即廢止貴族圈近京州縣田地的特權，將土地讓與百姓耕種；康熙在詔書上說：“自後圈佔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

　　其二，延長墾荒的免稅時間。清初規定墾荒三年內免稅，以後改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墾荒田十年後徵稅。這一政策刺激了農民墾荒的積極性，使耕地面積迅速增加。

　　其三，實行更名地政策。對於農民耕種的原先屬於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詔農民可以不必支付田價，照常耕種。對於已交過“易價銀兩”的，可以從來年的常稅中沖洗。

　　其四，蠲免錢糧。康熙提出“藏富於民”的思想，在陝、雲、貴、川、粵等省全國二十多個省區蠲免錢糧丁銀、通賦，其中重大蠲免計32次。並從康熙五十一年（1711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普免天下錢糧。下令“凡遇蠲免之年，免業主七分佃，戶三分。”使佃農也能得到好處。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間，清政府蠲免錢糧共計545次，免除天下錢糧計銀1.5億兩。

　　其五，地丁合一。康熙對按丁徵收丁稅的方法進行改革。改革的經過分為兩步：第一步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決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稅額數作為定額，以後新增人丁，不收丁稅。這就叫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樣丁稅額數便固定下來了；第二步是實行地丁合一。這種辦法先在康熙末年開始行之於廣東、四川等省，到雍正元年（1723年）以後，又相繼在各省普遍推行起來。

　　其六，修治黃河，淮河和永定河。清朝初年，黃河多次氾濫成災，在河南、安徽一帶經常決口，後來竟改道與淮河合流，從今天的蘇北地區入海，既影響了漕運，又使許多良田成了沙洲，嚴重的威脅著國庫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對此，康熙帝表示十分關切。他曾把“三藩、河務、漕運”作為其時三件大事，並親自書寫成條幅，懸掛於宮中大柱上。他選派靳輔為河道總督，又對治河專家陳湟，委以重任。經過十年（1677年—1687年）的辛苦經營，終於使黃河、淮河各歸故道。永定河原名渾河，又稱“小黃河”，在流經北京附近時，常常淤塞成災。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政府招募了十幾萬民夫，在蘆溝橋附近的良鄉到東安，開掘了一條200里長的新河道，使原來的斥鹵之地，成為膏腴良田。康熙曾親自視察，並將渾河改名為“永定河”賦予永遠安定之義。

　　其七，廢除匠籍制度。清朝初年，凡手工業工匠，均另有匠籍，要按政府規定服勞役，或者交納班匠銀代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下令將班匠銀併入田賦中徵收，從而使工匠們擺脫了人身的控制，有利於促進手工業發展。

　　4、文化：

　　康熙強調興禮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詔說：“盛治之世，餘一餘三。蓋倉廩足而禮教興，水旱乃可無虞。比聞小民不知積蓄，一逢歉歲，率致流移。夫興儉化民，食時用禮，惟良有司是賴。”康熙自幼就對儒家學說充滿濃厚興趣，認為“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倦”。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佈清廷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本。

　　他曾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建立了南書房制度，並親臨曲阜拜謁孔廟。康熙還組織編輯與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整合》《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康熙永年曆法》《康熙皇輿全覽圖》等圖書、曆法和地圖。

　　康熙對西方文化也十分感興趣，向來華傳教士學習代數、幾何、天文、醫學等方面的知識 ，並頗有著述。康熙對基督教也很有好感，後來康熙逐漸發現羅馬教廷試圖過多的干預清朝政治，並且皇子信仰基督後以此作為爭權奪利的工具，遂開始有所抵制天主教。也有人指出康熙對科學的所謂興趣，一方面是用來炫耀，另一方面則也是當玩具供他個人取樂消遣的意思。而不是用於實際需要。

　　亦有學者指出，有才華的傳教士被皇帝欣賞和重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被推崇和應用。而在民間，民人與西方傳教士能夠互相交遊，西學在社會中得以自由傳播，亦指出分別由康乾敕輯的叢書－《古今圖書整合》和《四庫全書》亦收錄了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技術。

　　康熙除了學習西方科技之外還會應用實踐，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發現原來的地圖繪製方法相對落後之後，用科學方法和西方儀器繪製全國地圖。康熙亦會利用巡行和出兵之便，實地測量，吸取經驗。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委任耶穌會士雷孝思、白晉、社德美及中國學者何國楝、明安圖等人走遍各省，運用當時最先進的經緯圖法、三角測量法、梯形投影技術等在全國大規模實地測量，並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繪製成《康熙皇輿全覽圖》，其作被稱為在當時世界地理學的最高成就，英國李約瑟亦稱之為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的所有歐洲地圖都要好、更精確。

　　康熙還以巡視之便訪求民間的有才之士，例如將在數學方面有很大成就的梅轂成調進宮中培養深造。梅轂成亦透過學習西方數學知識，重新令在明朝被廢棄的中國古代數學受到重視。

　　康熙對於宗教基本上是寬容的，不僅僅是滿洲的藏傳佛教信仰，他也大致接受基督宗教傳教士講道，還褒封道教白雲觀方丈王常月，並依於門下。

　　康熙時文字獄則相對有所減輕，比較著名的有《南山集》案。戴名世僅僅因為贊同方孝標給南明正名的觀點，結果就被斬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牽連為奴。還有朱方旦案、王錫侯案，以及親政前鰲拜等顧命大臣發起的《明史》案。

　　5、外交：

　　日本：

　　清朝統一臺灣後，康熙由鄭氏那裡瞭解到對日貿易的眾多好處，於是清政府於1685年正式廢除了《遷海令》 ，頒佈了《展海令》 允許人民出海經商。這一開明的政策致使去長崎的唐船驟增三、四倍以上，互市之盛堪稱空前。同年，日本政府則頒佈《貞享令》，規定每年去長崎貿易的總額：中國船貿易額不得超過白銀六千貫，荷蘭船不得超過三千貫。貿易總額超過白銀六千貫後，即禁止此後該年入港的其他中國船舶進行貿易，勒令運回貨物。故來得較晚的中國商船常被禁止入港，不得不駛回中國，不過不少中國船就在日本沿海進行走私貿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達117艘，而該返回中國而從事走私貿易的船達22艘。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貿易的唐船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為防止日本產銅原料之外流，幕府公佈《正德新令》，限止每歲赴日唐船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長崎者自行減少。

　　俄國：

　　《尼布楚條約》簽訂不久，沙俄就向清政府提出派人來華學習中國文化。俄華人主要想學喇嘛教經典，因為在沙俄新拓展的東方領土上，很多民眾都信奉喇嘛教。另外，俄華人來華，還想學習滿漢文字，以便更好地瞭解中國。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派圖理琛等人，前往俄國轄境撫綏土爾扈特部。作為交換，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為首的教士團回訪北京。

　　歐洲：

　　康熙曾經委派傳教士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返回歐洲招募人才，希望增進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法國漢學家杜赫德指出，在清朝康熙年間，原本閉關鎖國的中國逐漸向外界開放，並維持著國內、近鄰貿易以及歐洲貿易。甚至說“全歐洲的貿易量都無法跟巨大的中國貿易量相比”。並且形容中國的各個省就相當於歐洲的王國，他們都拿各自的特產來進行貿易，而且有了聯盟保護的趨勢，這種趨勢佔據著所有的城市。以致於大臣們都在商業領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許多官員都把自己的資金委託信譽好的商人代理，以圖自己的資產能在貿易往來中穩健增值。並總結說除了那最貧苦的家庭，（華人）都能透過各自的商業活動能輕鬆過上小康生活。

　　同時記載了清朝市集的繁華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貿易情況，稱“中國商人都會在做買賣時表現的看上去很真誠，特別是同外華人做生意時；他們總是儘可能的抬高商品價格，而且他們在行銷自己的商品時通常沒有任何顧慮。”　

　清朝跟日本、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馬尼拉以及歐洲也有貿易來往。甚至中國還做轉手生意，把從歐洲進口的布匹出口轉銷日本。

　　《全球通史》裡亦指出，康熙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急劇膨脹且發展快速，大量的茶葉、絲綢、棉布、瓷器和漆器經廣州口岸運往歐洲銷售。

　　康熙還派間諜出訪蒙古、中亞，收集各國情報，回國呈報，書中甚至很清楚記錄了大北方戰爭和查理十二的事蹟。

　　6、海禁、弛禁：

　　有說法是，為了打擊鄭氏臺灣，康熙初年實行了遷界禁海政策，規定沿海30裡的居民內遷，片板不準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實行，後又推廣到廣東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劃定一個瀕海範圍，設立界碑，乃至修建界牆，強制處在這個範圍內的沿海居民遷移，有敢不遷移的，殺無赦，有敢越界的，也殺無赦。

　　康熙七年（1668年），在鄭氏已退居臺灣的情況下，清廷開始弛海禁，並以廣東先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國內戰爭基本結束，康熙意識到開海勢在必行：“開海貿易，謂於閩、粵邊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財貨流通，各省具有裨益。且出海貿易，非貧民所能，富商大賈，懋遷有無，薄徵其稅，不致累民，可充閩粵兵餉，以免腹裡省分轉輸協濟之勞。腹裡省分錢糧有餘，小民又獲安養，故令開海貿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內一統，寰宇寧謐，滿漢人民相同一體，令出洋貿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開海貿易。”並於第二年，“在於粵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雲臺山”分別設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管理對外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