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始於先秦。從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直至後來的詩歌與散文，經歷了數千年的發展。不管是才高八斗的曹子建，詩酒風流的李太白，還是千古文豪蘇東坡…等等。其文學的影響力，深入人心。先秦諸子百家，伊始有言，人之初，性本善。或有言，人之初，性本惡。但不論怎樣，我們應記得:好人好夢。柳宗元寫過一篇《捕蛇者說》，嫉惡向善之文也。文學也可以揚善，也可以揭惡。但不論如何，都在引起廣大讀者的共鳴。傳揚美德，所謂上善若水，厚德載物。範公寫的《岳陽樓記》，堪稱文學文章之典範，其言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揭露的本就是一個矛盾並存的世界，所以需要我們自己去甄別

雖然人們經常將真善美放在一起說，但事實上，真善美三者並不統一。

真的東西未必善和美，比如蟲子就很真實，但肯欣賞蟲子的人就很少，大便也很真實，恐怕也不會有人圍觀。同理，善與美也經常是矛盾的，在小說中，常有“有趣的壞蛋與乏味的好人”的現象，主角太完美，常讓人生厭，倒是壞蛋比較有趣。

三者之間為何有衝突？因善是人工的標準，會隨時代、文化而變化，同樣，美也是人工的標準，不同民族、不同環境的中，人們對美的理解也不一樣。華人畫上帝，一般是華人的模樣，非洲人畫上帝，一般是黑人的模樣，歐洲人畫上帝，一般是白人的牧羊。

既然善和美都非客觀標準，那麼只有一個標準是相對客觀的，那就是“真”。

如果小說是反應“真”，自然就要展現世界的真實面目，其中也包括人性的醜惡。所以在相當時期，小說變成探尋人類精神邊界的工具。

比如通姦，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但有了安娜·卡列尼娜，我們就會覺得通姦者可能也很可愛，比如殺人犯，過去看就是壞蛋，但有了科爾尼科夫，我們發覺他也能接受，比如一心往上爬的人，過去認為是小人，但有了於連，我們會為他的命運感到悲傷，覺得他其實也是受害者，值得我們同情。

如果說文學只為道德教化，那麼我們就會錯過很多生動的小說人物，就會失去許多道德教育的體驗，就會對世界的真實缺乏足夠的瞭解，就無法變得更寬容。

換言之，文學與人類的道德敏感是相關的，但它不受道德律條的約束，它有自己的規則，只有尊重它，才可能有好小說，反而可能培養出更豐富、更有趣味也更有道德感的人。而一個麻木者，由於他精神是殘缺的，往往在道德上也是不太完滿的。

不過，片面強調小說的“真”也有副作用，那就是無非給小說的美以定位，只能用“驚異”“好奇"來評判小說優劣，這就用傳播價值替代了小說的內在價值，造成小說品質下降，只要能討好，什麼都算小說，這其實也未必是正確的。

總之，文學的目的並不是用善惡二元的視角就能定義的，因此這個問題是一個偽問題，本身不成立。

謝邀。語文，語是口頭表達，文是書面表達，表達的是心意，即思想。如果世界如童話可以截然分善惡，那我個人支援善思，再善語善文，即好好作人，並把這層立意表達出來，影響別人，讓世界更美好。但顯然善惡是遊移流動乃至互相轉化的。如劉慈欣在《三體，黑森》中那樣須要定量分析宇宙文明的善惡，由此類推，善惡須一事一議，且拘於時空條件。 文學是源於且服務於人性的，人性有動物性和社會性兩個方便。這裡有人說求“爽”，這就偏於動物性，即覽卷狂喜狂怒狂悲狂笑之類，達心靈人慾乃至肉體腺體的愉悅。而社會性則偏於知識與經驗與感悟，較常見的有禪師文和雞湯文等。此二者並非對立，怎樣揉捏在於作者。文字即載道，拉雜成篇更是意態萬千，至於你到底想說什麼，那已經不是文學，而是政治了。

真正的文學沒必要揭示善惡，因為文學標準不是倫理標準。

一部好的文學作品，應該以“真善美”為最終的主題，而並不是一味的去揭示善，或者美，這一類的道理，來掩蓋它真正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