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應和天人合一是本質不同的。陰陽五行論和陰陽五行亦然。歷史人物董，於現實講，他只屬於他的時代;於當下仁見仁智見智。大師只是專材代稱，儒學也只是古之論，真偽自辯/辨。能與其合是客觀與其感是主觀。是非對錯，重在實處。

董仲舒當然是大師，我們舉幾個例子，體會體會他厲害的地方，儒學在經典體系上本於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然後因孔子和孟子的發揮，形成《論語》和《孟子》，其實沒有一個整體的理論體系，是董仲舒把這個理論體系建立起來的，他提出《春秋》為六經之本，在儒家思想的整合上以《春秋》為根本，用《春秋》把儒家的六經串連起來，《春秋》透過二百多年的歷史事實的呈現把世間的道理告訴人們，歷史是人事經驗智慧的總結，他說《春秋》裡所記的二百多年的歷史，是“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儒家理想的仁義，成為《春秋》的總綱，他說這句話特別好：

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這種仁義觀，是很有價值的。比如董仲舒講《春秋》裡記載了齊桓公抓捕陳國的奸臣袁濤塗的故事，我們應該怎麼理解這個故事？歷史上這個袁濤塗專幹壞事，抓捕他是糾正錯誤，是對的，但董仲舒卻提出依據《春秋》的立場，其實是在批評桓公，因為桓公這是去糾正別人的錯誤，並沒有遵守義之法。

此外，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董仲舒宣揚的大一統的觀念意義重大，是對漢帝國現實的承認和迴應，從此中國歷史和文化對於“統一”有了信仰，此前是沒有的，秦的統一是順應天時，但卻不順應人心的，秦的統一，人人喊打，秦亡以後，項羽只能搞分封，因為人心所向都是要“復國”，大一統理論出來以後，統一才成了中國的人心所向，以後凡是搞分裂的，都再也不得人心了。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第一大轉折，奠定了此後二千年中國歷史的基本形態，小國寡民再也不是華人的主流思想了。

還有就早天人感應，現代人一聽到天人感應，就以為是“封建迷信”，是落後的東西。其實不然，這是非常偉大的發明。大家仔細想一想，天人感應對誰有利，對皇帝是不利的，如果說沒有天人感應，則擁有天命的皇帝可以隨便解釋天意，而天人感應為監督皇權、限制皇權提供了可操作性。天災水旱等自然災害是陰陽五行的組合執行出了問題，意味著天意在向君主提出警告，而這種警告中，陰陽五行的組合執行究竟在哪裡出了問題？即帝國的政治執行究竟在哪裡出了問題的解釋權就在精英知識分子手中。這個意義之重大，一直以來可能被低估了，這事實上是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理論上爭取到了與皇帝分庭抗禮的權力。

我們說到大師云云，都必須明確“大師”的標準。這個標準不用非要用一二三四很清晰的表示，而是有一個相對的參考即可。類似於，假如我們是在認同“季羨林先生是國學大師”的意義上，來理解“儒學大師”的含義，那麼董仲舒無可爭議地必須算是儒學大師。但假如我們是以“孔子是儒學大師”這個標準，來評判董仲舒在學術史、思想史上的地位，那麼可能得到的結論就是董仲舒不一定算是大師，大概稱其為“重要學者”更為保險一些。

由於儒家存在不同學術路徑而產生的不同學術系譜，在不同的學術系譜之下，董仲舒的地位也就有很大不同。如果從題主使用的“儒學”這個詞背後隱含的學術立場來說的話，董仲舒直到元代才開始從祀孔廟，甚至到明代才真正在孔廟中取得了比較穩固的地位，就不要說跟孔門七十二賢人相比，那麼比之於程朱陸王都是有所不及的——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還願意承認董仲舒是大師，當然也是沒問題的，只要大家可以接受大師如過江之鯽，不產生審美疲勞即可。

朱熹

但是我們如果從另一條學術路徑來看，經學在漢代得以獨尊，直接原因就來自於董仲舒對策。就算我們用唯物史觀來看，儒家成為王朝時代的統治思想是大勢所趨，並不取決於董仲舒。但是，董仲舒依然是實現這一歷史程序的歷史承擔者之一，也是除了漢武帝以外，最重要的那一位歷史承擔者。這是他學術上的不祧之祖孔夫子也未能完成的志業，日後所有被列入國家學額的學生都是蒙他之福。再加上他的學術創穫，正是由他而引出了日後的經學發展史。我們又會發現，其實董仲舒幾乎可以說是除了周公與孔子之外，最重要的一個人物。所以董仲舒到底算不算是大師，或是到底該算是什麼樣的人物，取決於我們的標準，以及我們所擇取的學術路徑。

孔子

儒學是什麼？君本位的統治思想，都是關於人治、等級、規矩方面的內容。司馬遷說的好：人倫可取，其它散而無要。董仲舒是哪方面的大師，你可以百度一下。

董仲舒是當之無愧的儒學大師，他所鼓吹的天人感應的世界觀對於漢代的學術和政治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董仲舒的代表作便是《春秋繁露》，這本書是融合了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為一體的大成之作。

在這部著作裡，董仲舒把天體執行，四季交替，人體生理，政府組織架構等等交織成為一個龐大，複雜而和諧的整體。在這個體系裡，牽一髮而動全身，陰陽和五行相對相剋相生，保持著微妙的統一和動態的平衡。在這個神奇的體系內，大環境的變化可以嚴重影響小環境的平衡；反過來，一個微小的區域性的變動，也可以反映大系統的失衡。

而董仲舒的宇宙觀嚴重影響了漢朝的學術和政治，這種週期觀點，萬物都有源頭的觀念影響了華人的宇宙觀，時間觀，對於中醫，曆法，史觀都體現出了這個特點。甚至漢代的皇帝，針對天命更新的理論，也做出了具體的調整，希望自己的皇權能夠順應宇宙天地的所謂天命，能夠長久的維持下去。比如漢武帝到了晚年就非常頻繁的改換年號，希望自己的執政能保持“新”的姿態，王莽篡位，立國號為“新”，大量製造所謂祥瑞，證明自己是天選之子。後來劉玄起兵反王莽，也把年號叫做“更始”，也就是從心開始的意思。

儘管現代人對於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頗有怨言，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整合先秦百家思想，形成統一認識的道路上，董仲舒無疑是做了最多的工作。

董仲舒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思想，讓知識分子擁有了為天地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自信和價值觀，擁有了解釋世界，批評帝王執政的勇氣，這對於儒生這個階層來講，無疑是最為榮耀的歷史階段。

相比後代被王權服務的犬儒時代，彼時的書生，該是多麼的意氣風發！

無論如何，只要誰戴上儒家帽，踏上儒家靴，罩上儒家衣，然後，再寫上幾遍儒字，以及搖光晃腦詠幾聲“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以及“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以及“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慼慼”，以及“仁義禮智信”……如此假模假樣，偽顏虛裡的表演一通，也就算是“儒家”了。封建社會里是這樣，如今的新中國新時代裡——那些表裡如一，厚顏無恥的追求個人成功者，不亦自稱是儒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