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詡可稱三國第一謀士。這是從兩層意義上講的，一是其所謀之奇之準，其所謀影響之巨，無愧於第一謀士之稱；二是因為他是最典型意義上的謀士，不像諸葛亮身擔丞相之職，重在治國安邦，也不像周瑜承荷將帥之任，長於領兵作戰。賈詡更無意於成為擁兵自重、稱霸一方的軍閥，他的身份永遠在幕後，他不斷地從某個將軍深厚的帷幕後閃身而出，表面上是獻計，實際上卻往往收到替將軍作主的效果。

如果我們認可曹操是千古一梟雄的話，在三國時代，真正在謀略上擊敗曹操，並讓曹操本人都佩服的人，就是賈詡了。

賈詡給人的感覺是，像一個把謀略本身當作一種美，只追求謀略才華之展示的唯美主義者：只要自己的計謀有用武之地，他並不在乎江山變色。他先後投靠的段煨、劉表和張繡，竟然都是自己內心頗為鄙視的。他為李傕、郭汜出主意，也決不是要真心輔佐他們。賈詡之所以在分明看出張繡沒有遠大前途的前提下，仍毅然委身於張繡帳下，僅僅是因為張繡能夠對他言聽計從，能使他的謀略得以展示。

當年陳壽撰《三國志》時，曾將賈詡與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並列立傳，引起了注家裴松之的不滿。雲：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周澤雄先生更認為，是賈詡挑動李傕、郭汜反上長安、又間接導致李、郭二人在長安城外自相殘殺，隨著李傕、郭汜的反戈一擊，東漢再也沒有喘過氣來，由此認為賈詡犯下滔天奇罪，為東漢元惡之一。

賈詡真的是時代的罪人嗎？我認為對人物的理解要回到他的時代，要看到他的地域文化背景的影響。

東漢末年，禮教已無法維繫人心，喊著忠義的人往往是舉著忠義的旗號，追求自己的目的。個人在道德失範的同時，又要面隊風雨飄搖的亂世。在這個亂世，個體生命沒有任何保障，軍閥混戰、外族劫掠、強盜橫行、天災不斷，在這樣一個黃天變色的時代，所有的道德都要讓位於生存的需要。而這些矛盾在賈詡的出生地——武威，又是尤其地尖銳突出。僻處西涼的武威，仁義禮教的道德規範本來就淡薄，與遊牧民族鬥爭與雜處的生活體驗、嚴峻的生存環境的考驗是賈詡不會去在意那些已經變得虛偽的道德，他的謀略只是關注生存，以他和他周邊的人的生存為第一義，因為沒有精神束縛，他可以縱橫馳騁地展現自己的謀略才華。正是在這種精神自由中，他的謀略達到了權變的極至。

賈詡並不是歷史的罪人，他是歷史的一顆棋子，他以時代所賦予他的性格和才華，在不自覺中完成了對一箇舊王朝體制的摧毀。舊的體制不摧毀，新的個人及個人精神便不可能誕生。

我們是無法簡單地用道德的眼光來評價賈詡這個奇人的。他像一個在亂世中游戲人生的人。他不追求權勢，但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他對哪個勢力都沒有真正的感情，冷眼看待天下的滄桑沉浮；他把施展才華看作一種樂趣，笑盈盈地看著事件按照自己所預期的那樣發展；你可以說他無情，但在那個時代，當太多的有情只是虛偽的面具，賈詡有理由選擇做一個旁觀者和唯美主義的遊戲者。

需要指出的是，陳壽由於距離三國亂世時代較近，能夠感受和理解那個時代非道德化的時代精神，對那個時代的英雄主義和唯美主義（兩者在精神內涵上是一致的）能夠以一種讚許的眼光看待。而後來南朝裴松之因感受於他的時代由於與北方異族政權的對抗而重新興起的道德主義，所以無法認可賈詡的非道德化行為，並對荀彧等人作出自己所認為的道德化解釋。而賈詡本人正是由於擺脫了道德的束縛，才獲得了精神自由，併成為三國第一謀士

善謀國者，多不顧身荀彧郭嘉是也。身國兼謀者，賈文和是也，千古不怠。不顧身者，一主賞之，家國兩利者，千萬人神往而不能至。固有是說也。